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再组织化与代表制度的重塑——垫江“两代表一委员”联系群众制度探析

转型中国正面临着社会再组织化的重构,这必然会带来公私领域在管理方式、互动模式以及更深层次权力结构的深刻调整。本文从这一视角解读重庆市垫江县的"两代表一委员"联系群众制度,认为这一制度创新的治理价值不仅在于将法律文本的制度设计长效化,更在于它对于政治系统的全面影响,主要体现为转变自上而下的单一政治沟通方式和再造以科层体系为主体的政策生产结构。通过"两代表一委员"制度平台收集的反映事项总体呈现抛物线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其制度绩效,特别是那些交办部门具有较强资源供给的反映事项,由于信息可及性提高的情况下能够迅速、有效地得以解决,反之科层组织则通过项目整合或解释告知的无效反馈。这一制度创新存续还需要在若干关键问题上进行突破,包括再组织存续的内在激励机制、与政府科层组织的权力对接环节以及与现有自治组织的社会兼容问题。     

政府与制度创新

在阐述制度创新对社会发展之作用的基础上 ,对政府主导的制度创新和多元主体的制度创新作了分析 ,指出 :“多元主体的制度创新结构有利于经济发展 ,而形成这一创新结构的关键是对政府权力的适度、合理制约。     

权利向农民回归——福建光泽县农村“户代表议事会议”制度见闻

今年2月21日中共中央2006年一号文件《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八个部分的最后一部分提出，“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完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乡村治理机制。”光泽县委推行的“户代表议事会议”制度，是结合当地实际、探索乡村治理机制的产物。这一制度的创新，点燃了农民参与乡土政治生活的热情。让我们看到了权利向农民回归，民意向决策机构聚集的可喜景象。农民们在参与乡村治理中，疏通了利益诉求的渠道，     

加强代表工作发挥代表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人大代表是人民代表大会的主体．是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是代表广大人民行使管理国家事务权力的使者。重视和做好代表工作，是完善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客观要求。近年来．大通县人大常委会在县委的领导下．认真贯彻中央9号文件精神，坚持不懈地把代表工作作为基础性、全局性工作来抓，人大代表的社会地位越来越得到尊重．     

从科层结构到平台结构:基于数字化时代企业权力的合法性重建

合法性是企业权力的题中之义,企业权力关系往往通过组织结构的安排来体现,权力与组织结构相互建构,从科层结构向平台结构的转变,昭示着企业权力的重置,这一变化的实质是数字化时代企业权力合法性的重建.科层结构因奉行工具理性的本质契合了工业化社会追求企业效率至上的要求而获得成功,因此而为其赢得了合法性.随着后工业化社会的到来,社会的价值取向日益转向对价值理性的关注和追求,于是引发了人们对工业化社会片面追求工具理性的反思:科层结构所表现的由工具理性压制价值理性的状况与后工业化社会的价值转向是格格不入的,由此成为触发合法性危机的重要诱因.近些年兴起的平台结构以其扁平化、去中心和无边界的耗散结构回应了数字化时代对个体价值、自主管理和合作共赢的诉求,消解了科层结构的合法性危机,为重建合法性奠定了价值基础、制度基础和有效性基础.     

切实做好代表工作 充分发挥代表作用

人大代表既是国家权力机关的主体，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又是反映人民群众意愿、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渠道。加强代表工作，充分发挥代表作用，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根本性、基础性的重要工作。共和县认真贯彻各级党委关于进一步加强代表工作、发挥代表作用的新要求，切实推进代表工作，发挥各级人大代表在我县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干部高配制度：一种权责均衡的治理机制——基于鄂西经济发达镇的考察

化解乡镇权责失衡难题的关键是通过治理机制创新实现权力资源的重新配置。面对经济发达镇治理事务总量多难度大、干部激励手段欠缺、条块分割矛盾凸显等负重运转困境,干部高配制度的出现推动乡镇从权责失衡走向权责均衡。一方面,干部高配制度在科层体制内部构造出层级分明的政治激励结构,充分调动了党政主职、乡镇副职以及一线工作人员的主体性,积极推动乡镇各项治理任务扎实落地;另一方面,干部高配制度打破了乡镇政府与上级部门条块之间权力与责任的常规化配置,促使二者从平级协调关系转向层级压力关系,激活了经济发达镇协调体制内资源完成特定治理任务的能力,成为制度化破解条块分割矛盾的有效路径。干部高配制度的有效运行离不开体制提供的合法性基础和正式权力支撑,同时也离不开其与科层体制的匹配性及与基层社会的适应性。     

和谐宪政——美好社会的理念与制度

积极、稳妥地推进宪政体制的改革能够为建构和谐社会打下坚实的制度性基础和基本框架。彻底改革中国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在宪法和宪政的基础上整合人为的社会断裂结构，并且努力建构和实现一个多元的社会结构，包括重新认识和评价社会组织、团体在社会和国家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重视对社团管理、引导和指导；大力加强、加快“社团”立法，积极促进政府与“社团”的良性互动，以及改革和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变成真正的民意代表机关；应当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成员构成进行大力的调整，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内设立和实行“督察专员制度”和“人民监督委员会制度”，并建立“反应与选择”的机制。     

改革关键期从政价值取向的偏差与矫正——基于风险社会理论的视角

从风险社会理论的视角看，我国改革关键期从政者中出现的“双重人格”、“权力期权化”及“裸官”等偏差的价值取向。既是受传统社会关系结构及现行政治权力结构的影响，又是在现代化特征影响下对知识的反思性运用，也是群体文化心理认同偏差的结果。因此，矫正这一偏差要强化廉洁从政的思想教育、规范廉洁从政的制度约束和优化廉洁从政的权力监督。     

中国政党制度百年演进的历史逻辑

中国政党制度经过“五个历史环节”的结构转型、“四个历史阶段”的平台升级，正朝着“一个历史趋向”实现模式创新，在百年演进中展现出不同于西方的历史逻辑。这就是，围绕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通过结构转型实现政治力量同向整合，通过平台升级走上新的政治发展道路，并将通过模式创新促进中国的政治文明更加成熟。     

双重嵌入：以数字技术打破基层治理中的条块分割

文章聚焦破解条块分割这一基层治理中的结构性难题。数字技术通过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权力、规则和信息等结构要素，优化了科层运行机制，有助于打破条块分割，提高基层治理的回应力，具体包括：通过结构嵌入，改变科层内外权力运行机制，重塑权责关系。同时，改变科层僵硬规则，创造柔性边界和组织弹性；通过关系嵌入，推动主体地位发生变化，重塑主体间网络关系。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目标：建立公共审批制度

计划审批是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的主要方式,计划审批造成了取代市场调节、压抑社会活力、阻碍科技创新、增加社会交易成本的不良后果,已经严重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必须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革。我国当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公共审批制度,政府只保留对核心公共事务的审批权力,其它非核心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的审批则全部“非政府化”、“非审批化”,交由非政府组织和企业、个人自我监管和自治监管。     

我国实行PPP制度的基本法律问题

本文论述了我国实行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的几个基本法律问题.项目管理是判断PPP法律内涵的前提性依据,用以区别“合作国家”和“合作治理”等广义政治关系.PFI和特许经营等合作模式来源于商业交易惯例和传统作法,引入国的认同和模式要素组合应当尊重历史演化过程和经济互惠结构.PPP合作模式的适用范围受到行政机关部门职责及其分工的影响,行政部门的作用应当反映合作模式与行政规制方式的内在联系,以减少因权限争议提升规制成本.项目合作的法律形式是合同.多方面因素决定着合同属性的制度选择.本文主张实行以民事合同为主的制度,法定事项与约定事项可以分离,行政机关作为当事人和法定监管机关的法律地位也可以分离.     

代表主体与民主政治问题调查研究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这一制度的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代表受人民委托,行使国家权力.代表主体作用的发挥,关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成效,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成效.     

轴心制度与政治体系——现代国家建设研究新视角

一种政治体系(political system)的存续与运作主要依靠其内部的政治制度体系(political institution system)的运作来完成,当然在政治体系的存续与运作过程中,政治组织(political organization)、政治机构、(political construction)政治意识形态(political ideology)以及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也都各自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的作用,但是其间的关系以及运作程序仍然要依赖于政治制度的规范与运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治制度渗透进入了政治体系内部的各个要素中,发挥着重要的规范与调节作用.在历史制度主义理论研究的视野中,不仅制度本身具有重要的作用,并且我们对制度的考察也必然限定在一定的历史的时空中.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认识在某一历史时空下的政治制度群及其内部主导性制度的作用的发挥.因此,本文的研究是从政治体系内部的政治制度体系中的主导性制度或制度体系的运作出发,来考察这种主导性的制度或制度体系对于政治体系的存续与运作的重要作用.     

进一步加强我国多党合作中的民主监督和制度建设--学习借鉴为我所用

西方政治民主实践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有许多可以学习和借鉴之处,笔者从发展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角度,着重对“权力制衡制度”和“法制权威”等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指出在我国政治民主建设中应在这两方面加以学习和借鉴,加强民主监督和制度建设,加快政治民主建设的进程。     

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

政治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国家恒定、永久的任务和使命，而在现阶段，与时俱进地加强实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全面创新，执政方式创新，决策机制创新，领导方式创新，以及司法机制、干部人事制度与社会综合治理等等创新，其关键在于做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因而，必须改革与完善执政党的领导，建设法治政府，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公共政策。     

财政制度变革与社会经济发展

财政规定认可了不同主体的基本地位和基本权利,决定了不同主体的“生活机会”。它是权力资源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之间进行配置,以及在不同主体之间——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进行配置的结果。财政制度是一国最基本的制度安排,不同的财政制度决定了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对中央-地方力量格局的再探讨——基于权力手段与权力类型的分析

中央-地方关系历来是研究中国政治的焦点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研究都从“分权”的视角出发，认为分权导致了中央权力弱化，并将再集权作为加强中央控制力的必然选择。但是，不论是在分权或是再集权下，地方主义导致中央政策无法顺利执行的现象都是长期存在的，这就需要对中央权力弱化的原因做进一步挖掘。本文运用罗伯特·达尔的权力理论，指出“集权-分权”视角的缺陷在于将“权力基础”错误地当作买际权力，而要深入研究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权力关系，就应当关注中央的“权力手段”。同时，本文还结合迈克尔·曼关于强制性权力和建制性权力的界定，以及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权力对于国家能力的影响．认为“中央-地方关系”研究应当关注中央的“权力手段”以及这些“权力手段”会带来什么类型的权力。     

海东地区工作委员会代表活动呈现新特点

为加强人大代表工作，充分发挥代表在闭会期间的作用，省人大常委会海东地区工作委员会积极开拓和创新人大代表在闭会期间的活动形式，丰富代表活动内容，切实发挥各级代表的作用。最近，组织人大工委委员和部分在海东的省、县、乡人大代表对海东地区贯彻执行《退耕还林条例》的情况进行执法检查，取得明显成效，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是领导重视。二是创新了代表活动方式。首次组织三级人大代表开展执法检查。三是规格高，参加执法检查的人员既有人大工委组成人员。也有在海东的全国人大代表、部分省人大代表和部分县人大代表。四是参加人员代表性强，既有人大工委领导，行署主管农业的副专员，也有地县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和个别村委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