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社区治理的困境及对策研究——以上海市B小区为例

社区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重要构成部分。经研究发现,商品动迁混合小区比单一类型小区在人员结构上更为复杂。基层居委会没有切实发挥自己的角色功能,导致基层社区治理呈现碎片化状态。社区碎片化主要表现在社区各治理主体的社区治理理念及社区参与形式方面。对此,笔者将从社区治理理念、治理结构、治理信息三个方面提出实现有效治理的路径。     

政府主导的大型居住社区治理研究——以上海泗泾新凯社区为例

大型居住社区是在政府主导下形成的新型社区,是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产物。该类型社区的迁入居民脱离了原有的组织体系,融入新构建的组织体系中,如何实现社区居民融合,促进社区自我治理都是大型居住社区治理面临的问题,这需要以政府为主导建立社区治理多元机制,在社区治理角色、治理方式、治理功能等方面实现职能的调整与转变。     

找回社区：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关键议题

社区治理作为国家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是新时代背景下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可分为“社区”技术化、“社区”多样化以及“社区”本体化三大阶段。不可否认的是,在不同的社会条件、社会需求和历史背景下,治理制度和实践行动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流变,但在新时代发展背景下,“社区”在我国城市治理体系中的功能已经越来越明晰。因此,应当对当下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的现实挑战进行审视,并在中国本土的发展语境中寻找新的治理突破口。     

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公民有序参与角色转型的制度分析及对策探究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公民有序参与角色的现代转型表现在公民参与由"被动型"管理客体向"主动型"治理主体,由"人治型"管理客体向"法治型"治理主体的角色转型。公民有序参与角色的现代转型是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需要,而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和公民参与角色的现代转型,制度现代化是一个关键。因此,从制度建设角度来探讨公民有序参与角色转型及其路径,通过制度安排来提升公民制度参与的权利意识、管理水平和治理能力,对实现公民参与角色现代转型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价值。     

技术治理如何影响乡村自治：基于村庄网格化治理的反思

网格化治理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技术手段。“网格单元—网格员—网格长”这一套技术治理体系在进入乡村社会时,冲击了“村民群众—小组长—村干部”这一套既有的自治体系。合并小组与重新划定网格单元激化了小组间既有矛盾,破坏了村级自治的社会基础。从小组长中选拔网格员破坏了内生性力量的治理秩序,弱化了村级自治的中间力量。村干部担任网格长以应对上级考核,挤占了村级自治的主体资源,最终产生技术治理弱化乡村自治的后果。网格治理技术体系在下沉至村庄时要充分嵌入乡村自治体系,通过网格单元嵌入自治单元、网格队伍吸纳中间结构、降低村级网格考核压力,让技术治理为乡村自治增权赋能,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村民小组长“数辞不掉”的冷思考

武汉市江夏区山坡街光星村28组的村民小组长陈炳兰是位66岁的老人，在村任职长达42年。近年来他因年龄原因几次提出卸任都被村民极力挽留，村民们直言“你不死，我们就选你”。媒体记者因此夸赞陈炳兰为“辞不掉的组长”。村民小组长通常是中小坞子的“垮长”，大多不是村“两委”成员，只能算是广义上的“村官”。这个职位，待遇比村“两委”成员更低，陈炳兰说，“生产队长当了16年，没有报酬。村民小组长搞了26年，一直拿200元年薪，4年前才涨到300元”。这么低的报酬，很多人怕是早就“撂了挑子”，但陈炳兰就冲着村民们的信任，一直坚守在岗位上。     

新形势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转型研究

在村庄治理多元化背景下，实现基层党组织的功能转型是一个重要的命题。新形势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转型的路径主要有：从制度建设方面，构建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多元治理制度，理顺各治理主体相互关系；从工作职能方面，实现从直接管理向协调利益和公共服务转变；从工作领域方面，扩大党组织的工作覆盖面、影响力；从工作方式方面，实现从权威和家长的角色向依法管理和民主管理转变。     

国家的视角与被贬低的社区:村改居社区治理的新问题

村改居社区研究倾向于认为,村改居社区是一种必将转变为所谓城市社区的过渡型社区。这种对“过渡性”的强调实则基于农村与城市、传统和现代、落后和进步等一系列二元论和线性进化论思维,将村改居社区视为从乡村转型为城市的暂时状态,倾向于贬低乡村传统生活方式及其文化,进而关注如何促成从村民到城市市民生活方式和文化的转变。在具体社区管理和建设中,简单化视角进一步使得社区管理者缺乏对居民日常生活复杂性的认识和同情,忽视地方性文化与集体记忆的重要价值。村改居社区的治理应该超越“乡村-城市”的二元论和进化论,基于结构两重性视角思考如何使传统文化与社会资本成为促进社区转型的可动员资源,而非结构性约束,进而尝试培育具有地方性的新型城市社区文化。     

城市社区危机治理中的社区社会组织:角色审视与嵌入路径

在社区危机治理情境中,社区社会组织的角色期待主要表现为推动公共参与、供给公共服务、培育危机文化,且在社区危机治理的不同阶段得以角色细化呈现。近年来,社区社会组织在逐步实现角色期待的同时,面临角色定位模糊、能力建设不足的双重角色困境,亟待有效的角色实践予以破解。社区社会组织具有关系嵌入、功能嵌入、文化嵌入的典型嵌入性表征,基于此,文章进一步提出社区社会组织的角色实践进路,包括优化政府主导下的孵化培育策略、完善社区危机治理协同网络以及增强社区社会组织能力建设。     

重庆市南坪社区“去行政化”案例分析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发展与经济结构转型，社会管理体制也由传统的单位管理模式向社区治理模式转变。社区建设成为推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突破点。随着社区建设的推进和政府工作重心的下移，社区行政化倾向日趋严重，“小社区、大政府”模式已不能适应新的社会管理需求，亟需一场“去行政化，归还社区自治功能”的治理变革。文章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对重庆市南坪社区治理案例进行初步研究。重庆市南坪通过去行政化，重新定位居委会、街道办与社区公共事务中心三者之间的关系，构建起“会站分离”、“会街分离”“街站隶属”的新型社区治理模式，从而归还社区自治功能。这对推进重庆市社区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处于探索阶段的南坪去行政化实践在运行过程中还存在问题和不足，本文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几J占、建议。     

社区社会组织在城市治理中的功能分析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作为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治理关系到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民利益的方方面面。而我国当前城市治理还存在诸多问题,必须积极推进城市治理创新。社区社会组织作为城市治理基本单元的重要组织形式,无论是在基层社区治理中还是城市治理中都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发挥着重要的功能。社区社会组织如何在城市治理中找准功能定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乡政村治"治理架构的缺憾与优化

优化“乡政村治”管理体制,要明确界定各级的职能定位,理顺各组织之间的工作关系,创造村民自治的良好环境;探索卓有实效的方法,在真实、全面落实村民自治“四民主”上下功夫;从根本上转变农村社会治理的宗旨和理念;加大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农村的支持力度,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的和谐与村民自治的良性运转。     

“法外治理”:社区调解与中国基层社会的非正式控制

由于转型时期社区矛盾和民事纠纷的增加,社区调解对于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和秩序控制的作用日益变得重要。社区调解源于传统中国乡村自治基于法外情理的民事调解,在当代中国社会治理中被赋予新的涵义,它可以被界定为一种法外治理,既强调法外的情与理的运作,又主张法、情、理三者的结合。与正式社会控制不同的是,作为非正式控制方式的社区调解,其社会功能不仅在于秩序控制,而且在于社区团结和社区自治。居委会作为群众自治组织,其在社区调解中的角色正面临挑战,但是社区调解的变化本身也是居委会重建其自治功能的机遇。     

“干部驻村”融入乡村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实践价值

“干部驻村”是在村民自治乏力的背景下,国家介入乡村社会、提升乡村治理水平的重要机制,兼具理论逻辑和实践价值。从理论逻辑看,“干部驻村”融入乡村治理蕴含着国家社会关系以及政党社会关系双重维度的理论逻辑,不仅推进了国家乡村治理目标从围绕实现村民自治延伸到聚焦“治理有效”,也体现了执政党强化“基础性权力”取向下的“党建引领”。从实践价值看,“干部驻村”通过增强乡村治理主体的国家力量、目标任务的政务属性、治理过程的规范化,提升了乡村治理的效能;“干部驻村”通过重塑乡村治理的主体结构、夯实经济基础、增强参与意识、重建公共空间,实现对村民自治的赋能。     

和谐社区治理中的政府角色转变

现阶段我国经济与社会的转型,决定了社区治理中的政府职能必然会转变。本文从社区治理概念出发,分析了社区治理中政府角色转变的动因,并且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探讨了新时期我国社区治理中政府角色的转变。     

乡村治理秩序再造与国家回归——基于陕西省S村的讨论

城镇化是理解当前乡村社会转型的重要因素,城镇化所带来的利益不仅激发了村庄活力,也可能导致乡村治理的失序与失灵。乡村治理失序是治理主体角色异化、治理规范缺失、村民—村干部—国家三者关系失衡甚至断裂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现代治理体系构建与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背景下,国家回归乡村治理场域,通过制度设置、政策引导、规范下沉、监督体系完善等方式,发挥了兜底保障的功能,实现了乡村治理主体、治理规范和治理关系的再造,使乡村社会重归井然有序的治理状态,为实现治理有效的目标奠定了基础。     

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下乡村治理模式的创新与发展——基于宁夏J县积分制乡村治理模式的调研

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在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下,根据乡村社会现实探索不同的乡村治理模式,实现在党的领导下,政府、社会、村民共同参与的乡村治理机制。宁夏J县根据所辖乡村社会现实,创建积分制乡村治理模式,主要围绕乡村振兴的“五个方面”,建设“两项载体”,成立“两支队伍”,实现“三个效果”,形成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下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乡村治理机制。J县积分制乡村治理模式的实施增强了村民的主体意识,培育了村民的公共精神,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新路径,但同时也存在主体责任、运行机制、保障机制落实不到位等现实问题。因些应通过强化村级党组织的领导、积分细则制度的完善、村民公共精神的培育等策略,推动积分制乡村治理模式效能的有效发挥。     

城市社区治理效能的实现路径：基于社会系统论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城市社区治理效能直接关乎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既有研究多从国家中心论、社会中心论、公共价值论等视角对城市社区治理效能进行单变量、间接化的解释,导致该论域研究成果在百花齐放的同时缺乏有机整合,且治理有效更多体现为变量优化的自然结果,二者间关系存在理论模糊性。鉴于此,文章基于社会系统论,构建“作为系统的社区”分析框架,依托28个案例开展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从资源、服务、生活、文化四个维度探讨实现城市社区治理效能的组态路径及其内在逻辑。研究发现,四种组态路径均可实现治理有效,包括：以服务供给为导向的“资源整合式”治理、以服务供给为依托的“生活互嵌式”治理、以资源整合为基础的“文化创建式”治理,以及“生活—文化”良性互动的“二元融合式”治理;各条件变量在不同路径内存在不同的互动逻辑和功能强度。文章就城市社区治理效能的实现作出了区别于“自然结果论”的综合性解释;拓展了社会系统论的应用空间和内部逻辑;为不同地区探索适应性的城市社区治理进路提供了参考。     

新时代社区治理问题的滨州市实践

社区治理是实现社会治理改革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当前从全国来看,基层政府职能不断转变,社区治理空间逐步拓展;基层民主制度不断完善,社区治理制度逐步巩固;社区服务功能不断增强,社会参与逐步扩大。山东省滨州市因地制宜,在社区治理实践中探索出了现代型、服务型、联动型、平安型的“四型”社区治理模式。滨州市社区治理还存在社区工作保障不健全、社区职能定位不准、社区工作合力不足、社区党建薄弱等问题,要瞄准社区党建网格化、社区建设规范化、社区服务社会化、社区文化亲情化、城市社区精细化、农村社区特色化,最终推进新型城镇化、公共服务城乡一体化。     

村民自治下的农村权力结构及其功能分析

村民自治制度的核心,是重新构筑农村社区内的权力结构,使之由一元国家农村基层政权转变为一元村民自治权,并承担相应的功能,实现转型时期中国农村的再度整合。但在实施的过程中,存在着向一元行政权力回归或向二元权利结构变异的倾向．实践偏离了制度规定的轨道。为此应正确处理政府、市场和民众这三者的关系,变“行政支配主导型”的体制为市场导向的民主的合法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