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并购与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方式探析

本文分析了跨国并购成为国际直接投资主流趋势的原因 ,并指出当东道国为发展中国家时 ,FDI进入方式有着独特的规律。文章在考察FDI的实践后 ,认为尽管外资并购会大幅增长 ,但不能断言它会成为我国利用FDI的主流模式     

影响FDI的决定性因素——关于中国的实证

本文以中国为例,实证分析了经济基础因素、国内FDI政策、国际FDI政策对我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经济基础变量,如市场规模和潜在的市场规模、交通通讯占GDP的比重、借贷利率、物价波动率是影响FDI的显著因素;而政府关于FDI的政策,如较低的关税税率、其他FDI投资激励政策以及限制性措施的废除、双边投资协定也显著影响FDI流入我国;但我国政府给予外国投资者的各种显性与隐性的税收优惠对FDI的影响不是很显著。     

2003年以来粤苏实际外商直接投资的比较研析

2003年以来,利用外资雄居全国首位25年的广东被江苏超越,对比分析表明,粤苏利用外资结构差异和效益差距是其重要原因。为再创广东利用外资优势,建议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完善营商环境;创办粤港澳自由贸易园区,提高利用港澳FDI水平;推动"泛珠三角"经济整合,提升吸纳外资能力;加快振兴粤东西北步伐,缩小区域利用FDI的差距;优化引资的产业结构,提高利用FDI的效益。     

基于技术创新能力的FDI与中国经济增长

从东道国技术创新能力的视角,构建了研发活动影响FDI经济增长效应的理论模型,运用2000~2008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研发活动在推动FDI促进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实证检验结果表明,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受到技术创新能力的限制,而且技术创新能力对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FDI经济增长效应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性差异。     

税收竞争对外国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运用我国各省、市和地区的面板数据对影响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市场规模和基础设施是影响FDI的关键性因素。西部地区的税收因素对FDI作用明显,而中东部的税收因素对FDI的作用不明显。税收对吸引外资的效果带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     

FDI、国内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利用1995-2005年的季度时间序列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FDI)、国内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投资都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国内投资对经济增长波动的影响要大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存在“挤出”效应。     

FDI对我国工程机械产业技术溢出的路径分析

随着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不断增加,FDI技术溢出效应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本文通过对FDI技术溢出的三条主要路径:市场竞争和技术示范、前后向关联、人力资本流动,分析了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对我国工程机械产业的影响,并对利用FDI发展我国工程机械产业的技术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国际直接投资(FDI)动因的理论综述

20世纪初以来有关国际直接投资动因研究的理论成果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国际资本流动理论,解释了利率差异引致的资本跨国流动;20世纪60年代—80年代初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分别从微观、宏观层面阐述了企业跨国经营的成因;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理论新进展,进一步讨论了垂直型FDI和水平型FDI的产生动因。这三个阶段的理论都解释了发达国家FDI的动因,关于发展中国家FDI和发达国家之间垂直FDI的原因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从跨国并购看区位优势的弱化

全球经济、生产、投资的一体化发展 ,促使跨国公司 (MNEs)成为跨国对外直接投资 (FDI)的主要载体和推动力。跨国企业并购是企业并购现象与跨国投资现象在更高层次上的结合 ,是生产国际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际直接投资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巨大变化引起经济学和投资理论界的关注 ,对 FDI的理论研究也提出了新的问题和研究内容 ,同时 ,也对以往研究 FDI的理论提出了挑战。跨国公司全球经营战略的转变及世界经济发展所导致区位优势非差异化 ,使对外直接投资区位优势的吸引力下降。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目标企业的并购投资更多侧重该企业的特定所有权优势和核心能力。     

全球化新趋势下利用FDI与我国产业安全研究

经济全球化新趋势下利用FDI发生了新变化,使得我国国内经济建设和引资环境面临新的挑战。尽管吸引外商投资及其技术转让,是我国现阶段各级政府都争相采取的对策,但利用FDI在带来诸多好处的同时,也附带了高风险,甚至会形成经济全球化的“陷阱”,损害我国的经济利益,进而危及民族产业安全。这就要求我国采取新的引资对策和维护民族产业安全的新举措。     

中国外贸失衡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全球经济失衡调整中的中国对外贸易不平衡发展已经成为全球瞩目的重大问题,对中国外贸持续失衡的成因探讨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文以产品内分工为切入点,通过构建分析中国外贸失衡决定性因素的计量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中间产品进口额的上升以及中国利用FDI的增加是中国外贸失衡的决定因素,而所谓“人民币低估”等并非中国外贸失衡的影响因素。据此本文认为,以典型的“外资嵌入型”方式全面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在国际生产网络中充当“价值增值地”和“出口平台”,是中国外贸失衡的根本原因。由于其决定性因素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中国外贸失衡具有长期性,所以“缓解”的措施应从引进FDI的产业政策导向、实施“走出去”战略以及培育自身高级要素等着手。     

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产业分布与绩效分析

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流向中国的规模不断扩大。FDI对我国技术进步、出口贸易、工商税收等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但是，FDI在我国的产业分布的不合理直接影响了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对本地企业的技术进步贡献率也有待进一步提高。我们必须适时采取措施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以进一步增强产业竞争力、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试论东盟与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动机

对东盟而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特别是中国加入WTO,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中国与东盟之间双边贸易、中国对东盟的投资逐年递增,中国对东盟经济增长的拉动日益加大,而成立自由贸易区可以进一步强化这种双边经贸合作关系,促进东盟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东盟希望通过建立自由贸易区与中国依据各自的比较优势而进行分工与协作,进而避免在对外出口与吸引外资方面的直接竞争。     

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伴随经济化全球化和中国加入WTO熏企业进行国际化经营已经成为必然选择。“十五”期间在国家各项政策的支持和鼓励下,我国企业国际化步伐明显加快。但是,由于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起步较晚,从总体上看还带有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化初级阶段的明显特征,存在着企业对外投资规模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国际化经营的总体实力相对薄弱等问题。为了促进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发展,“十一五”期间在继续保持对发展中国家投资的基础上,应逐步加大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力度,增加对外投资的总体规模;鼓励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大科技投入和研发力度,提高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等,为企业国际化经营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     

东盟-中国关系:一种经济视角

中国崛起不是孤立的,大部分东亚国家同样取得了骄人的经济业绩。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和力倡建立FTA行为已经成了新世纪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引擎。虑及FDI的其他决定性因素,流向该地区的FDI之间大多不存在竞争关系,中国并没有对东亚其他经济体的FDI流入造成巨大影响。即使对那些具有潜在竞争性(即出口导向型)FDI而言,中国也能够刺激它们流向其他东盟国家,并同中国在该地区的生产网络形成互补。从地缘因素看,中国崛起以及日本经济复兴使人们重新燃起变21世纪为“太平洋世纪”的希望。中国在谋求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需要同邻国保持更为密切的经济共生关系,整个东亚地区也会从中国经济崛起中受益。     

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外贸以及国民经济的增长起着日益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给国内企业的外贸出口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国家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应该考虑采取适当的措施来促进本国外贸企业竞争力的提高,以确保民族工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发展壮大.     

论国际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妇女就业的影响

国际直接投资的一个明显的后果就是对东道国的就业产生定性和定量的影响,起到提高东道国就业水平的作用。出于妇女日益参与出口导向型制造活动的现实,对于妇女就业的观点已经从“边缘化论”演变为“容纳论”。经济实践表明,很多领域的国际直接投资中雇用的妇女已经远远超过男性,但妇女从事的多是一些低技能的工作。     

Impact of FDI on Inbound Business Tourism——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Spatial Econometric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features of FDI and Inbound Business Tourism (IBT) in China,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using th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model and spatial panel econometric model.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FDI and IBT are consistent in spatial distribution which is in the core-edge mode. Both of FDI and IBT show a positive spatial correlation. LISA charts shows that the two are in the two element distribution structure，forming a “club” gathering model and presents the phenomenon of “inside” convergence. The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estimation show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IBT in adjacent areas has a strong spillover effect and FDI has positive effect on IBT. IBT grows by 0.3855% with every 1% growth in FDI.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three regions shows that the effects of FDI on IBT and geographical spillover effects of IBT are as follows: East＞ Middle＞ W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