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专政走向法治——论中国监狱的历史变迁

中国监狱正在发生行刑理念、行刑制度、监狱体制、监狱工作机制、运作方式等全方位的历史变迁。变迁的主线是从专政走向法治。这一重大历史变迁的发生，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的深刻原因。长期以来，我们把监狱定位于“专政工具”，从理论上看，是片面的；从实践上看，是不利的；从政治文明建设的发展趋势看，是落后的。中国监狱的历史变迁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三大内容：民主、法治和人权。     

国有银行制度改革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银行制度不等同于金融制度，但在中国特殊国情下金融制度的变迁路径主要表现为银行制度的变迁，我国银行制度的变迁是在国家主导下进行的渐进的过程，具有一些特殊性。监于此，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视角对此进行初步的探索。     

走出信访制度的困境

信访制度曾在某些历史阶段发挥过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治理念的提出,这种试图用行政救济代替司法救济的方式所产生的客观效果却与法治国家的建设要求背道而驰,信访制度已经走到了制度变迁的关口,出现了困境。本文拟从信访制度的历史与现状分析入手,探讨信访制度面临的问题,检讨信访制度存在的法理基础,以期能够走出信访制度的困境。     

现代法治的经济学分析及其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正>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仅是我国法学界的最强音,而且已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和奋斗目标,并日益深入人心。事实上,法治不只是法学研究的对象,而且与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也密不可分。199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教授曾指出:“如果没有一些恰当的制度,任何意义上的市场经济都不可能建立起来”,“目前中国,不是需要更多的经济学,而是更多的法学”。因此,笔者以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和研究法治,也许能够得到一些新的启示。 在新制度经济学与法经济学看来,法治和人治是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西方国家走上了法治之路。那么,我国人治这种制度安排为什么没有演进到法治这种制度安排上来,即为什么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制度变迁?建立法治国家是否侧重于国家对法治的供给,即通过“变法”来推行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建立法治、推行现代法治在经济学上的意义与作用何在?     

我国当前实施社会主义法治的瓶颈问题——基于辛亥以来我国百年政治变迁史的考察

提要实施社会主义法治,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是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必要条件。法治的真正实现的过程,是一种政治制度和文化历史变迁演进的过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我们可以把握规律,推动法治社会建设的进程,不能无所作为。同时也应当认识到,真正实现法治社会,必须有政治、经济、文化的现代化才能实现。在这一认识前提下,基于我国近代以来政治变迁和文化演进的考察,研究我国当前实施社会主义法治的瓶颈问题就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社会转型中的农民法律意识及其变迁——来自苏北农村的实证研究

法律意识是法治模式构建、运行与变迁的先导和基础,直接决定和反映着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的法治状态和法治水平。纵观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农民法律意识的形成和培养始终伴随和影响着农村法治化建设乃至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进程。因此,研究当代中国农村法治化进程问题,必然要将农民的法律意识置于其中,关注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民法律意识的变化及其特点．将法治建设与农民法律意识的提高和法律制度的创新结合起来。     

马克思主义和新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比较与综合

马克思主义和新制度主义在制度与制度变迁、制度变迁的动力与机制、制度变迁的形式与方式等方面都做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因而都提出了比较完整的制度变迁理论。新制度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变迁理论既包含相互补充、相互融合的方面，也包含相互排斥、相互冲突的方面。新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一部分是科学的，一部分是非科学的。我们应该吸取新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中的科学因素，摈弃其非科学的成分，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制度变迁理论的新综合。     

人民检察侦查权的历史变迁及其启示

与检察机关角色定位和职能设定相一致,检察机关自始至终享有侦查权。但伴随我国法治建设进程改革发展,法律授予检察机关的职权也随之调整,特别是检察机关的侦查权,七十多年来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人民检察侦查权的制度变迁进行宏观总结,有助于更加准确把握当前检察改革发展方向。     

行政诉讼制度变迁的经济逻辑——以和谐社会构建为背景

和谐社会之构建和法律制度之变迁在降低交易成本方面取得”共谋”。在政府与社会公众的利益冲突中,社会公众降低“特别牺牲”的制度需求,以及政府、法院和执政党降低道德成本的制度需求,共同推进着行政诉讼制度的变迁。根据我国目前的宪政条件,行政诉讼制度变迁的模式选择将遵循下列原则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相结合;以司法救济的增量改革为突破口;规模效益递增的渐进性改革,逐步培育出法治力量,并最终推进行政诉讼司法体制的存量改革。完善的行政诉讼制度将为政府和社会公众的博弈行为提供明确的行为预期,激励双方由对抗走向合作,因此,行政诉讼制度变迁的绩效评价应以“官”、“民”关系的和谐为标准。     

论法律变迁的周期性

本文首先提出了法律制度变迁的三大理论预设,即法律变迁的渐进性、法律变迁过程中的信息不完全性和法律变迁过程的博弈性。然后,在此基础上将法律变迁的过程分为停滞、创新和均衡三个阶段,并分别加以研究。最后,文章认为,法律变迁过程实际上就是法律停滞、法律创新和法律均衡三个阶段不断循环往复的动态过程,中国的法治转型应该遵循这一基本规律。     

我国当代水法治的历史变迁和发展趋势

在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态势下,水资源的稀缺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桎梏。在此背景下,水资源的法律保护成为我国法治建设的重点之一。本文以我国当代水法治的内容为标准,分析了当代水法治建设的发展变迁史,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当代水法治的八大发展趋势。     

农村人口变迁对农业家庭经营的影响与法律对策

作为农村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人口变迁主要包括人口数量、结构、质量、心理素质以及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变化。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农村人口的变迁呈现出独特的趋势。农村人口各个方面的变迁会对农业家庭经营产生重要而又深远的影响,因此,必须重视农村人口变迁的趋势及其影响,着力调整计划生育、农村就业以及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等方面的法律制度,确保我国农业家庭经营获得健康发展。     

农业税收制度变迁对侨乡农业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制度理性假设认为,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利益相关者为了适应制度的变迁会不断调整自身的行为,从而实现自身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农业税条例》的废止是一场巨大的农村变革,无论对于政策目标团体一农民,还是政策执行者一乡镇干部来说都是一件利益攸关的大事。本文以福清市新厝镇为个案剖析了农村各主体在农业税收政策变迁过程中的行为变化,并对如何克服消极制度理性行为提出政策建议。     

“监企合一”制度的变革与回归：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阐释

“监企合一”制度失灵的主要原因是国家在法律、财政保障等领域的制度环境供给不足，从而导致制度供给失衡，诱发了“监狱企业”不利于罪犯劳动改造质量提高这一次级制度的变迁。在转述的基础上引入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和范式检验“监企合一”制度变迁的动因、逻辑和方向，主张当下的监狱改革不应简单否定传统的“监企合一”制度，而应当在继承和完善的基础上引导制度理性回归，在制度供给不足领域实施以地方政府为制度创新主体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以国家为制度创新主体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互为补充的相机组合方式，最终达成制度均衡。     

海上保险立法国际协调之必由之路——以新制度经济学为视角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法律作为一种制度经历了不均衡，到均衡，再到不均衡的变迁过程。就路径而言，主要采取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和强制型制度变迁方式。本文通过分析两种变迁方式的优劣以及海上保险立法国际统一的实质，为海上保险法国际统一探寻最佳路径。     

经济变迁与宪法秩序

自82宪法颁行以来，伴随经济、社会领域取得的成就，我国在法治建设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社会的巨大转变中，例如在制定和通过宪法所引起的剧变中，经济的‘力量’可说是原始的或基本的力量，而且比其他力量更足以‘解释’事实。”因此，在30年经济变迁的背景下，分析宪法制度与宪法秩序及其与经济秩序的关系是有意义的。     

农村城镇化进程与民族婚俗的变迁——以广西瑶族、侗族、壮族为例

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城镇化建设使当地人们的生产生活发生了较大变化。本文选取恭城瑶族自治县、三江侗族自治县、凤山县三个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经济发展水平不一的少数民族农村例,从婚俗角度,分析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城镇化建设与民族婚俗变迁之间的相互影响。探讨农村城镇化建设产生的效应问题。     

寻租问题的法律思考

经济学家大都对寻租作出否定性的判断并以此提出相应的政策结论 ,其中特别强调用正式的法律来减少和消除寻租现象 ,现行的寻租理论的基础过于静态化 ,对法律制度的变迁发展关注不够 ,对寻租活动促进制度变迁的积极效果也有所忽略。在我国特殊的渐进式经济改革方式以及相应的立法执法过程中 ,需要重新认识和理解寻租的性质及其在以立法为中心的制度变迁中的正面作用。     

周筱赟背后的法律人

正周筱赟并不孤单,这位为推动制度进步而战的媒体人的背后站着任佳慧律师。在过去的三年间,后者作为法律人一直在支持周筱赟"推进公益制度建设"的行为。事实上,和默默地支持周筱赟的任佳慧一样,越来越多的法律人在通过不同的方式和途径为推动以制度变迁为标志的法治进步而努力着。他们当中,既有"2013年度十大法治人物"田文昌律师,也有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团队,还有一批以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身份参政议政的律师。     

我国农村教育政策30年的演进与变迁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农村教育的发展与农村教育政策的调整与变革相联系。30年农村教育政策的演进与变迁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有其自身的演进路向和变迁途径。1978—1984年，农村教育的政策重心是：恢复教学秩序，普及小学教育，改善教育结构的单一化和发展农民教育；1985--2002年，农村教育以改革基础教育的管理体制，有步骤地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加强改革农村教育结构为重要政策指向；2003年以来，在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中，农村教育政策有着新的调整与变革。30年农村教育发展的实践，既彰显着教育政策的积极功能与成效，也留下了值得反思的政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