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拒绝“划江而治”始末

20世纪40年代末,国共大决战胜负显见,国民党800万精锐丧尽,内外交困的蒋介石被迫于1949年1月21日下野,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李     

毛泽东拒绝“划江而治”始末

20世纪40年代末，国共大决战胜负显见，国民党800万精锐丧尽，内外交困的蒋介石被迫于1949年1月21日下野，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李宗仁上任后，就与白崇禧达成共识：与中共谈判，以求早日结束内战。他们安排曾以桂系特使身份与中共秘密接触多年的刘仲容作为密使北上。     

再论斯大林是否曾劝阻中共与国民党“划江而治”

苏联是否曾劝告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划江而治问题是研究解放战争时期中苏关系的热点问题。本文通过对斯大林与毛泽东在1949年1月间关于国共调停的电报内容、米高扬秘密访华提出建立联合政府和苏联大使馆随国民党政权南迁广州等历史事件,进一步证实了斯大林曾有劝告中共与国民党"划江而治"的动机。二战后,苏联采取双重的对华政策,反映了苏联对待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和斯大林矛盾复杂的心理。     

批评斯大林:毛泽东称之为思想上的“解放战争”

<正>1956年9月24日,毛泽东会见应邀参加中共八大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谈到因苏共二十大引发的对斯大林的批评时,说了这样一段话:"对斯大林的批评,我们人民中有些人还不满意。但是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这也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切磋”

1949年1月6日至17日,在中苏关系史上颇具历史意义.在这期间,毛泽东和斯大林就如何结束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的统治,频繁交换函电,商谈对策.这些电报,探讨了如何应对国民党提出的所谓和平谈判问题、如何回答国民政府邀请英美法苏四国政府居间调停国共停战议和的问题、建立联合政府的过程中如何对待民主人士的问题以及苏联援助问题等等.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与国民党谈判的八项条件,基本上反映了毛泽东与斯大林往来函电的内容.这些函电,对当时中国政治形势的进一步发展乃至新中国的内政外交,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于斯大林是否劝阻中共渡江问题再分析

在斯大林是否曾"劝阻中共渡过长江"的问题上,上世纪80年代中国史学界曾进行过热烈争论.1994年俄国学者齐赫文斯基在俄国<近现代史>杂志发表了<1949年1月的函电往来>一文,公布了斯大林与毛泽东就国共和谈问题的往来电报,有的学者根据1月14日电报,认为斯大林没有"劝阻渡江".①笔者在俄罗斯查到了斯大林与毛泽东往来函电的原件以及其他原始文件,依据这些文件对斯大林是否曾劝阻中共渡江问题试做一次新的辨析,认为斯大林的几封电报及1949年1月底米高扬所说的"联合政府"就是斯大林"劝阻渡江"的根据.     

关于“科瓦廖夫报告”的几点思考

从科瓦廖夫的身分和报告的内容来看,他于1949年12月24日上交给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是为配合毛泽东访问苏联精心准备的。斯大林把报告交给毛泽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弥补在中苏条约签订问题上由于苏方的拖延而造成的中方不满,同时也提醒毛泽东不要自以为是。毛泽东见到报告后不仅对科瓦廖夫和苏方不满,而且对报告中所提到的薄一波、李立三等产生了某种怀疑,后又把高岗的一系列宗派活动与报告联系起来。     

毛泽东送给斯大林的寿礼

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70岁生日。为了给斯大林选寿礼,12月1日,毛泽东亲自起草给中共山东分局的电报,明确要求：“斯大林同志今年十二月廿一日七十大寿,中央决定送山东出产的大黄芽白菜、大萝卜、大葱、大梨子做寿礼。”每祥5000斤共2万斤,由中央派飞机到济南接运,并要求“注意选择最好的”。     

解放战争后期毛泽东与斯大林关系探秘

毛泽东和斯大林是20世纪世界的两位历史巨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尤其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伟大导师。毛泽东和斯大林在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有共识,也有分歧;有深厚的友谊,亲密的合作,主动的配合,也有矛盾和斗争。期大林及其领导的苏联,对中国革命作过重大的贡献,也发生过严重的失误;有过宝贵的支持和援助,也有过错误的干扰。但总体而言,两人之间的关系,友谊、合作、配合是主流。尤其是解放战争进入到关键时刻,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关系也达到了历史上最为亲密的程度。     

西安事变斯大林的第二份“密电”之谜

西安事变中斯大林发给中共中央的"密电",目前所知道的有两份。第一份是西安事变次日发出的,迫使中共中央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以商讨对策。第二份是指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其著述中发表的有关内容,而学界在迄今为止的相关研究中一直含糊其辞悬而未决,甚至还有意无意地加以回避,似乎想当然地认为对这份电报的深入研究会多少削弱中共中央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所起的作用,以致这份"密电"显得分外扑朔迷离神秘莫测。其实,历史事实恰恰相反。     

坚持依法治国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

坚持依法治国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是邓小平同志民主法制思想的精髓。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 ,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愿望 ,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客观要求 ,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 ,是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执政水平的有效途径     

依法治国——德治与法治相互融通的治国方略

新时期 ,在中国所发生的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转折就是 ,社会主义事业在政治路线上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大转移 ,在经济体制上亦逐步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此同时 ,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也取得了巨大成就 ,逐步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从而实现了从“人治”到“法治”的重大转变。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江泽民同志站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长远发展的全局高度 ,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方略。笔者认为 ,“以德治国”的方略 ,从根本上说是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相互融通的 ,“…     

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途径

该文主要从法治的角度，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法治管理的先进经验和文明成果，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用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观点，系统地论述了依法治国的含义、选择依法治国道路的依据及依法治国的内容和要求；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剖析了依法治国须具备的条件和我国法制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用科学发展观的观点，明晰地提出了依法治国的路径。     

法治型应急管理:法治思维下的突发事件应对——兼论运用法治思维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随着后现代风险社会的到来,公共危机事件的常态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由此提出的时代课题是如何实现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法治化,这也是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意。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是一种非常态的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方式,其本身的要素特征及矛盾关系使得应急管理法治化建设实践出现困境与失灵。这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既凸显了法治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暴露出一些法治短板。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法治化建设的基本理路主要体现在明确法治思维的指向、遵循法治基本原则、树立法治底线,以及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综合发力等方面。     

李大钊农村改造思想考察——基于《青年与农村》的解读

五四运动前夕,李大钊在<青年与农村>中呼吁青年知识分子到农村去,改造农村并进而改造社会.这一主张与俄国民粹派"到民间去"的运动在实践方面有某种近似性,如强调农民的重要性和精神上的优越性,强调青年对于农村觉醒的责任等.但是,二者在思想内涵上有着根本不同,尤其在认识农村传统、资本主义以及知识分子与农民的关系等方面存在原则差异.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执政党的科学治国方略

文章认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对毛泽东、邓小平治国方略的继承和发展。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二者之间辩证统一、相辅相成,二者结合是执政党科学的治国方略。此外,文章还深入探讨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指导原则、基本途径和关键环节。     

党的执政生态变化与统一战线的整合功能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党的执政生态环境不断发生变化,结构变迁、制度转换、文化多元化渗透,使各种矛盾、利益冲突不断出现,为实现不同利益的整合,进一步开拓政治资源,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步伐,在新时期继续发挥统一战线的功能,尤为重要.     

证券非公开发行法律制度的反思与变革——以中美比较为视角

在奉行大证券法加豁免的美国,私募基金一贯享受品种、载体、管理人等三重注册豁免.金融危机促使监管升级,多项法律草案相继向国会提交并终获通过,私募基金以间接形式被纳入美国联邦注册的变革已成现实.以往采取小证券法路径的我国,通过法律修订及部门规章实施,基本树立了证券非公开发行规范的框架.但是,我国的证券非公开发行制度仍存在发起人计算、募集方式界定、私募证券转售限制等方面的问题.同时,既有规范在实践中也常遭遇规避或漠视.因此,证监会、银监会、发改委等机构协调和完善对证券非公开发行活动的监管十分必要.     

坚持“依法执政”实现“执政为民”

依法执政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时期实现执政为民的基本途径和保障,依法执政就是通过法律的形式将人民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强制力的保障,使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权益得以实现.为此,必须完善法律体系,提高立法质量,树立法律尤其是宪法的权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     

"八大"路线未能坚持和贯彻的深层原因

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1956年9月召开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大会指出,在我们基本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群众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