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选择与文化群体行动——埃尔斯特对马克思社会形态变革阶级革命解释观的质疑及其批驳

作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埃尔斯特从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革命、关于共产主义革命的一些论述以及文化群体行动对社会形态变革的意义等三个方面对马克思社会形态变革阶级革命解释观提出质疑。其中．前两个方面的质疑又建立在理性选择的纬度之上。然而．无论是从理性选择的纬度，还是从文化群体行动的纬度来看，埃尔斯特的质疑都是不成立的。鉴于此，本文试剖析并反驳埃尔斯特对马克思社会形态变革阶级革命解释观的否定和替代，并进一步捍卫。     

伯恩施坦民主观:一个批判性分析

从自由主义民主立场出发,伯恩施坦认为民主意味着不存在统治阶级,否定了马克思的阶级民主概念;主张民主包含了法制、有限多数和妥协原则,否定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自由主义为中介,伯恩施坦指出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主张通过完善自由主义民主制度使资本主义和平长成社会主义,要求放弃无产阶级革命,改变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性质。我们需要批判地分析伯恩施坦的民主观,以澄清对马克思思想的误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     

艾伦·梅克森斯·伍德对技术决定论的批判

艾伦·梅克森斯·伍德认为马克思不是技术决定论者。她从三个维度批判了技术决定论:从阶级和历史维度,伍德认为技术决定论否定阶级的存在,忽视对具体社会的特殊性分析,主张超历史的和普遍的历史观,认为技术革新是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从资本主义维度,伍德认为资本主义本身是反技术的,技术的发展会加剧自身的特殊矛盾;从社会主义维度,伍德认为社会主义追求的不是技术决定论意义上的阶级消亡和生产主义,而是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以及生产者的自由联合体。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的再认识

(一) “文化大革命”被毛泽东视为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毛泽东的阶级观与革命观。这一阶级观、革命观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毛泽东1926年3月发表于“中国青年》第116—117期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作了重大修改。不少在建国初期看来不大合适的论点被删削了。然而,从毛泽东本人后来的言论与行动可以看出,这些被删削了的论点事实上仍然继续潜藏在他的思想深处,而且不断地在起作用。     

The Critioue of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by Ellen Meiksins Wood

艾伦·梅克森斯·伍德认为马克思不是技术决定论者.她从三个维度批判了技术决定论:从阶级和历史维度,伍德认为技术决定论否定阶级的存在,忽视对具体社会的特殊性分析,主张超历史的和普遍的历史观,认为技术革新是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从资本主义维度,伍德认为资本主义本身是反技术的,技术的发展会加剧自身的特殊矛盾;从社会主义维度,伍德认为社会主义追求的不是技术决定论意义上的阶级消亡和生产主义,而是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以及生产者的自由联合体.     

论马克思正义观的辩证视域

马克思的正义观具有独特的理论特质,其内在包含着事实与价值、批判与规范、历史与现实三重相互对立统一的规定性。因此,马克思正义观在逻辑本质上是一种辩证的逻辑,是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批判维度与规范维度、历史制约与现实可能的辩证统一。为此,只有从辩证的双重维度出发,才能澄清关于马克思正义观的争论,才能准确把握马克思正义观的理论精髓,揭示马克思正义观的真实意义与革命性质。     

论马克思的生命理解范式

生命现的变革依赖于生命诠释方法论的变革.马克思在人的生命之理解和解释的思想前提、理解维度、思维方式和解释原则等方面都实现了历史变革,由此,他也创建了自己生命哲学思想的实践生成论的生命理解范式.作为一种生命哲学研究传统,实践生成论的生命理解范式以“现实的人”为基本思想前提,以人的“双重生命存在”及“双重生命本质”为主要理解维度,以“现实的生命认知原则”与“超越的生命理解原则”内在统一的“实践观点”为其生命观的思维方式,而以“实践生成性原则”为主要生命解释原则.实践生成论的生命理解范式,不仅是马克思生命哲学思想的基本方法论前提,而且是马克思哲学及其唯物史观的重要思想内容,同时也为现代生命哲学研究提供了一种现实的合理的生命诠释方法论.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阶级理论中国化的实践创新

阶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阶级的分析与划分是马克思阶级理论基本方法论原则.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将马克思阶级分析与阶级划分理论成功运用到中国革命之中,深刻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和阶级状况,从中找到了中国革命的基点--以农村、农民为本,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阶级理论,实现了一系列创新,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典范.     

马克思正义观解析北大核心CSSCI

马克思之所以对正义提出批判,一方面在于他要同蒲鲁东的永恒正义观划清界限,另一方面在于他充分认识到了资产阶级正义观的虚假性。虽然马克思对正义提出了批判,否定从正义的角度出发去理解历史、解释社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正义理论,马克思的正义论是一种以生产方式为基石、以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为原则的正义理论。     

《共产党宣言》的原则永存

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问世。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这部著作，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它的问世，标志着人类历史上一次空前伟大思想变革的成果——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从此，国际无产阶级有了自己的世界观，有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从而有了从“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的思想条件，有了与国际资产阶级斗争的理论武器，得以自觉地担负起自己的世界历史革命使命，促进人类社会变革，推动人类历史前进。所以，在本世纪初，斯大林说得好：“谁都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自己…     

试论革命文化传承发展的逻辑理路

革命文化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变革过程中产生的独特文化形态,它生成于中国社会形态更替的历史变革,融合于中国文化更新再造的历史脉络,植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是中国道路、中国理论和中国制度发展的深厚文化土壤。重视和传承革命文化,既要着眼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又要遵循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逻辑。只有重视革命文化的历史脉络,才能理解社会主义在中国何以生成;只有重视革命文化的传承发展,才能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指导意义,才能真正确立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社会形态理论动态发展的多维探析

社会形态理论蕴含动态发展的生成规律和过程逻辑。从文本维度而言,是其内容从萌芽、初步形成、发展、成熟到完善的升华过程;从认知维度而言,是马克思研究视野从部分欧洲国家转向东方社会再上升到整个人类世界的拓展过程;从方法论维度而言,是马克思论证方法从哲学人类学到实证人类学的优化过程。多维探视社会形态理论的动态发展轨迹,有利于正本清源、化解分歧,筑牢指引中国道路向纵深拓展的自信之基。     

唯物史观与社会批判:马克思社会哲学思想的双重向度

马克思社会哲学思想包含两个维度:作为科学方法论的唯物史观维度和立足现实并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批判维度。马克思社会哲学革命的实质在于以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分析和批判社会现实问题。从社会哲学维度界定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观,从而实现马克思社会哲学思想研究的范式转换,是马克思思想走向当代的重要前提。     

论不完全的社会主义

一、马克思和列宁关于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论述研究社会主义阶段的划分问题必须从马克思和列宁关于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论述开始。马克思的论述集中在《哥达纲领批判》这篇光辉著作里。马克思首先把共产主义社会分为两个阶段,即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然后才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实行生产资料全面的全民所有制、全民的按劳分配、没有商品交换、没有阶级     

马克思阶级理论的当代生命力

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是以阶级来划分的社会,仍然是资产阶级全面统治的社会。而马克思阶级理论的实质,正是为了批判、否定资产阶级社会,通过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差别,预言和实现人类的全面自由解放。这就意味着在分析这些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实质、提升工人阶级的主体地位和全面解放时,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仍然是不可或缺的思想武器。只要资本主义没有灭亡,它就永远不会过时。当代西方一些学者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问题的分析和揭示,实际上就是马克思阶级理论当代生命力的具体显现。     

马克思实践观的存在论解读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人们对马克思哲学进行了近代哲学式的解读，马克思实践观的生存论存在论的维度完全被遮蔽起来，掩盖了实践观的本真意义和丰富内涵。马克思的实践概念首先关注的是人的存在方式，以及人与自然界的原初关联、人与社会的内在关联等。从生存论存在论的角度理解马克思的实践观，才能更加深刻地揭示和阐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当代意义，进而实际地形成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之间有意义的对话。     

关于奴隶制社会形态的研究——兼论凉山彝族的奴隶制

(一) 一八五九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首先提出关于人类社会形态发展的学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性质,我国学术界有原始社会说、奴隶社会说、封建社会说、混合阶段说、东方特有的阶级社会说、经济形式说诸种,但古代的生产方式为奴隶制社会,这已基本成为定论。我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指的是原始社会的最后阶段,即私有制和阶级产生阶段的社会形态,它是先于古代的,即奴隶制的社会生产形态而存在的。在这里,马克思大体上提出了五种社会发展阶段的学说。为了肯定奴隶制是一个单独的社会发展阶段,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指出:“奴隶制是同其他任何经济范畴一样的一个经济范畴。”“因为奴隶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所以它总是列入各民族的社会制度中。”一八四四年,恩格斯根据     

改革也是革命

邓小平同志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曾多次强调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他振聋发聩地把改革提到革命的高度,并不是说改革与那种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社会革命没有质的区别,而主要是就改革的广泛性、深刻性、严峻性、艰巨性以及它对生产力的巨大解放和促进作用而言的。     

疾病的解释与应对:基于地方性知识视角的解读

疾病不仅仅是人的生理表现,更是反映地方文化、群体信仰和社会价值的一种隐喻。以往关于本土文化对疾病解释与应对的研究,主要以具体的、案例式的研究为主,综述性研究相对比较缺乏,而具有地域性文化特质的地方性知识理论,可以成为重要的整合性分析视角。按照个体向社会延展的层次,地方性知识可以区分为泛化的个人历程与经验、家庭习得与亲属权威知识、群体共识与社区文化、族群文化与社会价值4个维度,不同维度对建构人们的疾病认知与行为均产生重要影响。地方性知识理论有希望发展成为研究与理解疾病背后的行动逻辑与社会意涵的视角之一。     

马克思文化哲学思想的批判维度探讨

马克思没有专门的哲学著作和系统的哲学体系,也没有专门的章节讨论文化。但如果我们从文化的本质入手,观照马克思主义实践的批判维度,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的著作就是一部实践的、批判的文化哲学。当世界遁入虚无否定的后现代文化旋涡中,重新在马克思的文化哲学思想中寻找文化的批判精神,使文化真正成为人之为主体的内在体验与外在印证是非常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