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证据保全

将民事证据保全制度作为一个研究对象,首先要关注民事证据保全与民事财产保全的区别,并正确分析和对待两者重合的现象。民亨证据保全制度需要更多立法上的支持,当务之急是需要对采取民事证据的诉讼中保全、诉讼前保全需符合的条件加以明晰地规范。英美法系国家的某些制度及大陆法系国家的一些立法经验值得借鉴。     

新民事诉讼法视野下的法院诉前证据保全

2012年新修正的《民事诉讼法》确立了法院对于一般民事案件的诉前证据保全,我国证据保全制度日趋体系化。然而,涉及诉前证据保全的各规范性文件在管辖、申请要件、担保问题上的规定却不一致;其程序设置、保全证据的效力也不明确,还存在将证据保全与民事保全相混同的问题。为此,应当转变理念,凸显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统一立法规定,确立证据保全制度的独立地位,加强程序保障,明确保全证据的效力,以期在实践中更好地发挥诉前证据保全制度的功能。     

论刑事证据保全制度

我国刑事证据保全制度在实践运行中存在许多缺陷和不足。真实只有一个,而且不会自我呈现。只有赋予当事人证据保全申请权,改革和完善我国刑事证据保全制度,才能还发现真实的机会。     

论网络证据保全

本文在阐述网络证据特征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由于网络证据的特性而在其保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从有利于证据保全申请人的角度提出了对网络证据保全的一些建议,以期能使证据得到有效的公证,对网络侵权行为进行打击依法维护自身的权益。     

证据保全理论之审视与重构

证据保全传统理论在司法实践中发挥过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但应当认识到,从这一理论出发,证据保全的实质涵义及其他相关要素并未得到合理的厘清,这一理论体系暴露出的缺陷日益明显。信息理论及其基本构成元素——信息的合理引入,使得证据保全理论的重新构建具备了科学的前提和基础。证据保全应是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前的一种证据审查活动,它能够确认证据的客观真实性,有助于法官当庭认证,从而对待证事实的证明发挥作用。     

论电子邮件证据的保全和应用

电子邮件是Internet应用最广的服务,它不仅能够用于传送文件、个人通信、利用"匿名FTP"访问远程信息资源等,还可以被用来传输商务往来文件,进行E-mail论坛讨论。由于电子邮件的内容反映了案件当事人的行为,留下了行为人制作、发送和接收电子邮件的相关信息,所以,电子邮件的内容对于证明某些待证事实具有重要作用。为此,有必要在介绍电子邮件的工作原理的基础上,探讨电子邮件证据在诉讼中的保全原则和方法,以及在诉讼中的应用。     

完善民事诉讼保全制度初探——从诉前停止侵犯知识产权的角度

行为保全是指法院在诉讼前或诉讼中 ,根据请求人的申请责令被请求人实施特定的作为或不作为。从诉前停止侵犯知识产权的角度 ,分析比较了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中与之相近的制度和措施 ,介绍了国外相关立法 ,提出了在将来修改民事诉讼法时增设“行为保全制度”的建议。     

论行政程序证据在经济犯罪侦查中的应用——以行政程序证据向刑事证据的转化为视角

行政程序证据的充分利用有助于提高经济犯罪侦查的效益,使经济案件证据难的问题得到缓解。在行政程序证据的应用过程中,只有区分行政程序证据和刑事证据的差异,重视将行政程序证据转化为刑事证据的必要性,注意不同类型证据在转化过程中的问题,才能实现对行政程序证据的充分利用。     

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的证据收集制度论析--以德国民事诉讼为中心

大陆法系各国证据的收集主要通过当事人向法院提出申请 ,由法院发布文书提出命令等方式来完成。近年来大陆法系各国日趋重视证据收集的作用 ,学理与判例创制了证明妨害、协作查明事实义务以及真实与完全陈述义务等支配证据收集制度的法理 ,扩大了文书提出义务的范围 ,赋予证据保全以证据开示的功能 ,并通过宽泛的秘密特权的规定限制法官在证据收集中的自由裁量。强调书证的早期自主开示 ,代表了大陆法系证据收集制度的发展趋向。     

论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构建

我国的<民事诉讼法>未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做出规定,仅相关司法解释有所涉及.但其规定非常单薄,其原则性、抽象性的概括条文使非法证据排除的实际操作性不强.容易造成适用上的混乱.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可以以利益衡量作为排除非法证据的基本原则,同时设立好相关的配套措施.民事诉讼法还应当从排除的范围、提出排除的主体、提出排除的时间这些方面来具体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论证据与证据提供者之间的关系——以电子证据的可信度危机为论证起点

电子证据现象反映了证据的可信度问题即所有证据形式都会被修改,所有的证据形式都面临着可信度危机。证据的可信度除了与证据的取得过程有关,还与证据提供者的可信度有关。在证据取得过程合法的情况下,证据的可信度将直接取决于证据提供者的可信度。     

小议聂树斌案 ——以再审程序和证据为视角

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一案经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被改判无罪,该案存在再审程序启动难、审理难等问题,但再审与缺席审理并不冲突.该案再审对原审部分证据的取舍表明,应适用现行刑事诉讼法有关证据规定审查存疑证据.该案再审对改进我国再审审查模式以及保障当事人申诉制度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法定证据与自由心证之抉择——以民事证据制度的选择为视角

法定证据和自由心证是大陆法系国家采用的证据制度。这两种证据制度实际上代表了诉讼证明中两种不同的模式———法定的证明模式和自由判断的证明模式。我国民事证据制度应当从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在抛弃两者缺点的基础上,选择法定证据与自由心证相结合的证据制度。     

数字证据的收集和保全问题研究——试谈首要响应人员对“脆弱”数字证据的收集和保全

数字证据具有潜在脆弱性.对"数字案件"第一时间做出响应的执法人员,担负着以简单、安全和符合诉讼要求的方式收集和保全"脆弱"数字证据,确保数字证据完整性的重任.以FRED为例提出对响应人员专用工具的四点要求.     

我国被害人权益刑事立法之完善——以刑事财产保全及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为视角

新制定的《刑事诉讼法》增设了刑事财产保全措施及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被害人权益的保护,但刑事财产保全申请主体过于狭窄,适用范围、对象、担保等不明确,且财产保全的申请主体缺乏优先受偿权;而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亦存在范围过窄,诉讼时效、证明标准等不明确及地域管辖、权利救济途径有待完善等缺点,需要有针对性的加以完善,以充分保障被害人的权益,实现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统一。     

论法官对证据行使的释明权及其约束机制——以民事诉讼为考察范围

法官释明权的行使是诉讼中极其重要的问题,尤其表现在证据领域之中,一方面可以防止法官心证的秘密性,另一方面,能真正有助于充实审理内容,及时保护当事人之实体上及程序上利益.应该正确把握民事诉讼中是否适用释明的情形与释明界限和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一款与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内容.同时,法官对证据行使释明权应该受到规则之治、裁判制度、上诉制度及社会舆论监督的约束机制.     

侦查环节非法证据排除工作机制研究——以新《刑事诉讼法》为出发点

2012年3月修改的《刑事诉讼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这一制度的确立实现了非法证据排除的有法可依,有利于侦查机关强化对自身侦查行为合法性的监督,遏制非法取证,加强人权保障,促进司法公正.随着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逐步推进,侦查机关如果仍然沿用以往的取证方式,辛苦获取的证据就可能因为手段不合法等问题而在后来的审判环节遭到排除.作为最主要的取证主体,侦查机关应当主动建立部门内部的非法证据排除审查和工作机制,以有效应对刑诉法修改给侦查工作带来的挑战.     

瑕疵证据新解——以瑕疵证据的地位为视角

2010年“两个证据规定”确立的瑕疵证据理论是证据法学界的大事件,对我国刑事证据法理论的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瑕疵证据”的地位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其“补正或合理解释”的治愈规则也备受争议.就实质而言,所谓瑕疵证据应是一种证据取得禁止规则,它规范着相关国家机关的行为,其与非法证据产生重大分野,取证行为瑕疵的出现并不当然导致证据的排除,瑕疵证据可以通过相关治愈规则恢复证据能力.     

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反思——以私录视听资料排除规则为着眼点的分析

在2013年实施的《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较为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在随后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中却回避了这一争议颇多的问题,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也对这一问题给予了最模糊的阐述.事实上,我国现行的以私录视听资料排除规则为代表的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诸多的困境,这一问题亟待解决.因为我国偏重追求实体正义价值的法律文化传统中,不存在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设立所依赖的制度基础,我国相关司法实践中也不存在设立该规则的现实需求.所以,我们应当废除当前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法官的自由心证作为证据合法性判断与排除的依据.     

论行政公益诉讼中检察权与行政权良性互动之路径建构——以诉前程序的改良为视角

检察权与行政权互动的自然流程应符合两权关系的应然定位,在分工合作中实现有效治理,在内外互动中维护社会公益。对于检察权与行政权在协商主体中的角色,要尊重诉前程序的阶段规律。在协商前,被监督行政机关作为法定履职机关是主要的决策者和治理者,检察机关更多的是作为组织者和裁判者的角色;在协商中,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在地位平等的实质性内核下展开两权的平等对话;在协商后,检察机关应对行政机关的履职情况跟进监督、主动监督,发挥对实体内容的能动审查与对整个程序走向的引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