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空武器化及中国太空安全构建

太空技术的出现来自冷战时代的美苏军备竞赛。在世界第一颗卫星上天后,太空随之被赋予了军事化意味,太空武器化接踵而至。冷战后,为了确保太空霸权,同时维护一超独霸的地位,美国不惜重拾冷战时代的太空武器化政策,由此,引起其他国家的相应回应。太空武器化程度逐渐抬升,给国际战略稳定与平衡造成严重威胁与挑战,引起反导系统和太空军备竞赛,增加核战风险,阻碍世界核裁军进程,也给太空商业开发、"太空2030议程"等带来诸多挑战。太空武器化给中国太空安全造成巨大的挑战与威胁,使中国太空资产的安全陷于危险境地,中国利用太空资产的自由有可能被限制或被剥夺,战略目标(包括战略核力量)受到太空系统的侦察与打击的威胁。为应对太空武器化的威胁与挑战,从安全上加强太空威慑力量建设,构建中国的太空安全体系显得紧迫与必要。     

关于太空军事化的若干思考

近年来，各国竞相发展太空事业，太空“军事化”和“武器化”的问题目益成为国际军事战略的显学。早在冷战时期，太空就已被美苏赋予军事意义，但太空军事化并不等同于武器化，太空武器化仍未实现。另外，美国推行的太空单边政策和太空相关国际法的漏洞都不利于太空安全，国际社会应引起充分关注。     

美国大幅调整对俄罗斯政策

布什政府上台后,大幅度改变克林顿政府的俄罗斯政策,采取驱逐俄外交官、停止向俄提供贷款、削减帮助俄销毁核弹头的资金、逮捕俄白联盟国务秘书、会晤“车臣外长”等行动,并公开宣称俄对美及其盟友构成威胁。美新政府调整对俄政策,导致了美俄关系逆转。面对美咄咄逼人的态势,国力衰微的俄罗斯,虽不能与美进行全面对抗,但也不会毫无作为。然而从总体上审视,美俄关系不会倒退回冷战时期。但是,美俄是世界头号和二号核大国,其关系的变化将会对大国关系和世界格局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太空武器化危险及出路

武器化的威胁 1996年8月,美国太空司令部的总司令约瑟夫·艾什（Joseph W．Ashy）将军说：“我们将要打一场空间战,以空间作基地,以空间为目标……”     

普京时期美国对俄罗斯国内政策的影响和干预

普京时期俄罗斯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加强中央集权，这让美国感到不安，促使美国对普京时期的俄罗斯政治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干预。在普京总统第一任期内，美国对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事件的评论意在干预俄罗斯的新闻自由问题。对霍多尔科夫斯基事件的积极影响则反映了美国对俄罗斯发展道路的渗透。在普京总统第二任期内，别斯兰事件后，为了应对美国政府的指责和渗透，俄罗斯政府确立“主权民主”概念，力争意识形态主动权，积极采取应对措施确保政权稳固。当前，美国影响俄罗斯政治的热点是非政府组织问题。     

新版《美国国家太空政策》评析

2010年6月28日,奥巴马政府颁布了新版《美国国家太空政策》（以下简称“新政策”）,①这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发布的第三份太空政策文件。②     

国际安全视角下太空军控的缘起、演进和发展动向

推进太空军备控制关乎各国航天事业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1957年苏联太空力量的出现,使美国产生了“导弹差距”的恐慌,双方很快就展开了太空军备竞赛。在核恐怖对峙中,美苏双方逐渐认识到,实现太空军备控制符合双方战略利益和国际社会期盼,因此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形成了太空军控第一阶段的系列成果。1991年苏联解体后,太空领域出现了权力严重失衡的局面,太空军控由20世纪70—80年代的弱纳什均衡状态转瞬陷入徘徊、倒退。冷战前后的第二阶段因美国的阻挠和退约,太空军控成果乏善可陈。2011年以来,太空军控进入第三阶段,呈现出大国激烈角力、阵营泾渭分明、议题交叉融合等特点和态势。面对太空军事化的严峻现实,世界各国需要在总结太空军控历史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遵循其内在机理和规律,积极探索和参与制定推进太空军控的有效应对策略和议题方案。     

乌克兰危机下的美俄太空关系及其影响分析

因乌克兰危机,美俄关系紧张,并波及到太空领域。两国在太空领域进行了制裁与反制裁。美国冻结了与俄罗斯的太空交流合作。作为反击,俄罗斯表示在2020年之后不再与美国就国际空间站进行合作,发展本国的载人航天项目,停止向美国出售两款运载火箭引擎。两国太空关系的交恶,让国际空间站处在俄罗斯控制之下,同时将重创美国军事航天发展。另一方面,也将促进美国重型运载火箭、载人航天系统的发展,同时也将促进美国私人航天公司的大发展。此外,俄罗斯也会加强与中、印、欧太空合作,这对于太空多极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布什政府对俄罗斯政策成因分析

美国对俄罗斯政策主要由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实力地位、国内因素、美对俄认知等因 素决定。冷战后, 由于国力差距悬殊, 美国掌握着美俄关系的主动权;21 世纪初, 美国共和党政府 上台后, 凭借“一超”的实力地位, 追求主导世界秩序的“单极”战略, 在对外政策中奉行美国利益至 上的“单边主义” , 强调地缘政治利益、重视传统安全, 以实力和对抗解决问题;俄罗斯大国倾向、外 交战略、国家的“非民主”特征导致美对俄非良性认知等使得布什政府视俄为战略竞争对手, 实行弱 俄、防俄政策。     

中美两国太空安全领域的互动

作为第四空间的太空是国际争夺的战略制高点。中美两国在太空领域有着广泛利益,涉及其国家安全与经济繁荣以及国际声望。中美两国之间的太空关系,事关国际战略稳定与平衡。尽管两国都主张太空安全,但是中美太空安全观大相径庭,在如何确保太空安全的方式上存在巨大差异。中国在安全困境下考虑和实施太空政策,谋求太空安全;美国则是推进太空武器化,保证美国治下的太空安全。两国在太空安全领域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较量。美国使用传统守成大国对待崛起大国的方法,不仅研发更先进的(反)太空技术,而且也禁止中美太空合作,同时拼凑同盟,封堵中国(反)太空能力的发展。与美国相比,中国应对美国太空封堵手段相对较少,只有潜心发展自己的(反)太空能力,才能确保太空资产安全和国家安全。在外交场合下,在禁止太空军备竞赛与《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及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条约》、禁止太空武器化的国际条约与自愿性质的国际太空行为规范准则两组问题上,中美两国也进行了互不妥协的对抗。为降低两国在太空安全领域的对抗烈度,中美两国开启了民用太空对话与太空安全对话机制,同时,也不排除特朗普政府未来会启用中美外交安全对话机制处理太空安全问题。     

冷战后美国对古巴的敌视政策

世界范围的冷战结束后 ,美国与古巴之间的冷战状态仍然存在。反古宣传、外交孤立和经济制裁是冷战后美国对古巴敌视政策的主要内容。冷战期间美国的对古政策是由国际因素 (反苏 )主导的 ,冷战后美国对古巴的敌视政策则主要是由一系列国内因素促成的。美国国内反古势力制造舆论 ,国会大力推动 ,党派政治和选举政治搀杂其中 ,媒体炒作 ,美国社会观念上的自以为是等等 ,都对敌视古巴政策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国际社会和美国国内企业界的反对 ,近来美国对古政策在形式上出现了缓和迹象 ;但敌视仍是美国对古政策的主旋律。冷战后美国敌视古巴的政策与冷战期间有明显的不同。军事上的敌对程度已大大下降 ;敌对的手段也有变化 ;敌视政策的目的是以压促变 ,所谓的民主和人权问题是美国反对古巴的主要手段。冷战后美国对古巴的敌视政策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情绪化特点。     

冷战后中美关系中的俄罗斯因素

冷战后中俄关系的发展使俄罗斯因素在中美关系中出现并发挥了有利于中国的影响 ,这种影响有可能持续存在 ,但目前作用有限 ,尚有潜力可挖。中俄关系中仍存在不确定因素 ,要想使俄罗斯因素继续在中美关系中产生积极影响 ,应谨慎对待并妥善处理这些问题。俄罗斯因素作用的局限性也说明 ,冷战后大国关系中的合纵连横色彩已趋淡化 ,谋求合作以促进自身利益逐渐成为新趋势 ,从力量平衡的角度出发过分倚重一国抗衡另一国 ,既没有必要也不明智。     

论冷战后日本对非洲的外交政策

冷战结束后,随着“世界经济强国”地位的进一步巩固,日本充当“世界政治大国”的欲望迅速膨胀。受此影响,日本对非外交也由冷战时期单纯强调经贸利益转向全面介入,不断加大对非洲国家的渗透力度,以求全面扩大在非洲的影响力。日本对非外交的“新重商主义”特征有所淡化,而“大国外交”意识则迅速增强。     

"安全困境"、均势理论与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

"安全困境"理论和均势理论是指导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主导理论.认识到这一点,将使我们从理论的角度,对美国对华政策走向有一个全面的把握和一个全新的再认识.     

冷战后德国的海外维和行动

海外维和:国防政策调整与军队改革的产物德军维和行动的产生与演变,是与冷战后德国国防政策的调整及军队的相应改革分不开的,而这最终又应归因于德国外部安全环境的根本性改变。一方面,随着苏东剧变、两德统一和北约、欧盟的相继东扩,德国已从原先欧洲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前线国家”,变成被友邦环绕的“欧洲中心”;直接性的大规模入侵威胁消失,使德国大批分兵参与国际维和成为可能。但另一方面,欧洲乃至全球的动荡和不安定因素仍然很多:素为欧洲“火药桶”的东南欧地区及前苏联地区被冷战掩盖、一朝复苏的民族、宗教矛盾及领土纠纷,层出不…     

后冷战时期欧盟-北约关系演变探析

欧盟与北约的关系是后冷战时期跨大西洋联盟中最为重要的关系之一。冷战结束以来,欧盟与北约的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突出的表现为欧盟与北约在安全与防务方面出现了功能上的重叠,以及双方的联系和制度性协调的增加和深化。本文试图在考察两大组织关系发展演变的基础上,分析其发展变化的原因,并探索其对当前国际格局变化的影响与意义。     

冷战结束以来俄日关系的新变化

冷战后,俄日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双方摆脱意识形态束缚,从对抗走向合作。近年来,两国关系在国际热点问题、亚太地区安全问题以及双边经济合作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但是,一直悬而未决的“北方领土”问题始终制约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发展。尽快解决领土问题是俄日面临的迫切课题。从长远看,无论将来领土问题如何解决,俄日两国互有需求、彼此借重、谋求合作的积极趋势不会逆转。     

后冷战时期的冷战余波——评美欧俄围绕南奥塞梯事件的战略角逐

美欧俄围绕南奥塞梯事件的斗争已发展成为一场牵动国际战略全局的政治角逐.这场角逐是冷战时期大国争夺势力范围斗争的继续,是后冷战时期的冷战余波.其发展成新冷战的可能性不大,经过反复斗争、较量,达成某种妥协的可能性较大.这一场战略角逐表明世界向多极格局的转型已经接近其最后阶段.     

中国与冷战后国际体系

冷战后国际体系基本是美国主导的一超独霸体系,同时也呈现欧盟、日本、俄罗斯等多强与之并存的格局。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得到很大提高,受到世人关注。面对冷战后国际体系的调整,中国如何定位,在外交理念和外交政策上应做出哪些调整与选择,这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Europe in Taiwan's Post-Cold War Foreign Relations

The article examines Taiwan's relationship with Europe (both Western and East Central), paying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Taiwanese diplomatic strategies and their consequences in the 1990s and 2000s, as well as to the European responses. It argues that although Taipei's greatest triumphs in Europe—such as the arms deals, diplomatic or consular agreements or gaining support for membership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proved either sporadic or short-lived, their very existence demonstrated that the China factor did not necessarily restrict the European nations' choices with regards to the Taiwan issue. This was particularly so when Taipei's economic rewards seemed sufficiently compensating for China's economic or political sanctions. More importantly, however, Taiwan—through economic diplomacy—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strong foundations for long-term dialogue with all of Europe through representative offices, bilateral committees, parliamentary exchanges and periodical visits by government officials. Thus, Europe's functional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which focused mainly on economic and cultural issues, not only facilitated low-key political dialogue with the island, but also stimulated Europe's interest in the geopolitical stability in the Taiwan Stra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