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非警务警情困境及优化建议实例探析

110非警务警情困境是公安机关长期面临的“内耗”,近几年各地积极探索解决办法,但因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分流联动机制不完善、打造社会治理新格局成效不显著等原因,“精准警务”的实现举步维艰。本文结合H市非警务警情分流现状及处置实例,剖析当下非警务警情现实困境,探寻联动对接机制新举措,为构建纵向联动、横向对接的非警务诉求处理新格局提供对策。     

天津市公安局推出“114挪车服务”平台

在公安机关的日常工作中,非警务警情所占比例非常大。据天津市公安局统计,仅挪车求助警情就约占30%,在部分派出所占比超过50%。传统的挪车求助警情处置方法主要是现场根据车辆信息想方设法联系车主,过程往往几经周折,用警效能低、耗时长,警力和警务资源浪费严重。为进一步优化民生服务资源、减少非警务活动对警务资源的消耗,天津市公安局在认真调查研究、广泛征求社会群众和基层民警意见基础上,协调有关部门通力合作,借助社会资源     

关于《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与110报警服务台高效对接联动实施方案》的政策解读

<正>为进一步加强我省12345热线与110平台高效对接联动,完善非警情警务诉求分流工作,提升协同服务效能,近日,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与110报警服务台高效对接联动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一、《方案》出台的背景近年来,12345与110职责边界不清晰、联动机制不健全、数据共享不充分、信息化支撑不到位等问题,12345与110对接联动工作效率不高,非警务警情占用警力资源情况仍较为普遍。2022年4月28日,     

110非警务警情分流模式的变迁逻辑与经验——基于A省对接联动改革的实践分析

当下，公安110面临着非警务警情分流难的巨大挑战。分流困境不仅会降低公安机关对警务警情的处置能效，还会制约公安整体服务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因此，分流改革已刻不容缓。由“传统分流”到“对接联动”的模式转变，体现出公安110与政务12345平台联动处置的独特优势，克服了过往公安首问责任的衍生问题，同时也带来了新挑战。自此，如何贯彻落实国办12号文件的相关要求，成为新形势下公安研究的重要靶点。本文基于A省非警务警情分流改革实践，分析其内在变迁逻辑与经验。     

中介与兜底：非警务警情中派出所的治理功能——以W市M派出所为例

近些年来,大量非警务警情涌入基层派出所,造成权责失衡、警力挤兑等执法困境。以往研究基于行政执法化的视角,将治理困境视为“执法失败”并思考公安机关的权责边界。运用“结构—治理—功能”的分析框架,将反应型警务置于城市社会结构及其治理需求的角度下进行思考,具有积极意义。非警务警情的大量出现与城市社会中存在的资源分散、权威缺失与矛盾极化等治理困境密不可分。虽然现行法律条文在非警务警情的处理上效果有限,但是反应型警务建立起的资源链接、权威重塑和矛盾控制等治理机制在城市社会中发挥了中介和兜底的治理功能。这两种治理功能在快速的城市化转型中具有重要意义,它们意味着基层派出所能够妥善处理各类复杂矛盾维持社会的基本秩序。当然,要实现矛盾的有效处理还必须进一步明晰权责关系,推动多元共治。     

我看非警务活动

公安机关在平常的工作中从事着大量的非警务活动,所不同的是非警务活动中既有群众反对的,也有群众拥护的。我们不能仅把群众反对的说成是非警务活动,把群众拥护的都说成是警务活动,这不是区别警务活动与非警务活动的标准。社会在变革,公安工作也在改革,警务与非警务的标准也在发生变化。如当地党委、政府要求公安机关派民警到公路上设卡截粮的行为,按说不是警务活动,但是承包人与不法商贩暗中勾结倒卖粮食,侵害国家和群众的利益,你不管又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相悖。为歌星大腕“保驾护航”,按说也不是警务活动,但是对一个地区从未有过的名星大腕来访引起的骚动易引发治安事件而事先采取防范措施也不能说是错误。110民警取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非警务报警与公共服务平台分流对接工作的通知

正青政办[2017]96号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委、办、厅、局:为加快建立职责明晰、优势互补、规范高效、方便群众的公共服务平台联动体系,确保突发警情快速及时有效处置、非警务求助受理渠道畅通,经省政府同意,现就进一步规范非警务报警与公共服务平台分流对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充分认识非警务报警与公共服务平台分流对接工作的重要意义公安110报警服务台是极为重要的公共安全     

“警情常量”可为治安防控精确化奠基

“警情常量”是包含110、治安、刑侦、户籍（含流动人口信息）、出入境、派出所及公安队伍建设等警情在内的一系列常态化数据体系。基于全国警情联动机制的构建。北京市、杭州市、郑州市等地公安机关近几年先后开展了“警情常量指导警务工作”的改革实践，结果表明，分析运用“警情常量”对提高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的精确度，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十分奏效。比较“警情常量”与“破窗理论”。“警情常量”实际上可以说是发展了的“破窗理论”，加之构建“警情监测预警平台”实乃警务创新之举。以及“警情常量”在防控违法犯罪中的深度运用前景广阔，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区分局3年来运用“警情常量”的警务创新工作经验值得推广。     

非警务活动的界定与实施

界定非警务活动必须以警务活动为参照。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实施非警务活动以不影响警务活动的正常开展为前提,能够实施的仅限于积极非警务活动,而且非警务活动是否实施应当由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实施非警务活动还要克服一些错误倾向,正确处理好一些与之相关的关系。     

群体性事件处置中“慎用警力”原则研究

在处置群体性事件中,必须讲究政策、讲究策略、讲究方法,坚持“三个慎用”原则。其中,“慎用警力”原则主要适用于非警务活动。非警务活动是公安部的通知通告中出现的非正式用语。当前,我国一些地方公安机关非警务活动所占时间比例已经超越了正常的警务工作时间。应当严禁公安机关违反规定从事非警务活动。进一步规范各类非警务活动。非警务活动的形成渊源有两个：服务型警务和地方政府利益。“镇用警力”原则的具体表现为合理用警、规范用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的概念诠释

历史决定论的理解模式、历史主体本身的不成熟以及历史主体与实践主体的混同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被遮蔽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的主体性和马克思主义主体的历史性之间是一种逻辑互动的关系,前者是实现后者的力量源泉,而后者则是彰显前者的基础和保障;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主体有三种存在样态.即知性存在样态、意义存在样态和实残存在样态.     

浅析共同贪污犯罪数额的计算

贪污犯罪数额的大小,是惩治贪污犯罪的主要依据。在共同犯罪中,犯罪行为人贪污数额的认定相当复杂,既有共同贪污的数额,又有各人分赃所得的数额,还有因贪污的停止形态而未实际获取财产等情形。关于共同贪污犯罪行为人数额的认定,理论界存在着“分赃数额说”、“参与数额说”和“犯罪总额说”等不同的学说。笔者更倾向于“犯罪总额说”。     

论业主委员会的制度建设

业主委员会是城市住房私有化的必然产物,也是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制度支撑.由于政府管理部门、居民委员会、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业主之间利益关系复杂,现行法律法规对有关规定的不完善,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行为失当,业主普遍缺乏公民意识和责任意识,业主委员会在筹备设立和实际运行方面都存在诸多的问题.我国应尽快出台<业主委员会法>,明确规定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规范业主委员会各项基本制度;并且进一步调整完善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与业主自治的关系,在物权法中明确居民的房屋物权;健全行政程序的有关制度.     

行政三分制的行政法治契合

《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方案》的出台,标志着“行政三分制”这一新型行政管理模式的付诸实践。行政三分制在彰显其制度创新优势的同时,也面临着行政法治契舍的难题,而这则关系到行政体制改革的成败。     

我国物权法中所有人抵押制度构建

所有人抵押是指所有人于自己所有物上存在的抵押权 ,是一种特殊的抵押权。确立所有人抵押制度可以防止后次序抵押权人获取不当得利 ,保护抵押物所有人的利益 ,有利于所有人进行融资 ,节省交易手续和费用 ,促进商品流通。我国《担保法》没有规定所有人抵押 ,可借鉴其他国家、地区的做法 ,从所有人抵押的思路选择、成立、变动等方面入手对此制度作出具体设计。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公开性特征的具体认定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公开性是该罪认定上的难点,也是理论研究的薄弱环节,其中的相关问题应得到进一步明确。首先,公开性的本质是宣传对象的不特定性,即针对不特定多数的人进行宣传。其次,公开性与社会性存在交集和重叠,同时也各具独立价值。第三,在口头传播的性质认定上,应区分是否为集资人授意及集资人对集资信息的扩散持何种心态。第四,公开性不以虚假宣传为必要。     

茂名市电白区中学生毒品认知情况调查研究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茂名市电白区中学生对传统类毒品的认知程度较高,对常见的合成类毒品有一定的了解,对伪装类毒品认知较低;当地学校开展毒品预防宣传教育频率不高,方法缺乏创新,体系不健全等。对此,应加强对伪装类、液态类毒品的宣传;在宣传方式上要注意创新,应结合青少年规律特点,构建信息传播新平台;学校应从长远的角度出发建立健全毒品预防宣传教育工作体系。     

谈谈劳动价值概念的再扩展

我国现阶段各种合法职业劳动者的劳动都创造价值。这里的价值是指凝结在社会产品、服务 (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 )中的一般人类劳动 ,它体现劳动者对社会财富 (物质的、精神的 )增长乃至社会进步做出的贡献。在新时代 ,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概念作进一步的扩展是必要的。一种劳动只要它是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或环节 ,那么 ,无论它的直接成果是否成为商品 ,都是创造价值的。在我国现阶段 ,政府作为国家机器的职能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化 ,更多地从阶级统治转向发展经济 ,它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和调控作用不可或缺且十分巨大 ,因而也是创造价值的。     

监狱罪犯离监探亲问题探析

监狱罪犯离监探亲是法律规定的一项有利于监狱罪犯再社会化的刑事政策,专门系统地探讨这个问题具有重要价值。现行离监狱探亲制度在《监狱法》、司法部规定和监狱实践三个层面均面临诸多问题,因此,在对策方面,基于对监狱离监探亲决定权的行政执法权属性分析,从法律上赋予罪犯法定离监探亲权,要从《监狱法》及司法部的规定上加以完善,还要解决监狱办理上面临的实际困难,以促使这项制度得到常态化落实,促进罪犯改造和再社会化。     

浅析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

不作为犯罪是我国刑事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作为犯罪一样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研究不作为犯罪,首先要明确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是不作为犯罪的核心问题,它包括四个方面: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职务或业务上要求的义务以及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除此之外,道德义务不应成为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