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地政府信任对城市居民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基于多层线性模型(HLM)的分析

基于微观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及宏观的中国城市统计数据,运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研究地区差异下中央政府信任和地方政府信任是否会影响城市居民对环境风险的感知。研究发现:在城乡之间,环境风险感知存在显著差异;政府信任与城市居民环境风险感知存在显著关系,但中央政府信任与地方政府信任的显著性不同;地区差异因素对政府信任,与环境风险感知的关系存在显著影响,但主要来自经济差异而非环境状况差异;无论中央政府信任还是地方政府信任,都与环境风险感知间存在着随机斜率影响。     

论城市居民社会信任对社团参与的影响

城市社会中出现的各种类型的社会团体在人们的生活中日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根据CGSS2005相关数据，因子分析表明城市居民的信任由一般信任因子和特殊信任因子构成，居民特殊信任水平要明显高于一般信任水平。城市居民社团参与除了受到年龄、收入、政治资本、受教育年限的影响之外，一般信任因子对于居民社团参与水平有着显著影响，而特殊信任因子对于社团参与并不具有显著影响。因此，提升城市居民社团参与的水平，积极引导人们走出仅局限于家庭和亲密关系的“关系圈”，建立起更强的对不特定人的信任关系有着积极意义。     

我国政府信任现状及重建

政府信任是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一种良性互动的政治关系，政府信任不仅影响政府自身的效率，对社会经济发展、法治建设和社会伦理都有重要影响。目前，我国政府在与民众的信任关系方面还存在管理理念、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等多方面的问题。要重建我国政府的公信力，就要从营造诚信环境、转变治理观念、建立民主行政、建立公正的社会制度和完善监督机制五方面着手。     

“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结构的解析——关于央地关系一个新的阐释框架

当下中国,民众偏信中央政府的政治信任结构相当明显,这种政治信任结构虽然说明政权合法性依然牢固,但是地方政府缺乏民众信任却影响了国家整体治理能力的提高、社会政治稳定和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这种偏信中央政府的政治信任结构的形成原因是相当复杂的,文章从历史文化主义、理性选择主义和制度主义三个角度对民众偏信中央政府进行了解释,从政治图像、政治接触与经济增长机制三个方面对形成这种“央强地弱”的政治信任结构的生成机制和生成结构进行了解析。     

腐败治理对民众政治信任的影响分析——一个准自然实验

基于党的十八大后反腐败斗争在各省份取得的效果差异构造准自然实验设计，为理解宏观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下个体社会政治价值感知的变动逻辑提供了窗口。使用2012年和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两期平衡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DID）进行政策效应评估，实证考察腐败治理对民众政治信任的影响及其群体性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腐败治理显著提升了民众的政治信任，反腐败力度越大，对民众政治信任的促增效用越强；（2）群体差异性检验发现，腐败治理显著提高了低收入群体的政治信任，但对高收入群体的影响微弱。上述研究发现表明，腐败治理对政治心理产生了积极效应，夯实了国家治理的民众政治信任基础。而且，腐败治理不仅能够在整体层面提高民众的政治信任，还可以缩小低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间的政治信任差距。因此，实务工作层面，应着力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关注腐败治理过程中低收入群体的利益。     

地方政府反腐败主观社会效应研究——以CSS2013调查数据为例

"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推进反腐败工作。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的反腐败社会效应引人关注。通过将地方政府的反腐败主观社会效应操作化为社会公平感、社会信任、党政干部信任、官民关系四个指标,以CSS2013的调查数据为基础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一是社会公众对于地方政府的反腐败满意度不断上升,二是地方政府反腐败具有显著的社会效应,并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的反腐败表现越好,民众的社会公平感越强;地方政府的反腐败表现越好,民众的社会信任感会随之上升;地方政府的反腐败表现越好,公众对党政干部的信任程度会越高;地方政府的反腐败表现越好,官民的冲突性会随之下降。     

公共政策执行模式下的政府信任关系历史类型研究

习俗型政府信任关系作为一种国家统治的整合机制,表现出使民众对权威和国家单向性、依附性顺从的功用。近代社会,官僚体系下政府运用法制管理社会所形成的工具性思维把政府信任关系纳入政府合法性问题的框架,在委托代理关系下形成契约型政府信任关系。在公共政策多中心执行模式下,多元主体通过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实现合作治理。政府与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信任在合作过程中逐渐增长,促进了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的充分发育。     

中国情景下的公民文化、制度绩效与政府信任关系研究

制度理论、文化理论是西方解释政府信任起源与影响因素的两种竞争性理论。基于亚洲民主动态调查在中国大陆的第一波、第三波数据,本文检验了两种理论在中国情境下的解释效力与发展变化。研究发现:制度理论对我国政府信任具有良好的解释效力,但是不同制度变量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和变化,制度绩效与政府信任的线性关系趋于复杂;文化理论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和低估,从文化视角解释政府信任应当关注公民文化的发展与转型。本文也验证了我国政府信任的结构差异和非均衡特征,有关政治代表性信任与行政执行性信任的区分,提供了分析当前我国政府信任结构分化的有效框架。结合我国实际,本文同时对人口统计学变量与政府信任的复杂关系进行了辨析。     

领导行为与政府绩效的关联路径:基于下属信任中介作用的实证研究

领导行为确实会以下属信任为中介对政府绩效产生影响。其中,变革型领导行为通过下属信任对政府绩效所产生的影响大于交易型领导行为通过下属信任对政府绩效所产生的影响。并且,不同的领导行为对政府绩效所产生的间接效应的方向与该行为对政府绩效所产生的直接效应的方向一致。而性别、职级、学历等个体特征差异对研究结果没有显著影响。关注下属的媒介属性是深入全面了解领导行为对政府绩效的影响过程及作用机理的有效切入点。可以从公务员个体、组织文化、相关制度等方面入手发挥下属信任的积极作用。     

中国城市居民国际信任的来源——一项问卷调查的分析结果

基于2010年的一项问卷调查数据,文章描述和分析了中国城市居民对美国、日本、俄罗斯和欧盟的信任程度及其学理和政策启示。个人和社会经济变量对中国居民对国际上主要国家和地区人民的信任度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本国人民对他国印象的好坏和信任度的高低对国家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国际信任对提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国际社会中的"软实力"也相当重要。     

城市融入、组织信任与农民工的社会信任——以对纺织服装业农民工的调查为例

研究8个城市24个纺织服装企业850个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表明,农民工社会信任总体状态处于中间水平,其组织信任(组织系统信任和员工-管理者信任)和城市融入程度越高,社会信任程度也越高。以人际交往、人际交往感受为表征的城市融入之于社会信任的重要性,说明传统的信任途径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建基于企业社会责任制度安排与实践、制度认知和评价基础上的组织信任对于社会信任变异解释力说明了社会信任建构的制度影响。农民工的社会信任既是关系的,也是结构和制度的,其社会信任水平的提升,有赖于通过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法制建设提升组织系统信任和员工管理者信任,以及消弭社会排斥使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     

大学生对政府的信任状况研究

信任是人与人交往的核心因素,当信任上升到政府层面就尤为重要了。人民把权力委托给政府去行使,这个委托行为的前提就是信任。大学生作为国家未来发展的生力军,他们对于政府的信任态度直接影响到国家未来的发展。对这一群体的政府信任感的研究,无疑能给政府的决策和高校的教育提供信息和建议。通过高校的教育来培养和加强大学生的政府信任,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维持政权的稳定性、为经济建设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利用对天津7所高校1300多名大学生的问卷调查结果,来探讨现今大学生对政府的信任状况及影响因素。     

后实证主义的政府信任关系研究

由于主流公共行政对管理技术、经验和官僚文化的强调,实证主义成为政府信任问题研究的认识论途径.但仅仅通过客观和实证的手段,无法创新性地满足社会转型的变革要求并彻底解决现实矛盾,故而需要在政府信任关系研究的起点、路径和方法方面实现后实证主义转向,即以类型划分入手对政府信任关系进行结构分析,遵循总体性原则下的构成主义路径,在...     

历史坐标中的信任理论之再考察——基于关于"信任"的延续性调查

基于人类历史的宏观视野之解析表明,历史坐标中的信任包括"习俗型信任"、"契约型信任"和"合作型信任"三种类型.立足实证层面的考察显示,三种信任类型在中国大陆被调研的社区中呈现出同生共存的历史生态和非均衡发展的格局.指向未来的理性审视昭示,合作型信任乃后工业社会之理想的信任类型,其对发展基层民主和促进社区良好治理均存有迫切性,至关重要.     

信托权的法律性质

在信托关系中,受托人对信托财产所享有的支配权被称为信托权。尽管受托人可以以自己的名义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但是受托人支配信托财产不是为了谋求自身的特定利益,因此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支配缺乏权利的本质。受托人对信托财产进行符合信托目的、符合委托人意志或受益人利益的管理或处分,只是在履行其对委托人和受益人所承担的债务。     

合作型信任:政府与第三部门合作关系的基础

进入21世纪后,随着社会事务的复杂化,政府与第三部门之间形成了密切的合作关系,通过相互合作来进行社会管理。合作是以信任为基础的,政府与第三部门合作也应以合作型信任为基础。合作型信任与契约型信任、习俗型信任相比更有利于政府与第三部门的合作。为此,通过建立公共承诺机制,构建平等的对话机制,完善制度体系以及培育相互信任的社会文化来构建合作型信任。     

论政府信任关系的秩序功能——读张康之教授《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

秩序的供给是政府的基本职能。在分析社会的秩序需求时,会发现政府信任关系与秩序模式之间的关联性。在《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一书中,张康之教授在历史的坐标中把人类以及政府的信任关系划分为习俗型、契约型和合作型,认为在习俗型信任关系的基础上所造就的是权力秩序,在契约型信任关系的基础上则造就出了法律秩序,正在成长中的合作型信任关系将成为合作秩序得以确立的基础。习俗型和契约型的政府信任关系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权力秩序、法律秩序反映在各自的社会治理过程中,是以社会隔离的方式去强化社会的异质性的,它们分别反映出了制度的理性危机和道德缺失。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将扬弃既往所有的外在秩序追求,为确立一种有机性的、内在于人的和谐秩序提供支持。     

企业家与大学生的文化价值观有何不同?

文化价值观对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和创新行为的生成具有重要的形塑作用.本文从公平、信任、社会责任和财富观四个维度对企业家和大学生的文化价值观展开比较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与企业家在分配公平、结果公平、被信任程度、区域信任、承担社会责任和收入幸福观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而在机会公平、承担社会责任倾向、财富追求倾向和公共财富观这些方面未发现明显差异.对企业家文化价值观的多因素回归检验表明,企业家比大学生更能够接受结果公平并愿意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家更倾向财富创造并且更不看重收入对幸福的影响.     

当代西方政府信任危机述评

在当代西方,一系列的民意调查显示,政府公信力的下降已经演变成一股普遍的国际趋势。造成西方政府信任危机原因涵盖多个层面,既包括政府自身的能力和操守问题,也包括社会评价标准提高、利益集团控制议程和大众传媒掀开政府黑箱等客观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各国政府纷纷针对公信力下降的现象出台新的政策,重建政府信任已经成为当前西方政府再造工程的重要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