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外干预的新趋向

对外干预贯穿整个美国外交史, 并且对各个时期的国际关系都产生过重 大影响。冷战后十年来, 美国依据自身实力的变化和其全球战略的调整, 提出“新干 涉主义”理论, 美国的对外干预逐步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提出预防性外交、注重经济 性手段、频繁地使用武力、更多利用联盟关系等。这势必将对21 世纪的国际关系产 生重大的影响     

美国：从中亚到南高加索

“9·11”事件后，美国军事力量进入中亚和南高加索地区，使欧亚大陆中部的国际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作为美国反恐的基地，该地区的战略地位显著提高。     

哈斯的规制主义和美国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

针对冷战时代的特征和趋势,美国国际问题专家和学者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或范式,哈斯称冷战后时代为"失规制时代".哈斯认为,在这一失规制时代中,美国对外政策中原已存在的互相竞争的六大原则(霸权主义、孤立主义、新保守主义、经济主义、人道主义、现实主义)代表了可供选择的主要范围,但哈斯认为其中任何一种单个原则都不能为美国下一阶段的对外政策指明方向.而只有几种原则的有机组合,即"规制主义"才能解决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哈斯"失规制时代"比较接近于反映冷战后世界的现实.实际上,海湾战争、波黑维和行动、科索沃危机、野蛮轰炸南联盟都是对美国这种对外政策最好的诠释.     

南亚地区合作：从地区认同的构建到地区主义的形成

冷战的结束使地理空间的认同取代了意识形态的认同。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进一步加深,地区合作成为各国谋求进一步发展的主要手段和行动取向。然而,由于历史和地缘政治的因素,南亚地区最大的两个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一直没有实现关系正常化,阻碍了地区合作的进展。建立稳定的印巴关系,推进制度化建设和互信建设,培育地区认同,南亚地区可以通过合作安全实现地区整合。南亚地区实现合作安全取决于印度对自身在南亚的身份定位及对参与南亚地区合作自我意识的建立。     

从一大到八大：古巴共产党的发展

1965年古巴共产党成立。10年后,古共于1975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一大),并于1980年、1986年、1991年、1997年、2011年、2016年和2021年先后召开了第二至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每次党代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推动古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建党56年来,古共通过不断加强执政能力的建设,一直保持着党的先进性并不断巩固其执政地位。古共能根据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与时俱进,适时修改党纲和党章。在新形势下,古共坚持马列主义和马蒂思想,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对军队和一切工作的领导,确保古巴不变颜色。古共根据形势的发展,审时度势,及时调整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和计划,调整古巴的对外方针和政策,坚决反击美国的贸易禁运、经济封锁、军事威胁、外交孤立和颠覆活动,经受住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严峻考验。古共领导古巴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在更新经济和社会模式、发展对外关系中取得了显著成就。     

从TPP到IPEF：美国亚太经济战略的制度创新

拜登政府虽然宣布回归多边主义,但并未重返“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而是创建“印太经济框架”（IPEF）这一新型区域经济架构。IPEF“四大支柱”明确了美国所要关注的重点方向和关键领域,不同支柱之间的相互关系又勾勒出美国在亚太地区践行经济战略的具体行动路径。与TPP相比,IPEF在战略方式、组织架构、合作形式等方面均与之存在实质性差异。两者都可以被视为美国在亚太“竞赢中国”的地缘经济武器,但IPEF的推出是美国根据现实变化做出的战略制度创新,既是其适应自身政治和经济条件的需要,又是为配合大国竞争与争取盟伴国家支持的需要。IPEF的推出标志着美国亚太区域经济战略的再转型,其目标是有的放矢地削弱中国经济优势。     

美国例外论是美国霸权主义对外政策的思想基础

今年9月,俄罗斯总统普京撰文批评美国对外政策的“美国例外论”,引发美国官方及媒体专栏作家的反弹。长期以来,推行霸权主义一直是美国的基本对外政策,其思想基础就是“美国例外论”。“美国例外论”思想早在美国建国时就产生并指导美国对外扩张的“天命论”思想,为美国对外推行帝国一霸权主义政策辩护。冷战结束后,美国一超独大,更加无视一切国际法,接连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或滥用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扩大动武范围,或抛开联合国安理会采取单边主义行动,或打着民主旗号干涉别国内政,奥巴马更是肆无忌惮地利用现代技术监控各国政治、外交、经济和军事情况,在反恐中不顾主权国家的反对杀害无辜平民,把美国自己制造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转嫁其他国家,等等。美国对外政策的思想基础——“例外论”,理应受到国际社会的批评。     

美国与上海合作组织:从布什到奥巴马

随着奥巴马政府调整美国的外交政策和阿富汗局势的恶化,有迹象显示美国可能会改变对上海合作组织的政策,从务实的角度加强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发展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关系。     

美国对外干预政策调整面临的国内政策环境

奥巴马政府对利比亚采取的干预行动,引起国内较大争议.支持者们对这种“新干预模式”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它在争取合作、控制成本方面做出的努力,在相当程度上可成为今后美国海外干预行动的“范本”.而批评者们则认为,新政策过度倚重多边合作,“从背后领导”,给人的印象是美国干预国际事务意愿减弱,不利于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和影响力.要认识新干预政策是否、或将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美国外交政策的走向,需要对它所面临的国内政策环境有较全面的了解,包括:它引发的争议;争议背后的基本认识分歧;受到的竞选政治影响;有关的民意变化趋势.     

尼克松与美国的对外关系

美国第三十七届总统尼克松辞职已经九年了。美国《芝加哥论坛报》1982年初作了一次民意调查,评选最佳和最差的总统各十名,尼克松被评为最差的总统之一。在美国,人们对尼克松在国内事务和外交上的作为,褒     

从亚太到“印太”：美国地区安全战略的变迁与回归

拜登政府对“印太”地区的重视程度远超冷战结束后的任何一届美国政府,美国为充实印太战略采取了诸多政策行动：增加在本地区的军事存在和战略资产,强化和固化原有的“轴辐体系”,拓展或创设新型多边合作架构,提出诸如重建更美好的世界、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印太经济框架等全球性或地区性新型倡议,将美国与各国的合作拓展到政治、经济、技术和安全诸多领域,致力于建构排斥中国的制度安排。至此,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完全转型为印太战略,其政策目标愈益明晰,政策手段丰富多元,美国与盟友的关系从等级制转向扁平化,该战略覆盖的地理范围拓展到本地区每一个角落。经过冷战结束后三十年的经济全球化洗礼、大国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地区一体化的种种尝试,亚太地区正面临再次成为地缘政治竞技场的风险,美国针对的国家从冷战时期的苏联转向如今的中国。美国的印太战略或者对华战略能否奏效,并不单纯取决于美国的战略规划,还将受到其他因素的深刻影响。     

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

建国60 多年来,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 锦涛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与时俱进,大胆创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 的时代观,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利益观,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处理国际事务的方法,为马克思主 义外交思想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拉丁美洲与美国文化外交的起源

文化外交在美国对外战略中占据着显著的地位,对美国实现其外交目标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美国政府在官方层面上利用文化作为外交的一个武器却比较晚,正式开始于二战期间,而且首先是在拉丁美洲实施的。因此,美国文化外交的起源与拉美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化外交在拉美地区的“试验”可以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为美国政府在战时和战后把文化外交扩大到其他地区积累了很多有价值的经验。     

美国对外战略的调整与中美关系

冷战后,由于亚太和中国在美国对外战略中地位的提升,以及美国明显加强在亚太地区的战略部署,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尽管"9.11"事件后,中美关系出现某些改善迹象,但仍没有改变美国亚太战略尤其是对华战略的基本布局和调整方向.     

科索沃政治发展：从托管到“独立”

科索沃的政治发展在两个层面上运行，一是在政治权力归属上，由联合国向欧盟和科索沃当局过渡；二是在政治体制建设上，构建并实行议会制和三权分立、并关注社群权利保护的体制模式。在这两个层面的发展中，科索沃独特的国际地位和内部环境既提供了动力，也构成了障碍。     

美国外交中的本土主义:历史传统与新发展

美国的本土主义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社会根基,在历史上曾对例外主义、孤立主义、重商主义、爱国主义和尚武精神等美国外交传统产生影响。近年来,美国的本土主义思想再次上升,其背后有内部思想、经济和外部结构原因,并将在一定时期内成为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在本土主义影响下,美国外交可能出现防御性单边主义、经济功利主义、单向度的孤立主义等新特征。     

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看其对外政策

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两个基本要素,它们各自的内容和含义随着时代和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矛盾。美国外交政策的演变就是这两个要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其走向是寻求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平衡。二次大战后,美国对华政策也基本按照这个模式演变,但意识形态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消极影响不可低估。     

美国对外决策机制的变化与中美关系

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很多。从美国对华政策角度分析 ,我们不能忽视美国对外决策机制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冷战期间 ,对苏遏制战略在美国国内有高度共识 ,因而其对外政策的制定相对简单 ,即所受内部因素干扰的程度较小。首先 ,就行政与立法部门比较而言 ,美国对外政策的决策权主要集中在行政部门。其次 ,就行政部门内部而言 ,则体现为“白宫中心”模式 ,国家安全委员会往往成为总统管理对外事务所依赖的主要机构。第三 ,社会因素在美国对外政策制定中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包括有各种背景的智库、学者、大众传媒、利益集团、公众舆论 ,等等 ,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