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的青少年犯罪与青少年司法状况

意大利青少年犯罪状况逐年恶化，意大利的青少年犯罪率呈现出北部高于中部及南部地区特点。意大利青少年犯罪与社会经济、政治的状况相关，但更表现出与非法移民之间的联系。针对这种状况，在意大利，实施意大利模式的青少年司法，对青少年广泛适用恢复性司法，对治理青少年犯罪，取得了良好的效国。     

上海市社区青少年工作立法探析

在市委政法委的领导和推动下,上海市社区青少年工作开展两年以来,取得了不少成果,作为新生事物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问题。通过对社区青少年工作开展的现状及社区青少年工作立法的情况进行调查,笔者感到要把上海市的社区青少年工作推向纵深,建立起社区青少年工作的长效机制,对社区青少年工作进行立法,使其纳入制度化、规范化轨道,不仅具有必要性,也具有现实紧迫性。     

青年角色过渡与越轨行为

角色过渡问题是青年越轨理论研究的一大薄弱环节。过去,我们在越轨方面常常忽略青年角色过渡的主体性, 忽略青年角色过渡的过程性,简单认为青年角色过渡的单线性,片面认为青年角色过渡的和谐性,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应该正确认识这一问题。     

加强少年法庭工作的实践与思考

自1984年上海市长宁区法院成立第一个少年法庭开始,我国的少年法庭工作经历了从无到有,由点到面、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二十多年来的实践和探索,少年法庭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然而时至今日,关于少年法庭组织以及少年审判工作有无必要、其存在的价值和作用等仍有来自于不同方面的疑问与争议。本文结合青岛法院少年法庭工作的实践,就少年法庭工作中存在争议、少年法庭工作的基本理念以及当今少年法庭工作如何进行改革创新以赢得新的发展机遇提出一些思考。     

少年司法的边界在哪里？——探讨构建中国少年司法制度的方向选择

随着社会的变迁,我国家庭和社区对于未成年人的教育和控制功能日益弱化,而同时,我国的司法制度对罪错少年的干预是滞后的,导致社会上出现了一批屡次违法和轻微犯罪的顽劣少年,公安机关对他们无可奈何,只能是“养肥了再打”。对此,很多人建议将我国的少年司法管辖范围扩大,干预前置。但是笔者通过对典型国家和地区的少年司法制度的横向比较、通过对中国现行司法制度所反映出的本土文化和理念的分析,对中国未来的少年司法制度的改革方面持不同建议。笔者认为我国所要构建的少年司法制度应当是尊重和传承我国传统司法理念,同时吸纳国际进步思想的制度。     

慎重对待犯错误青少年的处理

学校和单位对违纪违法青少年如何处理,历来就是一个十分敏感且相当困难的问题。随着公民法治观念的增强,依法维权的意识更加浓厚,处理过程稍有不慎,就会引起法律纠纷,尤其是当今青少年的主体是独生子女,处理的本身不仅与其本人和家庭有关,还涉及到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这就需要学校和单位对违纪违法青少年的处理要慎之又慎,同时还要从青少年身心健康和家庭和睦幸福的层面,从依法治国的角度,从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高度,来科学审视对违纪违法青少年的处理。     

数百万“网瘾少年”现象引发的思考

今年8月28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秘书长李建国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作关于检查<未成年人保护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时披露了一个惊人的数字,那就是目前我国约有4000万未成年网民,其中"网瘾少年"占10%左右.     

论教师失范行为对未成年人的影响

在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中,教师失范行为起到示范作用,某种意义上是教师的失范行为引导未成年人走向越轨。提高教师职业准入门槛将不合格人员拒于教职之外,制定一系列相关制度明确教师责任、规范教师言行,把已经职业化的教师工作重新定位,重新纯洁化、事业化。从职业准入、兼职禁止到责任追究,从制度上保障未成年人从入校到离校接受灵魂的洗礼和升华,而不是再忍受摧残。     

上海共青团参与青少年再犯预防为中心

共青团参与再犯预防是一个全新领域。在当今社会青少年犯罪日益严重和保护青少年合法权益的背景下，在共青团自身发展，司法机关实践运作经验等方面，共青团参与再犯预防有有着特定的需求。因此，开展考察教育工作，做好取保候审未成年人的保护、教育工作，实行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开展社会调查工作等都是共青团参与再犯预防的重要工作内容。     

高度重视青少年法制养成教育

结合青少年身心特征和认知特点开展法制教育,着力提高青少年普法教育的实效性,不仅要靠法律意识的培养和法律知识的传授,同时也离不开青少年主体的实践。通过青少年法制养成教育,则可以进一步坚定青少年依法参与社会生活的观念、切实提高青少年的维权能力、牢固树立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和消除尚在萌芽状态的违法行为,从而使法制教育取得实效。     

青少年犯罪行为与场所空间关系的研究——以天津市为例

犯罪场所是犯罪行为实施的空间要素之一。由于青少年对空间环境较为敏感，其犯罪行为与案发场所情境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不同场所中犯罪类型的差异、不同场所犯罪的暴力倾向差异以及作案难易程度的差异等。对青少年犯罪场所的研究，有助于犯罪空间预防工作的开展。     

以宽容之心对待违法犯罪青少年

2007年4月16日清晨发生在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赵承熙枪击案,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而随后发生的该校悼念活动,将凶手赵承熙和52名遇难者一起被列为悼念的对象,则更同样令人不解。有消息称,该校在4月20日中午举行的遇难者悼念仪式上,放飞的气球是55个,敲响的丧钟是55声,次日安放在校园中心广场草坪上的是55块半圆的石灰岩悼念碑等等,其中包括52名遇难者和自杀的枪手赵承熙。在人们眼中,     

我国青少年法制教育的完善

文章总结了20多年来我国青少年法制教育取得的良好效果和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完善青少年法制教育的几点建议。理论联系实际,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为我国今后完善法制教育提出了明确的方向。     

社区青少年法律概念的界定及意义

研究社区青少年问题,就必须首先对其概念进行科学的界定,本文将没有固定工作、没有就学、缺少监管的16至25周岁的青少年界定为社区青少年,并且分析了社区青少年的年龄因素、教育因素、就业因素和家庭因素,提出了社区青少年的年龄因素加上“失学、失业、失管”这三大因素,构成了社区青少年与其他同龄青少年的显著区别。同时认为,现在使用的社区青少年的名称比较客观地描述了目标群体,符合对象的特征,并能反应出社区青少年工作的思路和导向,具有准确性和科学性的特点。以社区青少年取代原来的社会青年、闲散青少年、问题青少年或不良青少年,并不单单是称谓的变化,而是具有更加重要的进步意义,主要是社区青少年的名称适应了社区发展和社区建设的趋势,有利于加强社区对社区青少年的社会管理和控制,突出了社区对这部分特殊青少年的服务功能以及有利于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     

Youth Movements and Elections in Belarus

This article offers a contribution to the comparative democratisation literature by analysing the use of non-violent methods of resistance in a repressive political regime. It focuses on the role of youth movements in elections in Belarus. Elections present an opportunity for the engagement of youth in politics. The study examines how the youth movements Malady Front, Zubr and Belarusian Patriotic Youth Union sought to mobilise young people during the 2001 election. It analyses movement tactics and state action in response to youth mobilisation.     

论修复性司法理念下的青少年犯罪矫治

一、修复性司法的具体内涵 “恢复性司法是对犯罪行为作出的系统性反应，它着重于治疗罪行给被害人和社会所带来的或者引发的伤害。”^[1]修复性司法除了社区矫正功能以外，还能通过犯罪加害人、受害人、社区三方的共同参与，平等协商受害人的补偿及犯罪行为人应当负担的责任，     

试论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少年犯罪问题在现代社会变得日益严峻,为预防、控制和减少少年犯罪,世界各国都很重视少年司法制度建设。我国由于多种原因,少年司法制度构建起步较晚,与发达国家少年司法制度存有较大差距。为加快少年司法制度建设,本文对我国少年司法制度不足作了多方面的探讨,并借鉴发达国家成熟的做法,提出了完善构想。     

青少年犯罪成因实证研究

青少年犯罪的成因相当复杂，对其探讨已涉及到了各种学科和社会层面，并渐有“科际整合”的趋势。本研究立足于具有“科际整合”特点的国内外代表性学说一般犯罪理论和犯罪综合动因论的理论基础上进行实证研究，探讨家庭、学校、同侪以及低自我控制等因素对青少年出现违法、犯罪行为的预测作用。     

Education Language and Youth Entrepreneurship in Chad

This study aims to assess the effect of education language (Arabic or French) on the probability of being self-employed in Chad. Mainly, we make use of a recursive bivariate Probit model and matching techniques to assess the effect, as well as to remedy to the endogeneity problem. Overall the analysis suggests that youths with Arabic-language education are more likely to be self-employed, however, most of them specialise in modest informal micro-enterprises. These results can help to shed light on the education language implications, and then, can help policymakers to design appropriate policies to foster youth entrepreneurship in Ch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