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我国当前法治与人治的交锋

当前我国在全面推崇依法治国 ,一方面法治的观念在扎根 ,另一方面人治却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于是法治与人治的交锋便不可避免地存在。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法治的进程不会因此而滞留不前 ,它作为一种历史的潮流最终势必取代人治。而我国在法治的进程中需要作出许多的努力 ,包括外部环境的优化和内涵建设的加强。     

王晓林：从人治到法治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法治建设发生了质的连续飞跃。圣明天子、太平宰相、为民做主的父母官在历史上一直是我国民众长期追求的理想。法律历来被认为是从属于统治者的，仅仅是其统治的一个工具。     

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人治德治礼治法治考论

中国传统价值观最初重视人治和德治,后来有了礼治和法治,传统治理方式是人治、德治、礼治和法治四种治理方式的有机统一。德治、礼治和法治是人治的三种主要方式。在这三种方式之中,德治是根本,礼治是为了实现德治,而法治则是礼治的补充和保障。传统治理方式从作为人治的德治,逐渐走向了作为人治的非德治(礼治)。导致这种境况的根源则在于人治,而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治理方式,必须变"人治"为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形成贯彻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基于"法治"的"法治"和"德治"的良性互动。     

从“人治与法治”的角度看中国政治模式的转变

一个国家政治模式的优劣决定着本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而一个国家的政治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且具有历史必然性，是历史的抉择。中国古代传统政治模式，总体上来说，应该是一种“人治”的社会模式，而现代中国则更注重“法”的规范和强制作用，力图建立一个“法治”国家。本文从“人治与法治”的角度，通过对这两种模式进行比较，从三方面来谈中国政治模式的转变。     

从人治到法治:古代官德略论与现代官德重塑

官德,自古以来便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中国古代深厚的德治传统使得古代官德思想异常丰富,但受人治思想的影响,古代官德思想与现代民主法治相对立。新旧社会的转型使得古代官德被现代官德所替代,但由于人治思维依然存在,加之法律制度还不完善等原因,现代官德中的民主与法治内涵并没有真正体现,尤其当经济体制发生转变,官德失范现象更是层出不穷,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因此,我们要辩证地看待古代官德,理性地分析转型时期的官德失范现象,以便在法治文化下进行现代官德重塑。     

论法治、人治与德治的关系——中国与西方人治、法治思想之比较

自古以来中国与西方就一直存在着人治与法治之争。在理论上,古往今来的既有提倡人治的,又有提倡法治的,还有主张二者相结合的,这场论战直到现在也未形成定论;在实践上,在中西方都是实施人治的历史悠而久,实施法治的历史、法治的推行困难重重。目前的情况也只能说明人治与法治并存,并没有谁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现有条件下,我们可以认为,相比人治或者法治,将人治和法治相结合似乎更为可行和合理。在当今的中国,我们要真正实现理想社会的目标,应当构建起一种符合我国国情和历史传统的治理模式———＂以法治为本,重视德治,兼顾人治＂———在努力实现以法治为治国之本的前提下,在充分发挥人的治国作用的同时,以法治和德治共同制约人治,以达到三者的和谐与统一。     

从"人治社会"到"法治社会"

人治社会和法治社会是不同的要素组成的两类不同的社会系统。两者的更替过程,离不开人的主现能动性的 发挥,但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要进一步推动中国法治化进程,在经济建设、意识形态、政治法律领域 做好各方面的工作。     

法治视野下死刑执行方式的抉择

死刑是一种处罚犯罪人的最高刑罚,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死刑采用枪决或注射等方式执行。”这样,在我国就出现了两种死刑执行方式并存的局面。然而,这与刑罚的目的、刑法的基本原则以及刑法的谦押精神是相背离的,从死刑执行方式发展的历史上看也是不符合其规律的。因此,将死刑的执行方式统一于注射成为今后我国执行死刑的必然趋势。     

人治的必然结果--唐太宗晚年走下坡路的历史启示

中国政治曾长期陷入"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历史怪圈,究其原因,则是"人治"的必然结果.唐太宗曾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代明君,早年励精图治,从善如流,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但在人治的阴影下,晚年仍未能逃脱走下坡路的历史宿命.因此,新时期的各级领导干部应引以为鉴,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呼唤法制.     

中国共产党对外战略的历史抉择与创新发展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沉着应对复杂国际国内形势的挑战与冲击,在艰辛的实践探索和历史抉择中实现了对外战略的历史性转变,对外战略的价值理念不断更新、战略格局布势日臻完善、国家形象定位日益鲜明、对外交往实践日趋成熟。     

人治、法治和仁治的关系——基于孔子的政治思想

在孔子的政治思想中,人治、法治和仁治是三个重要而又有区别的概念。虽然在形式上,它们都属于思想核心的"仁"在政治实践领域的外化,但是在逻辑上,三者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人治与法治之间并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将人治寓于法治之中;另一方面,人治、法治都只是实现大同社会的仁治的一种途径和手段。因此,仁治是法治和人治的最终归宿。     

法治时代司法的意义

司法与法治的内在关联 ,在理论上是不言而喻的 :法治为司法活动提供制度保障 ,司法则成为法治对抗强权、维持正义的常规形式 ;法治成为司法活动的价值归依 ,司法则将法治的精神送入百姓的日常生活。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在拥有悠久的法治传统的同时 ,也往往拥有同样悠久的司法传统。第一 ,司法是法律实现的常规形式。司法作为法的实现的一种权威途径 ,能够以法定程序 ,将法律正义从制度规范形态转化为社会生活事实。正如拉德布鲁赫所说 :司法使法律降临人间。“法之不行与无法同”,司法在一般意义上的重要性早已为中外的古人们所强调…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法治

法治,正如平等、正义等其他重要的政治概念一样,始终是备受争议的.然而,尽管对于法治的确切解释仍不乏争论,但大家对其核心思想与基本要素已达成普遍共识.最基本来说,法治是指在一种制度内,法律能够对国家和统治集团成员形成有效的制约.     

人治还是法治——试析对韩非政治思想的分歧性评价

韩非是战国法家的集大成者,他继承前期法家的思想成果,创立了法、术、势兼用的政治理论。但韩非思想究竟主张人治还是法治,后世出现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法治论派和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人治论派这两类截然不同的观点。评价分歧的根源在于韩非思想自身的矛盾性,韩非在建构法治主张的过程中难以避免地陷入理性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结构性冲突,既以工具理性批判儒家理想化的政治观,反过来又用过于理想的态度看待法治建设中君主的作用。因此,将韩非简单定性为法治的倡导者或独裁的鼓吹者都有失偏颇。     

法治文明的历史溯源

法治文明,是一个国家实行法治的状态和程度所体现的文明,法治的发展史就是法治不断趋向文明的历史过程。在西方历史上,“法治”思想首先发端于古希腊、古罗马思想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人的学说,经过不断的承继和演进,至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以启蒙思想家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人为代表,提出了资产阶级法治原则,并深刻影响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治国实践。中国古代法家提出了“以法治国”,把法律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统治国家和人民的御用工具,后世封建统治者采取儒表法里的学说。从法治的历史演进分析,中国与西方的法治产生的文化背景和基本涵义有着根本区别,目前,我国社会主义依法治国道路,只能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之路,只能建立在中国国情之上,借鉴人类法治文明的优秀成果,走循序发展的渐进之路。     

和平发展互利共赢：时代主题视阈下中国共产党对外战略的历史抉择

建国后,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沉着应对复杂国际国内形势的挑战与冲击,在艰辛的实践探索和历史抉择中实现了对外战略的历史性转变。对外战略的价值理念不断更新、战略格局布势日臻完善、国家形象定位日益鲜明。     

法治·德治·人治——关于“以德治国”的思考

本文通过对德治的本来含义、法律和道德的功用及关系的阐释,分析了江泽民"以德治国"的主张遭到冷遇的原因,提出应当把"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作为治国方略。     

党是实现法治的历史承担者——评《领导与法治》

最近,由谢邦宇主持、中央党校教研室集体撰著的《领导与法治》一书,已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全书以绪论开篇,共分11章,从揭示领导与法治的内在联系和直接结合的客观必然入手,立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高度,围绕管理国家和治理社会的法制领导实践,就领导决策、领导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