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视域下的百年大变局探析

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提出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成为对世界发展形势全面、全新的论断。如何理解百年大变局的深刻内涵,是国内学者近两年的研究重点之一。以马克思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世界交往思想为指导,对百年大变局的世界交往本质,经济交往变革、政治交往变革、文化交往变革等内容,以及由冲突向合作的演化路径进行探析,发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望成为未来国际秩序发展的新思路。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探析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认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关键阶段,深刻认识这一矛盾,对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解决和处理我国目前发展中的各种现实问题,并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政治哲学视域中马克思生命理论探析

马克思变革了传统政治思维,使人的生命成为现代政治新的理论基点。其生命理论的发展逻辑,表现为生命的异化和异化的生命、生命的生产和生产的生命、生命的资本化和资本的生命化。他通过资本权力批判,揭示了生命理论的内核,强调资本权力在现代社会实现的双重转换,即商品经济使货币成为社会交往的中介,雇佣劳动使人的生命成为商品。资本权力运行的现实载体是工厂规训,人的生命在工厂中受到时间规训、机器规训、制度规训,最终成为一种受资本权力控制的生命工具。为此,马克思将人的发展作为其生命理论的价值旨归。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本质与世界意义

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如何走向现代化问题的探索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19世纪40至60年代,马克思基于对西方现代化生成逻辑和历史进程的客观分析,探讨了西方殖民侵略对东方落后国家的“双重使命”,认为东方社会必然以资本主义方式走向现代化;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马克思则着重分析了东方社会经历特殊途径实现跨越式发展,以非资本主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可能性。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创的中国式现代化便是对马克思晚年关于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现代化”理论设想的有效证成,它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本质。中国式现代化在实践中建构了“非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中国方案,为超越西方现代化贡献了中国智慧,为发展中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了中国经验。     

马克思按劳分配理论视域下的居民消费

为社会主义生产者谋利益是按劳分配的目的,劳动和劳动时间是按劳分配的前提和标准,消费资料是按劳分配的对象,完善的社会保障是按劳分配的内在要求,存在"资产阶级权利"是按劳分配的弊病等思想是马克思按劳分配理论中蕴涵的注重居民消费需求的闪光思想。这些思想可成为扩大居民消费的理论生长点:坚持以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为根本;建立劳动权益主导下的利益共享机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加注重分配公平。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中的中国道路

随着生产力与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各民族间相互孤立与封闭的状态被相互依存所取代,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这种客观趋势。"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构成了一个特殊的时代场域,中国道路通过对外开放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扩大对外经济文化交往积极回应世界历史进程;吸取资本主义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利用资本形式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中国道路的伟大创新;把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与立足点,是中国道路始终秉持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     

现代性视域下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浅析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提出的异化劳动理论概括了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阐述了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者同他的劳动产品及劳动本身的关系。它为马克思主义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重新审视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厘清这一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与深远历史影响,对于在现实中扬弃异化劳动、最终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马克思分工理论的社会关系分析向度

社会关系理论是马克思社会历史观的"理论中轴",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实际上内涵着人类不断建构、解构和重构社会关系的理论底蕴。由于分工意味着生产条件和劳动者在不同生产领域和不同主体之间的匹配关系,它"决定着生产的全部性质和全部运动"。马克思对分工所作的社会关系分析,其基本意涵在于:从分工与生产劳动特别是异化劳动的内在联系、分工与所有制形式的内在联系、分工与社会关系共同体、分工与世界历史的内在联系等角度来加以考察,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其社会关系理论。     

马克思和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比较探析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科学地揭示了市民社会的形成、实质及与政治国家的关系,是研究市民社会理论的重要基础。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理论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从鼎盛到后现代的转变,对文化体系和交往行为的研究是其理论特点,"公共领域""生活世界"是其理论核心。对马克思和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更深入、更全面地理解二者的理论。     

论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视域中的社会运行与制度调节

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视域中的制度是对象化活动尺度的具体化以及社会有机体运行关系的集合,其自身亦具有对象化活动的属性。作为总体的社会运行机制,是在历时与共时的发展中规范着社会有机体整体及实践主体的人的发展,作为具体的社会运行机制,则是包括社会动力、整合、激励、控制、保障机制在内调节社会有机体诸要素和关系协调、良性运行和发展的规范性总和。同时,制度本身对于社会有机体的运行亦具有积极与消极作用,制度创新与变迁成为必要。     

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

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不再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是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     

从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观到当代社会观——市民社会理论视域下的中国"社会建设"

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首先是市民社会与野蛮社会的分离,其次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最后是市民社会与经济社会的分离。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观处于第二个阶段,他剖析了现代市民社会的产生和内在矛盾,揭示了市民社会的本质和发展方向。中国的“社会”正处于西方市民社会发展的第二阶段。而其历史背景却处于西方第二和第三阶段交错的现代性背景中。根据历史的经验与中国的现实,中国目前的社会建设首先要健全市场经济体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其次要加强以改善民生为主的社会建设,培育公民社会;最后要促进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克服市民社会的内在矛盾。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视域下我国意识形态工作新理路论析

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证明社会主要矛盾与意识形态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当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对意识形态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挑战。为此,意识形态工作应当创新思路,着重从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等方面入手,为有效应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提供重要保障、创造良好条件。     

浅谈亚当·斯密与马克思分工理论的比较

亚当·斯密和马克思都曾经重点探讨过分工的问题。他们的分工理论各有侧重,研究探讨马克思与亚当·斯密分工理论的异同点对当前转变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转移,缓解就业压力,促进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分工与个性理论的生态意蕴

在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综述与综合性研究过程中,也需要通过马克思的具体理论观点和方法来挖掘和丰富马克思的生态思想。从马克思的分工与个性理论角度来看,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发挥分工共同目标性的强大凝聚作用,打破分工壁垒,实现生态化分工体系与个性化劳动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从而促进经济社会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发展。     

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探析公安社会管理创新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提升公安社会管理职能至关重要的问题。公安社会管理创新是有效防控社会矛盾激化的重要路径,必须充分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历史性新变化的新特点,直面社会日益增长的法治需要对法治公安建设的新要求,日益增长的公正需要对公安执法工作的新要求,日益增长的安全需要对公安社会管理的新要求,坚持以新理念对待社会矛盾转化,以新视角看待社会矛盾转化,以新实践防控社会矛盾激化。     

马克思多维视阈下社会公平思想探析

马克思从历史维度、人本维度、制度维度三个基本视角,剖析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同社会形态中的不公平现象和问题,阐明了社会公平的主要内容和本质特征,并且得出了只有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人类社会公平的结论。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思想与中国市民社会建构

一、马克思市民社会的理论本质市民社会这一概念的使用并非马克思独创,早在马克思以前就有很多政治家和思想家使用。马克思批判继承了这一概念并赋予其新的内涵。这一概念的发生和发展可以从以下两个阶段进行分析：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探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势必带来社会发展各方面的变化。以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来审视当前的基层社会治理,可以清楚地看到,基层社会治理存在自治能力不足、依法治理理念不够深入、形式主义现象依然存在、行政化特征明显和多元共治机制不畅等问题。要适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对基层社会治理提出的新要求,应该在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制下,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基层,充分发挥基层群众自治的积极作用,发挥法治保障功能和科技支撑作用,推动基层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协同各方治理主体,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协商治理模式,构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