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主义"的走向与中美关系

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是以单边主义、“政权更迭”和先发制人式预防战争为特征的“布什主义”,其目的是追求美国的绝对军事优势和美利坚帝国。本文在对“布什主义”的实质,产生的学理背景和社会根源,以及其内在的矛盾和外部的阻力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推测未来几年美国外交政策走向和对中美关系的可能影响。本文认为,布什的美国远比一个新兴的崛起大国更加危险,但“布什主义”的内在矛盾、美国有限的资源和国内政治制度决定了它的前途并不看好。“布什主义”对中美关系影响有限,美国已开始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并试图通过接触,适应日益崛起的中国,保证其对华政策有双重保险。     

"复杂性"与中美关系结构的新变化

本文着重考察布什政府上台以来,中美关系的“复杂性”特征在两国关系结构的三个方面的体现和演化。作者认为,近年来中美之间的相互认知模式正经历转型。中美两国对双边关系的全面性和重要性的理解日益接近,但双方在把握中美关系的基本形态和内涵上将继续保持一定的认知差距和不对称。其中,美国通过不断提出新的中国意象/中国观,力图继续主导中美关系的话语权。与此同时,中美两国的利益互动模式面临新一轮重组,双方利益层面上的契合与矛盾又有新发展。     

中美关系面临考验--布什新政府对华政策

美国新政府上台以来,进行了针对中国的全球战略调整,其对华政策逐渐向右转,呈现强硬态势.本文认为,保守主义势力抬头是美国新政府对华政策调整的主要国内因素,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应对中国的崛起和挑战则是其外部考虑.美国新政府的对华正在面临抉择,中美关系再次面临考验.     

美国关于危机管理的理论与实践 --以中美关系为例

美国从冷战时期开始就逐渐发展起一套危机管理的理论、机制和方式.中美危机管理是美国在国际政治中进行危机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政府在中美危机管理中既运用其一般意义的危机管理理论和机制,也有一些独特的指导思想和方式.这些对中美危机控制的实践有重要影响.冷战结束后,中美两国在实践中都积累了一些危机管理经验,并开始建立某些危机管理机制.由于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的不同,中美两国现有危机管理机制差异较大,需要较长时间的磨合与适应.影响中美危机管理的主要因素包括实力对比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危机的结构、各自国家的对外战略、国内政治因素、盟国和盟友关系、文化和价值观念等.     

网络空间的中美关系:竞争、冲突与合作

在中美关系各领域,网络空间问题在极短时间具有了极其重要的意义。网络空间不仅对传统中美关系形成了冲击,而且还引发了相应的博弈与竞争,如网络空间治理权之争、网络战略优势竞争,以及与之相随的网络技术优势的夺取、网络军备竞赛和网络话语权竞争等。网络事务管理的主权性与网络空间运行的开放性之间的矛盾构成中美关系网络冲突的根源。网络空间的全球性及世界各国所面临的网络信息安全等共同威胁,促成了中美关系在网络空间的合作,如在网络治理的国际制度建设、应对网络犯罪、技术合作、网络冲突控制等方面。避免网络空间的中美关系走向安全困境,需要相对稳定的实践。对网络监管和网络主权的认同、建立中美网络空间的战略互信是实践的重要方面。     

中国外部环境建设中的中美关系

中国的外部环境主要包括发展环境和安全环境,二者在建设中的要求和资源配置有明显差别,甚至存在矛盾,国家需要统筹协调。美国在中国外部环境建设中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不可替代的合作伙伴,又是位居首位的竞争对手。因此,发展中美关系,推动其走向新型大国关系,对中国外部环境建设至关重要。     

邓小平与1977年之后的中美关系

本文对1977年之后至90年代初,邓小平在处理中美关系问题上所采取的政策和策略进行考察和评估,认为邓小平的决断是促成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因素之一,他从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出发,努力促进中美经济贸易的发展,不仅为中国引进了大量的资金和技术,而且为稳定中美关系的大局构筑了一个新的战略支点.邓小平在1989年中美关系跌入低谷后所采取的一系列对策,使中国在西方的制裁面前,稳住了阵脚,并成功地把中美关系稳定在一定的战略水平之上.     

中美关系解冻的舆论准备 ——富布赖特的"中国听证会"

美国的政治体制和安排决定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能够对美国外交政策发挥举足轻重的影响。富布赖特在担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期间,主持参议院“中国听证会”,邀请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和学者出席,向政府决策者和普通公众更全面地展示中国,帮助他们正确地认识中国。他主持的听证会在美国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富布赖特的“中国听证会”为尼克松任上开始的中美关系解冻进行了舆论准备。     

鲍大可与中美关系正常化

鲍大可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和中美关系的积极推动者 ,他毕生致力于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因篇幅所限 ,本文主要考察了鲍大可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一关键过程中所做的贡献。文章首先探讨了他在 6 0年代初关于中美关系的新思考———缓和与松动中美关系 ,随后探讨了他在两方面为推动中美关系的缓和与改善而进行的不懈努力 ,即推动国内对华舆论转变和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每一关键时刻向美国决策者提供的具体政策建议。     

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的“双领导体制”

21世纪初以来,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均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中国在国际经济、贸易和金融领域中开始发挥领头羊的作用。与此同时,美国作为全球范围内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军事、安全及政治领域仍然发挥着决定性的领导作用。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不同领域中分别发挥领导作用的现象,即本文所说的"双领导体制"。这一"双领导体制"不仅建立了中美两国在特定领域内优势互补的发展模式,也将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亚太地区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的稳定与发展。     

超越国家利益--探寻对20世纪90年代中美关系的知觉性解释

在过去十年里,中美关系历尽波折.一个困扰许多观察家的问题是究竟中美关系可以用系统性变量加以解释,亦或它只是一系列力量相互作用而产生的随机性结果?本文力图超越现实主义观或日"国家利益"取向对中美关系的解释,以期为理解中美关系提供一个知觉性的解释.基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本文归纳出了数个分析性假设.通过对中美在1995-1996年间台海危机时战略互动的个案例研究,作者对这些假设进行了验证,从而发现了导致危机不断升级的错误知觉的数个可能来源.在文章的最后,作者尝试归纳出一个解释国家间关系变化的分析框架.     

浅论中美关系的大环境和发展趋势

中美关系的国际大环境是:“一超多强”的大国关系基本稳定,全球非传统安全问题突出。2005年是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最平稳、最成熟的一年,脱离了“非敌即友”的简单逻辑。美国明确地把中国定位为崛起的大国,视为仅次于伊斯兰激进势力的战略对手。中美双边问题日益多边化,特别是在中日摩擦增加的情况下,中美日三边互动具有重要意义。台湾问题暂时不处于中美关系的中心位置,有利于两岸关系的良性互动。     

中美关系中的俄罗斯因素

中美关系不仅受到各自国内因素的制约,而且也受到外部因素的制约,包括受到俄罗斯的影响。本文分析了当前中美关系中俄罗斯因素的现实,并从文化的视角阐述了俄罗斯因素的长远影响,最后得出四点结论。     

从"进攻"到"防御"--美国公共外交战略的角色变迁

公共外交是指一国政府对国外民众的外交形式,即"通过情报信息和交流项目引导国外民众和舆论制造者,以提高美国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的行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一直是美国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常设工具冷战期间成为进攻性的战略武器,为赢得冷战立下汗马功劳;冷战结束以后一度被打入冷宫,"9·11"事件后重新得宠,旨在解决"世界为何仇恨美国"的问题,实施对象重点放在阿拉伯与穆斯林世界,具有很强的防御性和应急性.但布什政府将"先发制人"与公共外交战略并重,发动"反恐"战争,将美国面临的挑战简单归结为与世界的沟通问题,兼之公共外交战略在操作上的文化差异,因而刚出茅庐即遇挫折实属情理之中.如何把危机公共外交转变为平时状态的公共外交战略,是今后美国政府面对的重大挑战.     

民主国家同盟战略与意识形态话语下的中美关系

民主国家同盟是美国普林斯顿国家安全研究报告提出的核心概念.这一概念是对美国大西洋战略的经验总结和理论诠释,在亚太地区则通过美、日、澳、印四国同盟倡议的提出和实施得以体现.近年来美国与日、澳、印等所谓民主国家进一步加强了军事交流与合作,显示出美国对外战略,尤其是对华战略中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考虑.民主国家同盟战略若变成现实,美国势必加大输出民主和人权的力度,从而将对中国施加更大的意识形态压力.这种情势无疑将使中国对外战略在21世纪面临某种不确定性,相应的调整和应对在所难免.     

"新帝国论"与美国"整合外交"

近来,"新帝国论"频频出现于美国的舆论之中,包括美国一些重量级的美国学者、精英均在谈论新的"美利坚帝国".这种新帝国思想理念和政策取向的主要体现是反恐谋霸,追求绝对霸权、绝对领导、绝对安全和绝对军事优势."新帝国论"的出现与美国历史发展轨迹和现实因素密切相关.美国决策者认为,"9·11"事件的发生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的情况相似,"最重要的是要抓住这一机会重新界定美国的利益和对国际机制的立场",并以"整合主义"替代"遏制政策".对于难以通过"整合"手段达到目的的对象,可采取孤立、遏制和"先发制人"的策略.但是,美国是否会面临历史上帝国最终都曾经历的过度扩张导致失败这一困境,尚待观察.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美国对华政策

约翰逊政府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前,事实上已完成了对华政策转变的准备工作,并进入到试探性的具体实施阶段。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红卫兵”运动的冲击和极左思潮的影响,美国曾一度害怕中国内部的动乱会“影响”亚洲邻国。但从总体上看,约翰逊政府改善对华关系的试探性举措并没有大的改变。“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对美国表现出的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也曾做出过积极表示。但由于两国长期彼此敌视,缺乏信任,加之两国国内政治、国际局势变化的影响,最终使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两国关系仍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大国关系

本文从大国关系的角度,对布什政府最近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内容、特点及背景进行了分析,认为《报告》反映了布什政府对"9·11"事件后世界总体形势的判断,阐述了美国单超独霸的计划和理论,勾划了今后一段时间的国家安全战略,突显了反恐和本土安全问题,强调了大国合作的重要性.作者认为,布什政府强调大国合作的主要动因是反恐的现实需要和维持美国全面优势的长远目标,巩固欧亚盟国和调整同俄、印、中关系则是其重点.在此背景下,《报告》对中美关系的评估具有明显的两重性,布什政府需要在反恐等问题上加强同中国的合作,但又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它对中国的担心和防范.《报告》所提出的各种战略并不完全等同于实际政策,因此必须全面客观地分析《报告》,方能纵览全局和把握方向.     

美国与上海合作组织:认知、关系和未来

本文在阅读美国智库研究报告、学者论著及美国政府官方文件的基础上,考察了美国政府对上海合作组织的认知、政策及前景。文章认为,美国对上合组织的认知经历了一个从漠视到怀疑、重视的过程,其转折点是2005年上合组织阿斯塔纳峰会。美国对上合组织的政策也随之进行了一定的调整。美国国内主流观点认为,美国必须与上合组织积极接触、对话,防止它成为俄罗斯和中国主导中亚的工具。本文认为,客观上讲,由于美国与上合组织的关系直接影响双方在中亚的利益,因此双方有进行良性互动的必要;而双方在中亚的利益交汇也为良性互动提供了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