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述评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作为当代西方政治学研究的主导范式,不仅推动了政治科学研究内容的更新,还进一步拓展了政治科学的研究领域,为制度理论的建构和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本文主要从制度研究的适用领域与政治学本位视角、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内在争论的焦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权力基础、新制度主义视阈下政治制度研究的整合与超越四个方面,对国外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研究现状与理论发展进行综合性的评述。     

现代视野下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

现代视野下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兴起是政治实践的需要和科学发展的需求,在政府管理、行政研究、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分析等诸多领域得到了很大的推广。对现代视野下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基本研究成果和对传统理论的发展进行论述,其主要目的是对传统新制度研究的总结与提升,对行为主义和理性分析主义的扬弃。其发展研究成果对我国现代制度的构建提供重要的理论借鉴。     

建构制度主义:起源、特点及应用

本文原题为"Constructivist Institutionalism",选自罗德斯(R.A.W.Rhodes)、宾德(Sarah A.Binder)与罗克曼(Bert A.Rockman)主编的《牛津政治制度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Th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第四章。科林·海伊(Colin Hay)教授在英国伯明翰大学与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同时供职的学术经历,使他能够深入思考美国政治科学领域的新制度主义路径的优势和局限,以及该路径能否同英国及欧洲社会科学主流传统相适应的问题。早在1998年,针对霍尔(Peter Hall)与泰勒(Rosemary Taylor)以学科背景及研究领域为依据来划分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三大流派的做法,海伊在英国《政治研究》(Political Studies)杂志上指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在社会本体性基础上不仅无法共享相互兼容的理论假设,而且不同程度上均存在剥夺制度当中行动者的能动性并使制度分析移向结构主义一侧的倾向。2006年,海伊教授在为《牛津政治制度手册》撰写的本文中,较为全面地概括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在关注制度生成而忽视其随后发展方面的共同偏好,指出建构制度主义由于本体性、分析性及方法性上的独特属性,其有能力向现有新制度主义各流派发起挑战。建构制度主义作为一种更富动态色彩并兼具历史性与建构论的制度主义路径,虽然尚处于初创阶段,却已经成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第四个流派,在阐释复杂制度的演化、适应和创新方面展示了出色能力。     

旧制度主义:政治科学中制度研究的诸传统

本文原题为"Old Institutionalism",选自R.A.W.罗德斯(R.A.W.Rhodes)主编的《牛津政治制度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Th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第六章。罗德斯教授曾任英国政治研究协会主席,其后担任该协会终身副主席。从新旧分野的角度来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作为当代西方政治科学的主导范式,不仅推动政治制度研究内容的更新,也极大扩展了政治制度研究领域的范围。然而,在承认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具有系统化理论形式并注重研究方法的同时,对于新制度主义将传统制度研究简单概括为旧制度主义,以及将后者研究特点归纳为法律主义、结构主义、整体主义的做法,却鲜有政治学者提出批评。本文不仅质疑了政治科学中制度研究的喜新厌旧现象,还创造性地论述了寓新于旧的合理性。具体而言,罗德斯教授挖掘、梳理了政治制度研究中现代主义/经验主义、正式/法律、观念论与社会主义等四个传统,并将其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建构论制度主义、网络制度主义四个流派分别予以联系,既丰富了对旧制度主义研究传统的深刻认识,也有助于理解以新制度主义为代表的当代英美政治科学研究的局限所在。     

新制度主义政治理论的问题、出路与前景

新制度主义理论已经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范式，但在基本概念、方法论、适用范围、制度变迁等方面也受到广泛的质疑与批评。作为对这些批评的回应，新制度主义者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增强了其理论说服力，但这并没有解决批评者提出的所有问题，同时还带了不少新问题。不过总体而言，新制度主义仍是一种具有较好前景的政治学理论。     

制度建构：现代国家建构的关键因素——基于西方大国崛起和我国传统政治制度变迁的分析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兴起,主张把制度作为政治学分析的核心。本文主要从西方国家的崛起和我国历代的政治制度的发展和变迁来探讨政治制度对现在国家建构的影响。并从中得到对我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启示。     

政制创新：功能·价值与理论框架——基于新制度主义的视角

在政治学研究史上，政制研究不仅是绵延已久的传统，而且是传统政治科学研究的中心。政制研究在经历了行为主义时代被边缘化之后，随着当代新制度主义的崛起又得到回归与复兴，而重回中心位置。新制度主义为政制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对我们研究政制创新具有启迪作用。     

时间中的政治——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历史分析

作为西方最新的政治学理论流派之一,历史制度主义越来越成为政治学研究尤其是宏大的政治变革和制度变迁问题研究的主要流派.该理论属于新制度主义的三大流派之一,主要特点是运用中观理论方法将研究视角对准了制度在历史过程中的变化,以及环境和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历史时间的要素成为历史制度主义的关键,从这一要素出发,形成了特殊的历史制度分析,这些方法包括时间序列和过程追踪分析、关键节点、偶然性和事件的时间分析以及世界时间的研究.这种方法解构了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动态路线和景观.为我们提供了更丰富的理论成果.     

政治科学:政治化,还是科学化?——从范式转换的角度看新制度主义的产生

新制度主义作为西方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被称为二战以来西方政治科学研究发展的第三次革命1,代表了政治思维活动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的新成果,这一研究范式推动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政治学研究继承与超越了行为主义阶段,由此进入了新制度主义研究的阶段。本文拟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对旧制度主义--行为主义--新制度主义之间何以产生范式转换的内在原因进行评析。     

新制度主义视角下对政府决策的思考

在经济学、政治学和行政学的相关研究中,"制度"一直是相对时髦的词汇之一。在某种程度上,"制度"就是一些依靠各种禁止不可预见行为和机会主义的规则。从制度研究的角度出发,很容易想到与之相关的旧制度主义、行为主义和新制度主义理论。作为当前国际社会政治科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新制度主义这一新的研究范式,既是对旧制度主义理论的跨越,又是对行为主义范式的批判。我们知道,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下,政府进行公共决策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整个公民社会的发展。本文意在从制度界定出发,分析新制度主义的由来及理论派别,并以此为视角介绍当前我国政府决策存在问题的思考,最后提出对策。     

合约、国家理论与世界秩序——自由制度主义的外交理念与世界政治主张

本文以新制度经济学的合约与国家理论为基础,对自由制度主义的外交理念与世界政治主张进行了研讨。文章认为,自由制度主义与新制度经济学存在理论上的渊源关系,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合约、经济权利与国家规模的理论,对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议程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文章进一步认为,自由制度主义需要进步性的改造与转化,也就是从新制度经济学中汲取养料,将合约、国家理论与世界秩序结合起来,以开辟制度研究的新领域。     

欧盟制度运作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分析

当今的欧盟具有多层面、多中心的制度体系,为区域一体化提供了富于启示的制度建设样板。在欧洲制度研究中,作为新制度主义三大主要流派之一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是运用最为广泛的一个研究路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将制度界定为一种正式的规则,以偏向于经济理性主义的方法分析欧盟制度的设计和运作,其独特的理论内涵和解释优势进一步丰富了欧洲一体化理论,也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探讨。     

规范制度主义理论评析

20世纪80年代,马奇与奥尔森关于重新发现制度重要性的思想标志着新制度主义思潮的兴起。马奇与奥尔森强调组织规范与价值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其思想也被称作"规范制度主义"。规范制度主义的理论构建主要包括规范性制度、内生性秩序、决定性价值、整合性组织与恰适性逻辑五个方面。规范制度主义有选择地吸收了旧制度主义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旧制度主义的复归与超越。     

形态与伦理：社会组织研究视角转换的可能

近期社会组织研究在理论视角方面具有“组织中心”和“制度中心”的特点，这些独特的视角深刻地揭示了国家丰富而复杂的支配机制，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会组织的研究视野。放宽经验研究的范围，结合社会史和思想史研究的成果，有利于讨论社会组织研究视角转换的可能。作为对组织和制度分析视角的拓展，尝试提出两个新的分析路径：一是从社会形态的角度，注意到“组织”与“关系”之间互相交织的格局，从而尝试一种描摹中国社会组织乃至社会形态的新方式；二是从伦理实践的角度，发掘组织生活中的伦理涵义。上述视角转换，或许有益于调整切入经验现象的问题意识，找到拆解当代社会组织的更丰富可能。     

话语与公共行政:话语制度主义及其公共行政价值评析

话语制度主义是新制度主义理论丛林中的最新流派,它以观念和话语为核心分析要素,为理解制度和制度变迁提供了内生性的动态视角,弥补了新制度主义其他流派倾向于静态的、均衡性制度分析的不足,并为公共行政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层面的诸多借鉴。然而,话语制度主义自身在解释力、理论适用性、理论身份独立性等方面尚存在不足,多学科与学说间的交流和互补对完善话语制度主义分析框架十分重要。     

西方社会规制制度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

西方的社会规制研究者们运用流行的制度主义理论探讨了规制制度设计与变迁,规制制度与行动者之间的互动等问题。西方学者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对我国的社会规制研究也有着深刻的启示。     

美国公共行政学的再定位

随着新世纪的来临 ,面对新环境的挑战 ,公共行政学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正寻求新的定位。新制度主义、网络理论、治理理论将是指导公共管理的三个主要理论 ,而行政联合将是应对挑战的新的公共行政实践。总之 ,公共行政学的这些变化使它重新找到在政治科学中的定位     

Theorizing the resilience of the Indian Act

The Indian Act, 1876 has exhibited extraordinary resistance to major change – despite inspiring universal antipathy. This puzzle is addressed by applying institutionalist theories designed to explain continuity. Both the rational choice and historical versions of institutionalism offer partial explanations for the resilience of the Indian Act – and both can be used to predict change. 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 completes the theoretical puzzle by drawing attention to legitimacy norms. The Indian Act is an example of a “legitimacy trap” – it imposes limits on participation in the policy discussion, but saps the credibility and political capital of those leaders upon whom it confers standing, inhibiting chan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