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刖事司法政策的遁度作用原则

一方面,刑事司法政策的指导作用,存在两类极端情形：过度适用和适用怀疑。该两类情形,既不符合广义刑事政策理论的自身要求,也不符合刑事法治改善司法效果的努力。另一方面,基于制度需求、利益反应、规范解释的需要,刑事司法政策还适用于形式理性、法律体系完备等法治条件下的刑事司法理论和实践。因此,刑事司法政策不仅应该进退有据,要以社会效果的改善为目的,而且应该进退有度,可以通过刑事法律规范要素的解释达到改善社会效果的目的,但不能直接创造新的规范。     

规范意识强化:也论刑法的公众认同

刑法规范作用的发挥离不开社会公众的认同与忠诚,故刑事违法性的判断宜纳入刑法的规范性要素,“新行为无价值论”的主张应该得到支持。由于对刑法工具价值的夸大与误读,我国目前刑事立法、司法甚至刑法理论都存在着严重背离民众法感情的“异象”。通过科学刑事立法、强调刑事司法之社会效果、提倡刑法的适用性解释观念等途径,能够促进符合当下法治理念之刑法公众认同理念的培养与建立。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刑事政策模式

坚持道德理性而否认规范理性,或者主张规范理性而排斥道德理性,都是有失偏颇的。规范目的与整体法秩序目的是两种不同层次的目的,两者互补互济、相辅相成,能有效衡平社会伦理道德与刑法规范的关系,并使刑法适用保持活性与弹力,充分迎合司法实践需要。信守规范目的而忽视整体法秩序的刑事政策,有时不利于维护社会共同体利益。信奉整体法秩序目的而忽视规范的刑事政策,可能不利于保护共同体成员的个人权益。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下,传统刑事政策面临诸多困境,应贯彻刑事政策发展模式。刑事政策发展模式要求正当事由得到现实化延伸,合理调适定罪量刑标准,扩展刑法解释体系范畴。刑事政策发展模式下,需要严控适用范畴,合法约束模糊管理,有效限制道德理性和规制辩证逻辑。     

论目的解释在刑事指导案例中的运行规则

目的解释具有三个内在属性,分别是主客观统一性、主体间性及实用性,目的解释的实践应用具有重要影响。基于刑事指导案例分析,目的解释中的目的一般是从立法精神、司法政策、社会价值三个维度进行展开的。对指导案例中的目的解读需要规范和限制,具体包括,规范适用不能超出司法解释权限,指导案例应指向同类案例,指导案例应该有一定内容创新。     

醉驾:“一律入刑”还是“区别对待”

如何合理划定"醉驾"犯罪圈的大小,"一律入刑"与"区别对待"两种见解存在实质性分歧。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事司法不可逾越的屏障,司法机关应该通过"一律入刑"呼应其明确性要求,同时限制司法机关的权力扩张;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作为两种不同的解释方式,在实践选择的位阶上应该以文本映射的主观主义优先适用;刑法总分体系需要刑事立法与司法进行一体化贯彻,在刑事立法已然兼顾总则要求的前提下不能通过"区别对待"再次限缩分则罪名的适用范围;"一律入刑"的主张不违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在精神,刑事政策的刑法化要求刑事司法必须坚守这一法治立场。     

当代刑事政策发展的实践路径——以刑法司法解释为视角

探究刑事政策与规范刑法之间关系的历史发展与自身逻辑,需要将刑事政策作为规范刑法外的顶层设计,并将规范刑法视为刑事政策外的微观治理看待。随着当代社会日益成为风险社会,作为规范刑法最活跃部分的刑法司法解释日益成为规范刑法工具理性延伸的领域,刑事政策需要能动发挥目的理性,化解体系性困境。刑事政策进入社会治理的微观路径日益依赖占据主要比例的刑法司法解释,刑法司法解释具有联系刑法立法与司法适用的位阶特质、扬弃立法解释与个案解释的属性特质、完善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化的结构特质,将在刑事政策与规范刑法之间发挥现实的实践纽带作用。     

也论刑事和解制度——以湖南省检察机关的刑事和解探索为分析样本

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有着丰富的现实土壤和悠久的文化渊源,也契合了国际现代法治的潮流。适用刑事和解,是刑事司法实践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要体现。适用刑事和解要坚持双方自愿原则、合法守德原则、公平正义原则和双向保护原则。刑事和解制度的要素包括适用范围、适用方式、启动程序、成立条件以及案后处理。实践证明,在检察环节适用刑事和解处理刑事案件具有积极的意义,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但也存在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的问题。     

论刑法适用中道德评价因素的考量

道德评价能否在刑法适用中予以考虑,是刑事司法中的难题。一方面,道德评价在刑事司法中的体现是普遍存在的实然现象;而另一方面,法治原则一般又要求道德评价不应介入司法领域,否则,依法司法的理念将受到冲击。从理论上来看,道德评价可以在刑法适用解释中予以考虑,与其让道德评价潜在地、非理性地影响刑法的解释与适用,不如理性地承认和接受道德评价因素,并对其规范、限制和合理运用。道德评价因素在刑法解释和适用中的考量既是法理的要求,也是刑法原则所许可的,那种绝对排斥道德评价的观点,看似符合法治原则,但实际上并不能成立。从社会学的视角判断,刑法适用中考量道德评价因素是社会和谐的需求,也是社会学解释方法的题中应有之义。当然,对道德评价的考量与运用,应当在法律方法论的范围内,并在对其认真甄别、选择的基础上进行。     

转型期的法治与司法政策

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由于各方面条件的制约,转型期的法治是一种有限的法治,因此,必须尊重客观现实,以相对合理主义的方式推动法治建设。转型期的司法政策应当确立有利于成熟社会构建的规制政策与规制方法,同时还要注意与时代背景相协调。转型期的刑事司法应该是政策指导型刑事司法,而不是法规中心型刑事司法。     

刑事政策在刑法解释中的作用

考察我国司法实践的状况,就可以发现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刑事政策对刑法的有权解释和适用解释的重要意义,本文的研究在于对刑事政策学和刑法解释学相关理论问题进行阐述,在此基础上着重论述刑事政策对刑法解释的意义和作用。一、刑事政策与刑法解释的相关理论问题研究学术界对     

论环境犯罪严格责任原则之有限适用

环境犯罪是否适用严格责任是刑法理论界长期存在较大争议的一个理论难题。严格责任引入环境犯罪固然有助于严厉打击环境犯罪、减轻检控机关证明责任、提高诉讼效率等司法效益,但同时也必然带来扩大对环境犯罪的打击面、突破传统刑法罪过理论以及随意出入罪等司法弊端。而现代刑事法治的一个基本要求是要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保持平衡,以牺牲人权保障来换取惩罚犯罪的司法成效是得不偿失的。环境犯罪中引入严格责任同样必须合理平衡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大诉讼目的,应当严格控制环境犯罪适用严格责任,即只能为了有效保护被害人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在有限的范围内使用,必须受到法定条件的严格规范,且必须重视推定等证明方法的贯彻和运用。     

轻缓刑事政策司法实践中的误区及建议

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中,正在适用的轻缓刑事政策,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又是推进和谐社会构建的有效手段。适用轻缓刑事政策体现了以人为本和社会公平正义的理念,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精神,对于有效地打击和预防犯罪,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当前司法实践中在如何正确轻缓刑事政策方面还存在一些误区及片面认识，不能正确理解并适用轻缓刑事政策。     

交通肇事犯罪刑事和解的弊端

交通肇事犯罪中适用刑事和解制度,是国家刑事司法改革的创新,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保障被害人权益。但是,该制度仍存在不完善之处,若是处理不当,在实施过程中会出现以下一些弊端：不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不利于社会公平正义、刑事和解权力滥用、规避法律制裁等。     

我国知识产权犯罪刑事司法政策论

西方发达国家及有关国际条约知识产权犯罪刑事司法政策体现在设立专门机构打击知识产权犯罪,加强人员配备和专业培训,加强对于知识产权犯罪的侦查力度,对于知识产权犯罪采取适度的刑事起诉和审判政策,强调恢复性司法,注重知识产权犯罪被害人的参与和损害赔偿等方面。我国知识产权犯罪刑事司法政策目前表现在制定强化保护的司法政策、设立专门司法机构,加强刑事司法协作,开展专项执法活动以及强化刑事审判打击力度上,但存在执法效果有待提升、刑事司法常态化管理有待加强和刑事审判效果差强人意等缺陷。应当坚持严惩知识产权刑事犯罪的宏观刑事司法政策,并从加大刑事司法协作、强化《刑法》适用解释、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修改知识产权刑事司法程序、推进刑事司法改革等方面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犯罪刑事司法政策。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退赃退赔”的评析与完善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退赃退赔从宽条款契合刑罚轻缓化的时代趋势，与刑法谦抑原则以及民营经济的发展情形遥相呼应。但是，退赃退赔从宽条款的司法适用仍然存在实体和程序层面的缺憾，如“积极退赃退赔”明确性不足、“提起公诉前”缺少弹性空间等。结合现存瑕疵并运用法治化思维，在刑事政策和最新治理理念的引领下，应当给予退赃退赔行为更多的灵活性，将退赃退赔时间延长至一审判决作出前，符合特定情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等，已然成为刑事法治妥善治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有效路径。     

实现刑事司法与公众认同契合的路径分析

刑事司法与公众情感的冲突与背离是我国刑法理论与司法实务中的重大难题,只有实现了公众对刑事司法的认同,法治才有坚实的保障。确保公众信赖刑法规范是前提,刑法规范必须支持普遍的共同的道德,有利于维护公众权益。确保公众尊重司法人员是基础,司法人员应该具备优良品行和丰富专业知识、技能。确保公众参与司法是途径,刑事司法程序应该具备开放性。确保公众与刑事司法的沟通是方式,公众与刑事司法之间应该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     

论检察机关适用轻缓刑事政策之效果

刑罚的轻缓化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适用轻缓刑事政策是刑罚轻缓化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体现。本文从检察机关适用轻缓刑事政策的原则和标准进行阐释,探讨轻缓刑事政策适用的环节、方式以及实现的效果,以达确立科学的刑罚观念,推进我国刑罚适用以最小的刑罚成本达到最大的社会效果之目的。     

从一起盗窃案谈不起诉后的帮教措施

作为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一个重要手段，对一些符合相对不起诉条件的轻微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出于教育挽救的目的，对其作出不起诉决定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检察机关不能因为这些案件简单，社会危害性不大，符合从轻处理的条件就简单的“不起诉了之”。检察机关适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追求的是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如果认为作出不起诉决定后就万事大吉，对被不起诉人放任自流，那么对他们教育挽救的效果将难以得到保证。     

我国死刑适用若干重大现实问题研讨——以李昌奎案及其争议为主要视角

李昌奎案是我国当代刑事法治深度演绎的一个鲜活范本,该案引发的理论问题涉及刑事法的多个方面。死刑观念的变革只能是一种渐进式的变革,而不可能是急速的突变。死刑适用不应当迁就民意,但应当通过制度途径引导民意在死刑适用中理性发挥作用。要准确理解我国的死刑政策,"少杀、慎杀"主要是指不可多杀、滥杀和误杀,但不等于不杀。最高人民法院宜尽快出台相关死刑适用的指导意见,对司法实践中典型死罪"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常见情形予以规范。量刑情节对刑罚轻重的影响力受到整个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制约,不能片面强调乃至夸大某一个或某些从宽情节因素的作用。     

刑事司法之用在于穷其义理——评张建《刑事司法与前沿理论》

《刑事司法与前沿理论》是一部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的著作。讨论的问题多为刑事理论和司法实践中的热点。关于刑法褒义价值取向和贬义价值取向的观点的提出，有助于刑法基础概念的廓清。将人权化与“人性司法”理念的结合，体现了一种政策的核心要求。在具体的司法过程中，对附带民事诉讼赔偿以及物质补偿的评价，应当结合法的价值和社会效果综合分析。在司法适用过程中，刑事解释必须坚持合法性与法律适应性的有效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