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增强证人证言客观性和采信力的几项措施

作为我国诉讼法学界讨论的一个重要内容 ,证据制度的改革一直倍受学者们的关注。证人与证人证言的改革和完善就是其关键的一个方面。证人提供的证言作为一种主要的证据 ,其客观与否 ,对审判组织能否迅速澄清案件争议事实 ,公正审理案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 ,证人证言作为一种特定的证据 ,它的本质就是主观性的。如何尽量减少主观性对证人证言客观性的影响和“干扰” ,提高证人证言的采信力 ?文章试从单位作证资格、与当事人具有一定利害关系尤其是近亲属关系的人的证言的直接证明力、证人证言的采信和使用原则三方面作探讨和论述 ,并提出若干建议。     

证人证言异常变更的原因和对策

证人证言异常变更有多方面的原因 ,为消除证言异常变更对诉讼的干扰和负面影响 ,确保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 ,首先要严格执法 ,依法取证 ;再次要强化证据意识 ,全面收集证据 ;再次要健全证人保护机制。     

英美民事诉讼法中对证言可靠性的审查及其启示

根据英美法系,证言的可靠性包括证言的可信赖性与证言的可信任性,这样的分类对我国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其以此分类为基础建立的唤醒记忆、品格证据提出、对陪审团的特殊指引等证言的可靠性审查制度也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启示。我国目前对证言可靠性的审查存在一定的缺陷,尤其对证言的证据效果的认定上需要进行完善。借鉴英美法系对证言可靠性的审查制度,我国民事诉讼法应该明确证言可靠性对证据证明力的影响、引入品格证据、加强法官对证言可靠性的审查意识等方面予以改善。     

刑事证人证言认证规则刍议

证人证言是刑事诉讼中运用最普遍、最复杂的证据种类之一,对其认证需要证据规则的指导。我国刑事立法中应建立刑事证人证言的认证规则:优先证言规则、补强证言规则。     

刑事证人证言认证规则刍议

证人证言是刑事诉讼中运用最普遍、最复杂的证据种类之一，对其认证需要证据规则的指导。我国刑事立法中应建立刑事证人证言的认证规则：优先证言规则、补强证言规则。     

论民事诉讼中对证人证言的质证

当事人或其诉讼代理人在法庭上通过对证人证言进行质证,审判人员会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进行分析从而作出证人证言有无证明力及证明力大小的判断。由于我国在民事诉讼中对证人证言质证的主要法律规定存在有缺陷,导致我国在民事审判实务中对证人证言的质证流于形式。我国在民事诉讼立法上应当设立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和由审判长主持下的以当事人双方对证人询问为主的质证模式,才能提高对证人证言质证的质量并有利于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作出公正裁判。     

刑事侦查专业化的当前话语

刑侦专业化是指符合侦查规律,反映侦查主体和侦查对策的内在要求,统一规范、高效的刑侦工作运行态势,具有严格依法性、统一协调性、专有实用性等特点。其基本内容包括刑侦主体专业化、刑侦对策专业化和刑侦保障专业化。刑侦专业化建设对于应对不断变化的犯罪形势,提高侦查破案能力,稳定和加强刑侦队伍具有重要意义。刑侦体制专业化建设、刑侦队伍专业化建设和刑侦保障专业化建设是刑侦专业化建设的重点环节。     

谈当前刑事侦查专业化建设

刑侦专业化是指符合侦查规律,反映侦查主体和侦查对策的内在要求,实现统一规范、高效的刑侦工作运行态势,具有严格依法性、统一协调性、专有实用性等特点,其基本内容包括刑侦主体专业化、刑侦对策专业化和刑侦保障专业化。刑侦专业化建设对于应对不断变化的犯罪形势、提高侦查破案能力、稳定和加强刑侦队伍具有重要意义。刑侦体制专业化建设、刑侦队伍专业化建设和刑侦保障专业化建设是刑侦专业化建设的重点环节。     

刑侦信息化理论与实践

刑侦信息化是一场深刻的刑侦警务革命.刑侦信息化是深化首都刑侦工作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要素,是构建现代刑侦警务模式的基石,是刑侦部门掌控新形势下复杂严峻犯罪局面的紧迫要求,是刑侦队伍业务建设最现实的工作载体和最深远的历史任务,也是构建现代刑侦警务运行机制的惟一途径.四年来,首都刑侦部门超前谋划并不断完善刑侦信息网络,信息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刑侦工作全方位渗透,建设了一支专业化、规模化的刑侦信息人才队伍.通过刑侦信息化的应用,建立了三位一体串并机制,形成了打击系列犯罪工作的新模式;落实了市局核查即录入部署,形成刑侦信息资源共享新格局;依托公安信息化发展成果,开辟了刑侦网上侦查工作新局面;最大化拓展信息资源,强化了对流窜犯罪的动态控制.     

民事证人书面证言作证论

我国书面证言的形态包括法院、当事人或其诉讼代理人调取的证言以及证人自书证言三种,立法规定其仅适用于证人不能出庭的情形不尽合理,应当增加证人不必出庭和不宜出庭两种情形。证人书面证言作证程序应当根据三种证言形态分别构建,程序设置的原则是调和直接言辞原则和书面原则、提高诉讼效率、尊重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作证程序应由法院裁定启动,程序大致包括程序的启动、证人到场、证人具结、证人询问、书面证言的制作。书面证言属于人证,其须符合一定的规范要求,在庭审和准备程序中均可使用。主要出于对直接言辞原则的过度迷信及对域外相关法制度的误读,我国目前的证人书面证言作证程序存在方向性偏误。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论挪用公款罪的界定

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明确规定了可以定罪的9种腐败行为,挪用公款是其中之一。我国刑法对挪用公款罪早有明确规定,但刑法规定比较抽象、概括,以致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本文结合刑法中犯罪构成理论及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对挪用公款罪加以分析、界定。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     

盗窃正版软件标签行为性质界定——以上海首例盗窃COA标签案为视角

COA标签为正版操作系统的合法凭证。盗窃COA标签的行为不涉及侵犯著作权的问题,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盗窃COA标签的犯意不在于故意毁坏财物,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COA标签载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其属性决定其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因此,盗窃正版软件标签的行为应以盗窃罪论处。     

论渎职犯罪中的共犯关系——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的罪名确定

无身份者可以构成渎职犯罪的狭义共犯;无身份者不能构成渎职犯罪的共同正犯。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罪名确定出现规则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详细区分渎职犯罪与贪污贿赂型职务犯罪的条文结构差异。渎职犯罪共生模式包括静止型与动态型。应当将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类渎职罪的专属性特点归纳为渎职犯罪共生模式,结合犯罪构成原理、共犯原理、竞合犯原理,区分不同情况细化讨论,从本质上解决渎职犯罪中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罪名的确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