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革命动员与农民“抵制”心态

当自身生存伦理受到威胁时,对组织与政府行为抵制乃至反叛成为农民的本能反应。中央苏区时期革命动员过程中边界的＂赤白对立＂与＂逃跑＂、＂反水＂等抵制现象的发生,并不意谓农民对革命本身的全然拒斥,而实在于个别地区的农民因政府动员方式不当与动员过于频繁而导致的挫折感以及由此作用下产生的避＂害＂趋利心理的本能反应。这一抵制现象表明,农民的生存伦理安全是革命动员的基线,并一定程度地折射出革命动员与乡村社会的互动关系。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征兵过程中农民的抵制心态

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征兵的过程中,由于民族意识缺乏、国家观念淡薄、＂好男不当兵＂消极文化的影响以及兵役人员的徇私舞弊和被征壮丁所受的虐待,朴实的农民在＂经济伦理＂和＂安全第一＂的考量下,用他们所理解的生存法则—规避和逃跑对战时的征兵进行了＂和平＂的抵制。     

从当前国家同农民的关系看农村社会稳定

国家和农民的关系如何,不能只看国家意志在实践中的结果,而应看国家意志如何得以实现。当前,国家的农村社会动员能力减弱,其原因在于制度供给不足,而要改善国家和农民的关系,必须规范政府行为,切实保障农民利益。     

出路与保障——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国家政策

国家对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政策在早期是不清晰,甚至在一定的时期内处于抵制状态。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国家对民工子女流动开始由“抵制”到“淡化”、再到“关心”、直至“积极支持”,逐步形成了以鼓励人口流动、提倡公办学校接收民工子女为主的政策。     

论乡镇政府在征地中的角色定位——从乡镇政府行政行为的逻辑谈起

乡镇政府行政行为的逻辑在于国家意志、乡村社会利益和自身官僚利益的实现和维护。在现代国家建构的不同阶段,乡镇政府这三种行政行为逻辑即三种利益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在现代国家建构的初级阶段即民族——国家阶段,强调的是国家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和整合,乡镇政府更多的是代表国家意志,而在第二阶段即民主——国家阶段,乡镇政府应该更多地代表乡村社会利益。当前,中国正处于民主——国家建构的阶段,就征地而言,乡镇政府应更多地维护被征地农民的权益。这不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必然,更是解决当前三农问题的现实要求。但由于目前征地的相关制度的缺陷,导致了现实中乡镇政府的角色偏位,被征地农民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因此,必须通过相关制度的完善,以使乡镇政府的角色正位,更好地维护被征地农民的权益。     

基于权利保护视角的农民环境权救济行为探析

农民环境权救济行为的背景是农民环境权受损。分析农民环境权救济行为应联系在特定制度安排和社会变迁中农民的生存际遇。农民环境权救济行为存在着矛盾选择,这意味着在农民环境行为中,既有可能产生理性的环境行为,也有可能产生非理性环境行为,这使得农民环境权救济行为存在着两重特征。一方面,出于对现有利益格局和权利制衡关系的理性判断,农民在权利维护上表现出犹豫和畏缩,在这里称其为"柔弱的农民环境权救济行为"。另一方面,受环境权受损程度和救济路径是否有效率影响,环境维权和救济行为力度呈现逐渐升级的趋势和进路。     

行为学和犯罪学研究对警察管理的启示

本文从行为研究和警察工作、犯罪学理论和警察工作以及警察对行为学研究的抵制等方面阐述了行为研究和犯罪学研究对警察管理所产生的影响;并通过古典理论、日常行为理论、社会学习理论、芝加哥学派等的举例,来说明行为研究和犯罪研究对完善警察管理所起的积极作用。     

我国农民消费结构演化趋势的双因素分析

随着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农村的消费环境和消费条件都有了显著的提高。消费社会的到来和消费主义文化的迅速传播,冲击了农民的传统消费观念和行为。农村消费主义文化和中国传统消费文化同时发挥着作用,在这两种消费文化的共同影响之下,农民的生活消费观念和行为也出现了积极和阻碍的双因素。     

试析农业经营的风险

作为理性交易的农民而言,面对农业特殊风险问题,他们会通过若干途径来降低风险系数,但是仅凭合约中作为弱势群体一方的农民自身是无法真正实现风险分散,这就必须要求国家在顾及国家利益最大化与农民利益之间进行选择,通过政策行为帮助农民分散风险。     

团风县开展农民负担合同公证

近年来 ,湖北省团风县充分发挥国家公证机关的公证职能 ,组织公证机关积极开展农民负担合同公证业务 ,为减轻农民负担保驾护航。公证人员进村入户 ,向农民宣讲国家有关政策 ,严格按国家法律规定进行公证。对于经过公证的合理负担 ,农民都能自觉交纳 ,对于没有经过公证的负担 ,农民理直气壮坚决抵制 ,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截止目前 ,该县已办理农民负担合同公证６万余份团风县开展农民负担合同公证$中共团风县委组织部@吴富强 @王元清$中共团风县委组织部     

1953-1958年统购统销八个问题考议

从统购统销的决策初衷看,领导人试图在“国计”与“民生”之间维系平衡；但实践结果违背了决策初衷,统购统销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农民,这与政策失误、制度僵化等因素有关。从1953—1958年统购统销的运行看,这是制度初创、逐步定型的阶段,其价格和数量大体保持在了一个相对合理的调节范围内,于国于民皆有益处；然而,其背离价值规律、“高征购”以及强制执行等问题也都开始浮现,与农民利益发生矛盾,遭到一定的批评和抵制。1958年以后,大跃进、公社化、农业生产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出现,更打破了国计与民生间的微妙平衡,使统购统销制度出国家与农民对地租的“分享”,逐步蜕变为工业、对市对农业和农村的“剥夺”。     

试论社会因素对婚姻家庭的作用

社会因素对婚姻家庭的产生与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婚姻家庭类型总是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相适应的 ;一夫一妻制的性质和特征反映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要求。在现代社会 ,应正确看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夫一妻制 ,抵制任何破坏一夫一妻制的行为 ,坚决贯彻一夫一妻制原则。     

建国以来中国的国家与农民关系研究

中国的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而在当前＂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国家已经无法通过集体主义对农民和农业进行管理,重塑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建立平衡国家与农民利益关系的合理机制已成为必然。     

1953-1958年统购统销几个问题考议

从统购统销的决策初衷看,领导人试图在"国计"与"民生"之间维系平衡;但实践结果违背了决策初衷,统购统销在很大程序上剥夺了农民,这与政策失误、制度僵化等因素有关.从1953-1958年统购统销的运行看,这是制度初创、逐步定型的阶段,其价格和数量大体保持在了一个相对合理的调节范围内,于国于民皆有益处;然而,其背离价值规律、"高征购"以及强制执行等问题也都开始浮现,以农民利益发生矛盾,遭到一定的批评和抵制.1958年以后,大跃进、公社化农业生产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出现,更打破了国计与民生间的微妙平衡,使统购统销制度由国家与农民对地租的"分享",逐步蜕变为工业、城市对农业和农村的"剥夺".     

派系政治与农民上访的逻辑

派系竞争导致派系上访的生成,而派系上访具有弱组织性、求援性、非政治性、目标的人格化和参与者的两面性等特征。与那些"为权利而斗争"的农民上访行为不同,派系上访的目的是"为利益而斗争"。派系上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监督村治精英,维系村庄内部权力均衡,但也容易导致村政混乱和村庄公共性缺失,增加基层治理成本,耗费国家治理资源。在学理层面,基于村庄派系政治的视角理解农民上访行为逻辑,有利于进一步拓展农民抗争问题的研究视野。在政策层面,这一研究视角有助于决策部门更为清晰地认识农民上访行为的深层根源。为有效治理派系上访,国家需要进一步完善农村公共资源分配机制,加强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培育理性、协商的公民文化。     

一个地方官员的合作社理想与实践——姜柏林:只有合作社才能破解“三农”问题

“在倡导和推动合作社过程中,有人把我引导农民建立合作社说成‘不是要造反,就是有精神病’,说成‘骗子’,搞‘传销’组织等。有人明确表态,‘你搞的那个组织太可怕了,我不会支持你!’有的部门为抵制农民合作,不认可按政策办事,竟说‘省委书记来了也不行’!有的领导讲,如果农民     

抓紧新麦的计划收购工作

今年的夏季农作物,包括小麦在内,都已经陆续上市了。为了确实掌握粮源,保证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保证城市工矿地区、部分经济作物区和某些农村的面粉供应,各地必须在新麦收获后的一定时间内,完成新麦的计划收购任务。今年的新麦的计划收购工作有着许多有利的条件。特别因为一九五三年冬季以来,党在农村中大张旗鼓地宣传了国家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并在这一基础上展开粮食统购工作,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取得了许多经验。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提高了,互助合作发展生产并把余粮卖给国家的积极性也普遍地提高了。广大农民已经懂得了把余粮卖给国家,不但直接支持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巩固了工农联盟,是一种光荣的爱国行为;而且可以使自己在目前获得更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在一个相当时期以后,随着国家工业的发展,农民还可以逐渐获得各种农业机器,进一步改进农业技术,组织集体生产,使自己最终摆脱贫困的境地。这就说明,广大农民对自己的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     

道德自主能力：最现实最广泛的执政考验——从微观道德层面看执政能力建设

国家最近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是国家公务员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我国干部人事制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也是走“依法治国”道路的重要一步。作为50多年来干部人事管理的第一部总章程性质的法律,公务员法的颁布实施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中的一件大事。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学习贯彻公务员法,提高执政能力,真正做到执政为民。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条件下,怎样体现公职人员独立的道德责任能力,如何发挥其能动性和创造性?是否要对自己的一切行为特别是在执行命令的行政行为负责?尤其在面对上级领导的错误决定和犯罪行为,面对背离人民、违背公共行政道德的行为,是保持“忠诚”和“服从”,甚至同流合污,还是以独立的人格去抵制乃至检举揭发,公职人员常常要作出是非分明的抉择。     

土地政策执行中基层政权的运作困境北大核心CSSCI

作为国家对农村社会与基层政府进行整合的重要手段,土地政策可分为分配型、维控型与规制型三类。基层政府作为政策的主要执行者,在实践中针对土地政策的分配、维控与规制功能而具有不同的行为选择与治理方式,并形塑了其在基层治理中的政治困境。为此,以土地政策为核心,建构国家、基层政府与农民三者相对平衡的互动关系,从而既实现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有效整合,又强化国家对基层政府的行为规制,是国家制定与完善土地政策的出发点。     

论乡村治理中项目制的优势与限度——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视角

通过项目制的形式进行乡村治理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逻辑。项目制既有利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又有助于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矛盾。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透镜”审视乡村治理中的项目制,其优势在于价值合理性、工具合理性以及二者的统一。即项目制体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底色、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认同;增强了国家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能力、激活了乡村治理的内生要素。然而,由于项目主体行为逻辑间的张力,导致项目制辩证性地存在限度。中央政府、基层政府、乡村社会与农民等主体之间行为逻辑的差异,使得“项目”主体的目标定位、行为方式、利益判断存在罅隙。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看,构建科学、合理的项目主体结构,理顺项目主体间行为关系是充分发挥项目制治理优势的基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