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前《资本论》在中国的传播与诠释

自19世纪末马克思之名第一次在中国出现，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初具规模，马克思及《资本论》在中国的传播与诠释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从传播主体看，经历了从自由派传教士、维新改良派到资产阶级革命派，再到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变化；从传播路径看，理论层面的译介主要是假道日本而来，实践层面的动力则主要来自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从诠释旨趣看，历经了用马克思主义佐证进化改良之必须，到证明暴力革命尤其是三民主义的合法性，最后成为支持社会主义革命的理据。这一传播和诠释历程，一方面展示出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另一方面也表明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具有历史必然性。     

内容与路径:《向导》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研究

《向导》周报自创办以来,就以马克思主义传播为主要工作之一。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内容主要集中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关于阶级斗争理论、关于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和理论联系实际等问题,《向导》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路径呈现出多样化和切合实际的特点。因此,《向导》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主要载体之一,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指导了中国的革命,提升了党员的理论水平。     

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人物衡石及其历史贡献

作为国内首次以忠于原著的形式翻译恩格斯经典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译者，“衡石”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做出了突出贡献却尚不为学界所认识。“衡石”即吴江人李衡石，其在《觉悟》发表的系列译作传播了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并且深入到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译作《科学的社会主义》系统地向国人传播了从唯物史观视角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深刻矛盾，无产阶级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取代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衡石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既是上海先进思想传播群体和传播场域中思想激荡的产物，又是五四时期各种“主义”交锋的缩影。“衡石”在平民教育的发展、外交主权的伸张以及先进思想的传播等方面做出了贡献，是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群体的一个代表。     

传播学视域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

从传播学视域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可视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从传播效果分析,存在一定的受众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认知层面上不全面、不充分,在心理和态度层面上不接受、不认可,在行为层面上不践行。面对这些问题,应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者、受众、传播内容和传播载体等方面进行路径优化。在传播者方面,端正其态度,提升其信誉度,提高其权威性;在受众方面,加强其教育,使其受益,激发其热情;在传播内容方面,使其接地气、通俗化,喜闻乐见;在传播载体方面,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多样化手段、方式、途径大力传播。     

论五四时期的“主义文化”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影响

深化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问题,应积极思考和探索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来说,非常直接而且真正有效的思想土壤和背景。五四时期的主义文化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文化现象,已经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人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语境,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提供了资源,同时,主义文化的某些特性,也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带来了曲折。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学术研讨会征文启事

正2018年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卡尔·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也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共产党宣言》问世170周年。马克思主义不仅影响了近代世界的历史发展,同时深刻改变了近代中国的命运走向。为纪念马克思主义给中国带来的深远影响,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研究和学术交     

《反杜林论》中的自由观理论转向及其当代价值

在马克思主义自由观产生以前,旧自由观的唯心特质使其在实践层面未能解决实现个人自由这一现实问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从自由观的客观必然性、社会历史性、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制约性等方面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自由观,完成了自由观的理论转向。《反杜林论》中自由观的理论转向不仅从实践层面解决了个人自由的实现问题,而且对明晰当代中国社会个人自由实现问题的理论来源,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星火与燎原

正2018年5月,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近两个世纪以来,他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西学东渐和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思想革命。长期以来,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和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长沙、济南等建立中共早期组织的地区,弄清楚像重庆这样的中国西部内陆地区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情况,可以从空间上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情况,进一步证明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是非的三个问题

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新作《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最成功之处一是用大量史料基本厘清了马克思主义如何从日本传到中国;二是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其缺点主要是未能正确把握中国社会历史大局,未能正确回答"近代中国何以会有共产党?";另外,对于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方面缺乏深入研究.2006年8月26日《光明日报》刊登的三篇对石川及其新著的批评,是断章取义,有失学者水准,应当在承认其优点的同时,也看到其缺点,进行真正的学术评判.     

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中国化的探索——以《社会进化史》为中心的考察

蔡和森在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的基础上，在上海大学讲授“社会进化史”，整理出版中国第一部研究社会发展史的著作《社会进化史》。蔡和森最早运用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从家庭家族、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和进化，具体阐述人类社会进化历史，详细阐析人类社会进化的根本原因，科学阐释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不仅对教育青年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走上革命道路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对于译介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产生了深远影响，开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社会发展史的先河。因此，《社会进化史》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中国化探索作出了重要贡献。     

1919-1921年日本马克思主义在《民国日报·觉悟》上的宣介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由国外传入国内的过程中,日本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日本马克思主义先驱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影响深远。中国的旅日知识分子和留日学生承担着传播主体的重任,他们积极在报刊杂志上撰文,向国人宣传马克思主义,《觉悟》就是众多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报刊杂志之一。本文主要通过对1919—1921年刊载于《觉悟》有关日本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学说的译介和日本社会主义团体的文章进行研究和评述,理性认识并正确评价日本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影响。     

论科学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

科学主义思潮是中国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思潮之一。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主要体现在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创造了思想条件，准备了组织力量，直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同时它也给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带来了科学主义的倾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分析

马克思主义作为在欧洲民族土壤里滋生和发展起来的科学理论 ,之所以为近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和民族所接受而中国化 ,这首先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本质要求 ,它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前提 ;中国当时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需要一种崭新的理论武器 ,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契机 ;马克思主义作为普遍真理 ,它是整个人类文明的结晶 ,是世界性的理论 ,它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进步要素具有价值契合点和学理上的相似性 ,这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获得了文化根据 ;通过俄国马克思主义这一中介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很快得到传播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乃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亚当·斯密及其《国富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亚当.斯密及其《国富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传入阶段,主要以传教士和少数中国人为代表,简单介绍亚当.斯密及其理论;扩展阶段,主要以严复、梁启超为代表,介绍并开始运用亚当.斯密的理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深化阶段,以归国留学生和国内学者为代表,不仅出现了研究性的论著,而且被当作马克思主义的来源的辅助读物。这个过程,反映了亚当.斯密理论深入中国社会的程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背景的深层分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文章从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背景出发论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主要论述三方面问题:一是近代中国儒家文化的困境及其独尊地位的终结;二是西方思潮的传播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理路。     

中国共产党组织在近代海军中的组建与途径(一)

<正>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等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席卷全中国,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一批先进分子相继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也影响了近代中国海军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诞生。本文拟对中国共产党组织在近代海军中的组建情况做一番梳理。     

论人类文明新形态对马克思恩格斯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理论的继承与超越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创造的先进文明。它汲取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在时、空、质等不同维度与马克思恩格斯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理论有着一脉相承的价值追求;不仅在理论层面、方法论层面和实践层面对马克思恩格斯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理论予以科学继承,而且从马克思主义文明体系、社会主义事业全局和人类共同价值的高度实现了对马克思恩格斯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理论的超越。     

书报评论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中国得到了复兴,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出了新的要求。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各种途径中,书报评论是一个相对特殊却又至关重要的途径,引导着读者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选择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把书报评论工作提上了日程,依托《书报评论》、《申报》流通图书馆、《读书生活》、《读书半月刊》与《生活学校》等平台,相继占领与扩大了诸多进行书报评论的阵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社联实事求是地评价了当时流行的社会科学书籍,揭露与批评了各种潜在的错误思想与观点;社联引导读者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向读者推荐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社联还通过读书问答栏目传播马克思主义,回答了读者在读书过程中遭遇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每周评论》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早期传播

《每周评论》是中国国内较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刊物,它抨击了反动军阀的黑暗统治,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刊物在报道世界革命动态的同时,还积极关注国内劳动界现状,注重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社会现实。《每周评论》作为宣传媒介,引导了许多同类刊物的发展;作为小型政治刊物,启发了劳工阶级觉悟,鼓舞和指导了工人群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着不容忽视的贡献。     

论上海解放一年里《文汇报》对马克思主义的推广

报纸是推广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载体。各地解放后,满足新中国政权建设等诸多政治需要,文化战线上的主要任务是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文汇报》虽不是党报,但作为具有进步历史传统的报纸,在上海解放后便顺理成章地承担起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使命,并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时代化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本研究节选上海解放后一年里《文汇报》对马克思主义的报道,从对文本的综合分析能够发现,这一年里,该报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宣传之势。但《文汇报》对马克思主义的推广并非水到渠成,政权交接之期,国家、社会以及报纸整体性转型的特殊性造就了马克思主义推广的复杂样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