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格拉底之死反思雅典民主制

苏格拉底之死是法律史上极具影响力的事件。人们疑惑于民主制度的实践者——雅典,为什么背离了自己的原则,使苏格拉底蒙于死亡阴影之下。本文试解读造成苏格拉底之死的各种因素。     

从法律信仰到法律权威

本文认为中国法学界的"法律信仰"命题,是对美国学者伯尔曼有关法与信仰(宗教)之关系论述的误解。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对这一命题进进行进一步的反思和批判,在此基础上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建立法律的权威,使法律兼具事实性的权威和合法性的权威。     

法律信仰的悖论——由苏格拉底之死想到的

苏格拉底的死亡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哲学家对于法律的高度信仰。苏格拉底坚信守法即正义,遵守城邦的法律就是行正义,而法律信仰在苏格拉底身上又陷入了一种困境和悖论之中,即雅典的法律缺乏某种被信仰的品质,但苏格拉底却依旧保持对法律的信仰的心灵状态。本文主要从雅典民主制缺陷导致雅典法律瑕疵的这一外部制度因素,以及苏格拉底本人具有的公民意识中的法律至上观念这一因素入手,分析了苏格拉底身上所形成的法律信仰的悖论。     

法的服从与服从的法——从苏格拉底之死看现代法治

现今中国正逐步走向法治的正轨,就法治之理解及构建,学者的论述颇丰,足以著书立说。本文从苏格拉底之死来窥探法治,希冀从历史的积淀中寻觅些许法治的沉香,对现今中国的法治建设有所裨益。     

法律信仰

闲暇，我常常就法律信仰这个问题与同仁争论不休，自己也为此感到十分困惑。比如案件在审理阶段，被告不是积极准备应诉，而是或费尽心机转移财产，或接到法院传票后玩失踪，法院的判决书、调解书确定的法律义务往往得不到有效的履行，司法权威难以树立，民众的法律信仰普遍缺失。     

法律不能被信仰的理由

伯尔曼“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被中国法律界学者广泛认同,并认为中国现阶段法律不能得到倚重和尊重,关键就是人们没有“法律信仰”。“法律信仰”是一个错误命题,法律不能被信仰在于法律不能成为被信仰的对象,法律至上的追求不等于“法律信仰”,中国的法治现状与西方的法治现状存在根本差别,倡导“法律信仰”是将中国法治引入误区并会带来危害,它转移了社会价值危机的视线并混淆了信仰与权威的界限,是一个不适合中国国情的理念。     

从梁丽案看法律信仰的重建

梁丽案引起的民众质疑会动摇民众的法律信仰,法律信仰体现在权力中,也体现在权利中,权力和权利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民众的权利在权力保护下实现。加强立法、执法、司法、法律监督工作,有利于民众法律信仰的重建。     

从制度修辞视角看法律信仰

法律能否被信仰?这是国内法学界近二十年来持续关注的一个重要理论争点。尽管法律信仰的理论有演化为意识形态的倾向,但法律信仰论自身是一种严谨的理论论述。法律信仰的论述理据,不应仅仅是伯尔曼所强调的法律与宗教在某种意义上的契合性或相似性,而且还在于即便完全不受宗教影响的、世俗化的法律,作为一种价值体系、传统、"事物规定性"的规范表达以及舍此无他的利益获取机制的内在禀赋。法律在实质上是基于价值、事实以及与此相关的利益的博弈结果或博弈的规范表述,是一种制度修辞。人们对一种制度修辞抱持不尽的热忱和追求,恰如人们虔信、又热忱地追求同样是一种修辞预设的上帝一样。所以,从制度修辞视角看法律信仰,饶有兴味——法律、法治本身是信仰的事业。     

法律权威与法律信仰

现代国家无不提倡依法治国,民主法制,而且法律要求具有无限的权威。那么人们为什么要遵守法律,法律的权威来自何方呢？无论是古代西方的神权理论,还是古代东方的王权、专制都不能在当今这个科学、民主的社会中占主导地位,唯有人们从内心真正的对法律产生信仰,才是法律具有权威的原因。法律只有具有权威,才表明我们在法治进程中完成了第一步。     

论转型期我国公民树立法律信仰的对策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公民的法律信仰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石之一.但我国正处于转型期当中,社会发展阶段转变、社会体制的转变和社会多元信仰等冲击着我国公民正确法律信仰的形成.因此,在现阶段培养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应大力发展经济,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培养公民的法律认同;完善法律信仰的制度条件和法律运行的体验感受.     

法治“困惑”呼唤法律信仰

本文从揭示法治的“困惑”出发,重新认识法律权威,合理界定法律强制力与法律信仰之间的关系,提出弥补对法律信仰的缺失的相关建议,塑造对法律的特殊情感——法律信仰,走出法治的“困惑”。     

中国法律信仰论的内在悖论及其超越

中国法律信仰论试图通过唤起主体对法律的信仰来树立法律的终极权威,进而寻求对中国法治精神维度的型塑,这一目的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现。然而,中国法律信仰论者所作的是一种文化移植论式的寻求,并只就法治本身讨论信仰问题,这导致其理论存在巨大的内在悖论:第一,法律信仰与传统的割裂;第二,背后预设的是一种孤立的建构的法律观,走向了与法律实证主义的隐性合流;第三,文化虚无主义的背后可能是更为彻底的法律工具主义。要超越中国法律信仰论的内在悖论,需要在中国社会转型这一更为深广的语境和问题视野下,进行法律信仰的再造。     

我国法律信仰缺失原因初探

法律信仰是社会主体在对社会法的现象在理性认识的基础上油然而生的一种神圣体验,是对法的一种心悦诚服的认同感和归依感,是以理性为基础的主体对法律全身心的认同和投入,是理性化了的法的激情和激情化了的法的理性。本文从两个方面探讨了我国法律信仰缺失的原因,主要论述了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和价值体系对法律信仰的培养的不利因素以及现实中法律不能实现正义从而在根本上造成法律信仰缺失。     

从黄洋案到朱令案看法治公信力与法律权威

复旦黄洋中毒案迅速侦破使19年前清华朱令中毒案再次被人们热议。案件是因为特权干预司法而不了了之吗？法律敢对特权说不吗？19年来公众对此案众说纷纭，面对种种质疑司法缺位和程序不合法使法治公信力受到了极大的损害。19年后的黄洋案，司法介入迅速，证据得以保全；司法贴近民众，疑虑得以消除；公众监督加强，特权难以干预司法公正．这都体现了法治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以及我们时公平正义的不懈追求。     

法律权威与司法创新:中国司法改革的合法性危机

我国司法机关违背现行法律规定推行的司法改革 ,是一种非法的司法改革 ,它直接损害了法律的至上权威 ,动摇了法治的根基 ,造成了我国目前司法改革的合法性危机。我们认为 ,司法机关守法具有绝对性 ,司法机关推行司法改革 ,不能突破现行法律的规定 ,这是法治的基本要求。     

苏格拉底的选择与法律的信仰——浅析中国普法教育的困境与出路

在柏拉图的对话录《克力同》里,描述了古希腊的伟大哲人苏格拉底誓死不越狱的经历。苏格拉底提出了两个理由说明不应越狱:其一,如果一个人自愿生活在一个国家,并且享受这个国家法律给予的权利,意味着是和国家之间订立了一个契约。享受权利的同时也必须接受法律赋予的义务,在双方契约关系存续的情况下,如果只享有权利而不服从和履行义务,即是毁约,而这在道德上是不被允许的。其二,法律本身也有公正的要求——社会秩序。如果人们动辄以法律规定背离自己的意志和利益为理由,拒绝服从法律义务,甚至否定法律的效力和资格,则社会秩序便会受到威胁…     

从“药家鑫案”看当代大学生法律信仰的缺失

震惊全国的药家鑫案件折射出当代大学生法律信仰的缺失，本文探析大学生法律信仰缺失的具体表现，并浅析原因及法律信仰的培养途径。     

从法律工具主义论法律信仰的缺失

和西方相比,中国的法律的意义从古至今意义都更多地体现在其“工具”价值上,对法的阐释也大都从“制度”层面入手,而没有充分考查社会公众对法律本身的内心体验和实际需要。而当法律能够适当并且正确地表达了全体社会公众的普遍共同的精神．情感、意识时,法律信仰才能够建立起来。     

法律信仰的缺失——中国司法改革的“软肋”

法律信仰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精神动力，但中国社会法律信仰的缺失现状令人堪忧，成为司法改革和法制现代化进程的一颗‘每瘤”。其形成原因主要是中国历史传统的影响、中国法律体系不够健全、法律运行成本过高、司法腐败的恶劣影响以及公民权利意识的淡薄。本文指出要培育公民的法律信仰，需要注意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的科学契合、完善法律体系，解决法律冲突，同时需要根除司法腐败、对民众进行普法教育等多项措施的联合并用。     

论农村法律信仰的缺失及其司法举措

农村法治建设一直难以取得显著成效,一个根本的问题在于农村居民对法律缺乏信仰。农村法律信仰的缺失除了法律知识欠缺、法律意识薄弱的原因之外,还与当前司法状况不良有着密切的关系。重新建立农村居民的法律信仰,需要进行相应的司法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