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法在现代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姜明安2010年7月29日在《检察日报》上载文《软法：备受现代社会青睐的公共治理手段》认为,软法是通过自律和他律相结合的软规制而非通过国家强制力来规范人们行为,是调整社会关系的现代公共治理机制,它在现代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适应现代民主政治的需要,为参与民主、协商民主提供法律机制。     

虚拟社会治理的泛珠三角合作创新

在网络利用广泛普及的今天,虚拟社会治理泛珠三角合作作为社会治理泛珠合作的组成部分,已是泛珠合作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近年来,泛珠三角区域对虚拟社会治理高度重视,其中公安部门开虚拟社会治理泛珠合作之先,取得较好合作成效。当然,虚拟社会治理泛珠合作仍处于初创阶段,现有的虚拟社会治理泛珠合作远非虚拟社会治理泛珠合作的全部内容,合作治理的主体结构、内容分布、方式方法等也都还值得不断创新。为此,加强虚拟社会治理泛珠合作创新研究很有必要。     

掌握和运用现代社会治理规律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新时期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月18日,习近平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再次就这一总目标特别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问题,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行了全面深刻阐述。这不仅是对全面深化改革的一次再动员,同时也提出了掌握和运用现代中国社会治理规律的重大历史任务。     

制度是维系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文化软件

秦德君在2007年10月22日《学习时报》上撰文指出：制度是“具有规定和管理一切特殊物的、带有普遍意义的‘特殊物’”（马克思语），制度功能在于“通过向人们提供一个日常生活的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是人们“相互关系的指南”（诺斯语）。制度变迁是社会变迁的内生变量．是理解历史变迁的钥匙。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社会无序与制度阙失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促使人们依据社会习俗和众人可以接受的方式，制定各种游戏规则．从一个领域扩展至另一个领域。     

融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实践省思

社会治理数字化是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引擎,然而,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实践存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冲突与失衡的问题。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容易引发数字鸿沟、数字孤岛、信任赤字和数字安全隐患等问题。因此,应探索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社会治理数字化实践中的耦合关系,有效回应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实践议题。把数字公平、数字协同、数字信任和数字安全等价值理性要素作为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实践遵循,通过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构建社会治理部门的数字化协同机制,强化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的认同机制,夯实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安全底座”等举措,全方位推动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向奔赴”。     

社会治理应重视传统

陆晓文在2014年1月8日《文汇报》撰文《历史传统是社会管理的金钥匙》认为,社区共治的有关理念和做法与中国历史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历史上,老百姓历来具有深厚的社会意识。当社区领导干部和有关党委意识到了这点,把老百姓对于社区的认识和利益的认同聚集起来时,     

法治化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方向

林学飞在《学习时报》2011年11月17日载文《法治化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方向》认为,法治作为国家的治理模式,其基本价值取向就是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和对公民权利的保障。     

合作司法:司法公信力的社会治理谱系

司法公信力是司法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在司法领域中的着力点。构筑司法公信力需要从社会治理高度对司法运作机制予以重新审视。合作司法是社会治理谱系下从管理向治理转变在司法中的体现。降低司法成本和实践司法公正是合作司法实践路径中的两个向度,统筹两者是合作司法之于司法公信力的意蕴所在。     

社会管理创新中非政府组织的和谐治理研究

社会管理是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项管理活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对于“社会”,马克思揭示了其本质,认为社会是全部生产关系的总和。《现代汉语词典》（1998年版）解释了社会的两种含义：一是“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即社会形态”。二是“泛指由于共同物质条件而相互联系起来的人群”。这里都是将社会界定为人类社会。     

社会治理共同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全新语境与行动逻辑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从单向管理到多元共治,从反思西方到本土超越,社会治理的中国特色探索从未停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在社会治理领域讲好中国话语,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充分展现,更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全新语境。如何从社会治理的演进嬗变中找到中国特色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的逻辑必然,并做出相关可行性分析,是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必要环节;最终通过价值共识凝聚耦合、民主协商制度实践、多元主体利益整合、科技支撑技术赋能,建构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行动逻辑,完成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从共识到共赢的完美蜕变。     

治理主体意识:现代社会治理的技术基础

现代社会治理相对于传统统治模式或传统社会管理方式而言,其最核心的特质乃是公共权力主体多元化,政府和政府以外的各种社会力量均是有资格的治理主体,但是有资格的治理主体未必是合格的治理主体。有资格的主体要成长为合格的主体,其关键前提是该主体已经确立治理主体意识,这一意识包括三个层面:现代责任意识、现代理性意识、现代操作意识。现代操作意识是现代理性意识的基础,现代理性意识是现代责任意识的基础。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是如何让公民和政府以外的社会组织生成主体意识,治理主体意识并非自动生成,其最终确立需要坚持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共同推进的策略。     

怎样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伦理问题

曹建峰在2017年6月14日《学习时报》撰文指出,AI（人工智能,以下简称AI）浪潮已经开启,为了让AI真正有益于人类社会,     

略论统一战线服务社会治理

根据我国改革发展的总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适时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张,其中社会治理是保证我国实现发展目标的必要条件。统一战线作为党的政治优势,在社会治理中将发挥自身独特作用。统一战线是各党派、各民族、各宗教、新社会阶层以及海内外同胞组成的广泛联盟,其大团结、大联合的属性,尤其对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界别、新的社会阶层的团结和协调作用重大。因此,统一战线通过发挥自身优势,协调社会各方各界关系,团结社会各方力量,服务社会治理,将为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现代社会治理视阈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层培育探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建设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核心,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层培育是应对新的伟大斗争的现实要求,是凝聚人民意志和力量,应对社会思潮斗争和破解文化空心难题的必要举措。现代社会治理从突出人民主体地位、服务型政府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层培育提供了路径可能。依托社会治理要坚持党的领导、发挥政府的服务性,围绕中心开展文化宣传,注重道德与法治的支撑共建,以社会综合教育和基层组织自治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层培育。     

数字治理领域的政企合作及风险应对

政企合作下数字治理的必要性体现在政务电子化加速、财政资金和技术短缺、数字化建设和运营治理知识储备不足以及可持续发展等四个方面。各国因数字治理应用项目不同,探索出了各具特色的合作模式,产生了不同的合作效果,并面临着具有共性的风险和挑战。这种风险与挑战具体体现在政企双方的履约风险、政企合作的传导放大风险和内外部网络攻击下的信息风险三个方面。鉴于此,需要在政企合作领域的数字技术选择上注重成熟度和安全性,并加强应用监管。同时,在应对数字治理的复杂性方面达成社会共识,建立数字服务机会均等化目标。     

整体性治理与农民工子女的社会融入

农民工随迁子女实际上是城市第二代移民,他们能否融入城市社会是公共管理的重大议题,但当前政府应对这一问题的举措过于碎片化。本文系统地分析了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社会的主要障碍,并基于整体性治理的思路,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首先,必须建立跨部门合作的机制和平台;其次,帮助农民工子女克服升学和就业瓶颈;再次,要积极鼓励社会组织参与合作治理,为农民工子女提供教育和社会服务;第四,少先队、共青团组织应当加强对农民工子女的关怀和吸纳;最后,以社区和学校为主要平台促进农民工子女社会融合。     

传统恕道在现代社会治理中的价值

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需要借鉴多方面的思想资源和治理智慧。恕道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规范,确立了共同体内部处理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基本实践方式,不仅为个体修身提供了一条极具操作性的道路,其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反求诸己的道德要求,也有利于营造互利互助、合作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传统恕道在推动社会治理理念的创新、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优化等方面有着诸多积极的价值。     

谋求非强制性的社会治理

一部人类社会治理的历史就是控制和强制的历史,无论是农业社会运用权力所实施的强制,还是工业社会运用法律制度所达成的强制,都是出于秩序的要求。强制的实施往往需要以暴力为后盾,而且也会最终走向暴力的应用。强制的前提则是人的不平等,强制的结果又导致了人的不平等的升级,也同时是以牺牲自由为代价的。在这一问题上,工业社会在社会治理中所运用的强制是与其早期的启蒙思想相悖的。在某种意义上,世纪之交出现的恐怖主义问题,可能就是工业社会通过强制的方式去开展社会治理所积累起来的能量以一种变态形式的爆发。我们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在此过程中所包含的社会治理变革指向了非强制性的社会治理方向。合作治理是一种正在成长中的社会治理方式,它将意味着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一切强制都走向了终结。     

让群众成为社会治理主力军

为推动社会治理精细化,河北沧州引入社会监督机制,人人都可成为城市管理员,促使城市治理问题得到及时采集、迅速解决,由“事后解决”转向“防患于未然”。(2019年12月3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