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观的内涵与继承

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执政党的发展观，关系着执政党自身和这个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江泽民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把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提出了“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论断，把社会发展观推到一个新的境界。一、邓小平发展观的科学内涵 发展问题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这一理论指引中国在世界现代化潮流中独树一帜，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历史探索

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江泽民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很长历史过程中的初始阶段。”认真研究和深入分析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历史探索过程，对于正确认识这一论述的深刻含义，科学认识和正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精神实质和实践基础，是很重要的。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发展阶段问题的理论和方法论意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对社会主义进行具…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把握三个关键环节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和开拓创新的实践品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把握三个关键环节，这就是：坚持一个“结合”，坚持两个“坚定不移、不能含糊”，做到三个“解放出来”。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也是８０多年来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优良作风。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一个“结合”这个“结合”，是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它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途径，也是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必要前提。毛泽东同志曾把这个“结合”称为我们党领导中国…     

马克思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国家观比较

马克思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在国家的起源、本质和政权等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并导致了两者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不同态度和命运。但维护国家的安全、独立与统一,建立良好的法律与秩序,实现社会正义,促进社会公平,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是两者的共同追求。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又要充分汲取自由主义国家理论的有益成果,最重要的是要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政治现状。     

试论中国国家哲学发展的质量互变规律

国家哲学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存在是一个客观的社会现象,它是一个按辩证的必然规律运行的整体。在中国,“国家哲学”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一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学说奉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国家哲学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把儒学作为其国家哲学,它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一直处于量的演变过程中。二是1949年,毛泽东在建国初就明确指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国家哲学的地位。50多年来,它在量的变化过程中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充实、提炼和升华。由儒学发展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国家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次质的飞跃。这两个阶段呈现出一个从量变到质变又在新质基础上进行新的量变的发展过程。只有认识和把握中国国家哲学发展的这个一般规律,才能求解儒学被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代替的重大意义,才能求解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脉相承。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过程和形态

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通常是把它当作一个无须置辨和研究的常识。但恰恰是这个“常识”,蕴含着中国社会 2 0世纪以来变革与发展历程的丰富、深刻的文化历史内涵。因此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就必须把结构、过程和形态结合起来 ,在厘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元问题的基础上 ,做一种总体性的深入研究 ,通过创造性的诠释来观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现实和未来 ,从而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上升为一种理性的自觉 ,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中国化 ,实现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探析

从时代问题与哲学反思的关系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命题不仅成为一个哲学问题,而且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进程的前提性问题。对这一命题进行追问和反思,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前提,探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本质,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途径,有助于加深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解。     

社会正义二说

七十年代以来,社会正义问题是西方社会科学的一个热门话题,本文选择了二家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正义理论,即罗尔斯的温和自由主义和诺塞克的超级自由主义学说,探讨近期的正义理论和西方社会文化的密切联系。 一、罗尔斯的温和自由主义 罗尔斯于1971年出版的《正义论》可以说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对六十年代反资本主义的“对抗文化”作出的反应。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前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左派势力异常活跃;存在主     

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根据世界形势的深刻变化，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党所处的环境和所担负的历史使命的重大变化，在深刻总结世界上一些政党兴衰成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执政规律进行新探索的结晶，它把我们党对执政使命、执政宗旨、执政方式、执政资格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党的执政使命提升到新的时代高度。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肩负起富民强国的使命，这是党执政的首要问题。我们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党作为执政党在国家社会中的领导地位，决定了党的执政使命从根本上说就…     

“一国两制”: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中国的新发展

“一国两制”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期为解决中国统一问题而提出来的一个全新的战略构想。本文将力图从政治学角度分析这一构想的理论价值。一、“一国两制”构想在一国范围内容纳两种异质制度，是对传统的国体和政体理论的重大突破。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国家的本质就是一定阶级的专政。因此，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逻辑上只能存在单一性质的政权，落以保证一个阶级占统治地位，而不允许其他阶级尤其是对立阶级分掌政权。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国家是一个阶级的范畴，社会各阶级在国家…     

“变”与“不变”的辩证法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是一篇极其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通篇都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光辉。我认为要深刻领会、正确把握这一纲领性文献，首先要解决的一个认识问题就是“变”与“不变”的辩证法。“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和“党自身的重大变化”，这些讲的都是“变”；而“始终坚持‘三个代表’的要求”，讲的则是“不变”。只有坚持“三个代表”不变，才能使我们党不断适应变化了的形势。也只有使我们党不断适应变化了的形势，才能使我们党做到“三个代表”始终不…     

对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思考

《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明确规定,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这一规定,既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基本原理:“统治阶级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也是我们党总结20世纪社会主义社会兴衰成败所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是决不可动摇的,动摇了就是毁掉我们立党立国之本。可是,在当今现实生活中,由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几个仍然坚持社会主义的国家:中国、越南、朝鲜、老挝、古巴又都是发展中的国家,在发展中都面临着一系列困难、挑战和机遇,在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尚处于强势,社会主义尚处…     

法律思维与法治实现

近年来，法治问题成为中国人热烈讨论的中心问题。在法治的研讨中，人们大多停留于对作为法治结果的法治目标状态的描述，而对于法治形成的过程和机制缺乏足够的关注。本文试图以法律思维为核心来探索法治的形成机制，寻求中国走向法治的路径。一、“法治”不仅仅只有“治国方略”这一层含义“法治”这个多义词首先表示一种治国方略，它是指一个国家在多种社会控制手段面前选择以法律为主的手段进行社会控制，而不是选择其他作为主要控制手段，即我们今天所提倡的“依法治国”。在古代中国思想体系中，法治总是与“礼治”、“德治”、“人治…     

从西方马克思主义个人观失误看中国话语体系建设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以主体性问题为切入点、以哲学研究为载体、从文化视角批判资本主义的当代西方重要左翼思潮。然而,在其百年变迁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勾画了一个从原本"修正"、"完善"马克思主义到实质上的反马克思主义、从批判资本主义到变相捍卫资本主义的怪圈,从强调无产阶级群体意识到坚持自由主义式的个人本体论是探讨这一怪圈得以形成的重要入口。西方马克思主义个人观失误的警示意义在于,在我国当前的话语体系建设中,唯有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方法,总结中国传统文化在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学习借鉴自由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才有可能冲破新自由主义的话语霸权,建构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话语体系。     

图片报道

第一，为摆脱“旧世界已失去，新世界未建立”的文化无根状态。第二，为克服“说法”与“活法”的脱节。现代西方的文化危机是“上帝死了”，中国近代的文化危机是“圣贤失语了”。这几年，我们从一个独唱的社会转化为一个复调的社会，要表述、描述、批评或歌颂这样一个社会，我们必须构建一种复杂的、丰富的语言系统。     

构建社会主义市民社会——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化之断想

按照马克思主义学理及其中国化的两个不容违逆的规律性依据：价值追求的顺序性与手段采用的合时性，马克思主义当下中国化的路径应该是“社会决定国家”。这具体到中国的国情，就要求首先实现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化。为了完成这一历史任务，中华民族各组成部分应扮演好自己的主要历史角色。对国家来说，应主要扮演好解放与协调市民社会的角色。对社会来说，各“公民社会组织”应主要扮演好社会沟通与社会合作的角色。对个人来说，应该努力培养“公民美德”（公德）以适应现代公民的角色。     

“一国两制”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坚持和发展

“一国两制”理论是上个世纪 80年代邓小平同志在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 ,根据中国国情提出来的。这一理论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又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在它的指导下 ,我们成功地解决了港澳的回归问题并保持了港澳回归后的繁荣与稳定。目前 ,台湾问题令人瞩目 ,“台独”分子猖獗。在这种形势下 ,重温邓小平同志“一国两制”理论 ,对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一国两制”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坚持(一 )“一国两制”理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是阶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品格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毛泽东说：“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之所以把这一“相结合”称谓“我们的理论”，是因为它准确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理论的实质和品格，说明“我们的理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是中国实践。     

论和谐社会语境下媒体与司法的良性互动

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是法治社会的两项重要准则。它们在各自发挥作用的同时，似乎又不自觉地“侵入”了彼此的领地，使得传媒和司法的关系始终处于一种表面上的“张力状态”。在和谐社会语境下，我们要抛弃那种通过实质性限制这一方或那一方的权利以解决彼此冲突的思想，而应当在了解各自基本属性的基础上，理顺两者的界限，使“张力状态”变得“张弛有度”，从而把中国的法治建设“弹”向更高。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在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来进行研究和表达,特别是作为一门课程和教材来建设时,如何避免这门课程和这本教材成为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概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的简单串联,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弄清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侧重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还是侧重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是我们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