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因素与未成年人初次犯罪探析——对广东省未管所的100名未成年罪犯的调查与思考

影响未成年人初次犯罪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本文试从家庭因素的角度,对未成年人初次犯罪的相关因素予以分析和探讨。     

论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制度的建构——以地震灾区四川省绵阳市为例

社区矫正是在行刑社会化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种刑罚执行制度．符合国际行刑趋势。未成年人犯罪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呈现出财产型犯罪突出、暴力化犯罪程度加剧、犯罪人低龄化和文化水平低、共同犯罪居多等特点。重视未成年人的特殊性，在行刑社会化视野下、在犯罪要素的框架内，考虑建构有针对性的社区矫正制度．可以有效预防和控制未成年入犯罪行为的发生、更好地挽救改造未成年犯罪人．达到更好地保障未成年人权益的目的。     

“标签论“述评

“标签论”认为 ,个体演变为罪犯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社会给其贴上了“越轨者”的标签 ,社会按照一定标准将某些行为规定为“犯罪” ,因而产生了“罪犯” ,而并非“罪犯”个体原因所致。“标签论”运用形象互动论的原理 ,认为犯罪是社会反应与行为人形成自我形象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标签论”认为犯罪是相对的 ,阐明了“贴标签”与法定犯罪定义产生之间的因果联系、与犯罪行为之间的因果联系 ,为犯罪学的研究特别是犯罪原因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但标签理论有其局限性 ,其主观唯心色彩浓重 ,对标签化的后果解释简单化 ,对社会反应的揭示不全面 ,片面强调了犯罪因素中外部条件的作用 ,否定了犯罪行为与行为人间的内在联系。     

警惕青少年犯罪的“危险14岁”

记者近日从有关部门获悉，从1998年到2003年，广东省未成年人犯罪的年龄平均下降了2岁，由17．6岁降为15．7岁。据统计，在14岁至16岁初次实施犯罪行为的占81．6％，出现了“危险的14岁”的现象。     

两任主委接力历时五年调研——致公党北京市委完成关注青少年犯罪问题调研三部曲

当今,全世界已将"未成年人犯罪"列为吸毒贩毒、环境污染之后的第三大公害。在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通常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的犯罪行为。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未成年人的犯罪     

《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背景下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研究——以K市126名未成年罪犯为样本

《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能更好地满足未成年人保护的需要,有利于增强这部法律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为解决新形势下未成年人保护存在的问题提供法治保障。调查显示,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特征表现为故意犯罪较多、犯罪呈现出团伙化特征、犯罪低龄化趋势明显、再犯率较高、罪犯的文化程度偏低等。未成年人犯罪既有个人和家庭原因,也有学校和社会原因。为实现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有效预防,促进他们健康全面地成长,结合《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的主要内容,有必要开展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教育,增强自觉预防犯罪的意识和能力;优化家庭教育,营造积极、健康、愉快的家庭氛围;注重学校教育,实现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有效预防;整合社会各方力量,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     

未成年人刑事法律人格化考量

未成年人刑事法律人格化是从人格的视角反思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法律体系,将未成年犯罪行为人的危险人格纳入刑事法律的整个过程中。在制刑阶段,构建以犯罪行为为核心、以犯罪危险人格为补充的犯罪认定标准;在求刑阶段,将危险性人格纳入量刑情节的考察范围;在行刑阶段,对危险性人格进行跟踪、重塑。未成年人刑事法律人格化将促进未成年刑事政策的合理化和科学化,提高司法效率,节省司法资源,促进刑罚个别化,实现法治社会的实质公正。     

论理性犯罪的犯罪收益与犯罪成本

犯罪学对犯罪人的假设是“理性犯罪人”,理性犯罪是指犯罪人实施犯罪是一种理性的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理性犯罪人在动机冲突过程中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犯罪收益,二是犯罪成本,犯罪成本包括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惩罚成本。犯罪动机的产生并转化为犯罪行为的可能性同犯罪收益成正比,同犯罪成本成反比。     

未成年人犯罪的成因、矫治与预防

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青少年的状况关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但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势,形成了社会经济的多元化和道德水准的多层次化,使未成年人在成长中面临的社会环境更加复杂。由于青少年身心发育的不成熟性、不稳定性,使他们极易在社会化过程中接受错误、消极的影响,形成犯罪心理,进而可能实施犯罪行为。未成年人犯罪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决定了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是一个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教育和给予更多的关心、帮助。     

浅论在我国建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除制度的必要性

建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除制度，不仅能够帮助未成年犯罪人走出其在服刑完毕后重回社会时所遇到的困境，也能够体现我国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重视、顺应我国的刑事政策，更能够顺应青少年犯罪治理的世界发展潮流、符合青少年法治的精神，能够切实地保障未成年犯罪人受到公平对待的权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的概念诠释

历史决定论的理解模式、历史主体本身的不成熟以及历史主体与实践主体的混同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被遮蔽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的主体性和马克思主义主体的历史性之间是一种逻辑互动的关系,前者是实现后者的力量源泉,而后者则是彰显前者的基础和保障;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主体有三种存在样态.即知性存在样态、意义存在样态和实残存在样态.     

行政三分制的行政法治契合

《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方案》的出台,标志着“行政三分制”这一新型行政管理模式的付诸实践。行政三分制在彰显其制度创新优势的同时,也面临着行政法治契舍的难题,而这则关系到行政体制改革的成败。     

我国物权法中所有人抵押制度构建

所有人抵押是指所有人于自己所有物上存在的抵押权 ,是一种特殊的抵押权。确立所有人抵押制度可以防止后次序抵押权人获取不当得利 ,保护抵押物所有人的利益 ,有利于所有人进行融资 ,节省交易手续和费用 ,促进商品流通。我国《担保法》没有规定所有人抵押 ,可借鉴其他国家、地区的做法 ,从所有人抵押的思路选择、成立、变动等方面入手对此制度作出具体设计。     

浅析共同贪污犯罪数额的计算

贪污犯罪数额的大小,是惩治贪污犯罪的主要依据。在共同犯罪中,犯罪行为人贪污数额的认定相当复杂,既有共同贪污的数额,又有各人分赃所得的数额,还有因贪污的停止形态而未实际获取财产等情形。关于共同贪污犯罪行为人数额的认定,理论界存在着“分赃数额说”、“参与数额说”和“犯罪总额说”等不同的学说。笔者更倾向于“犯罪总额说”。     

论业主委员会的制度建设

业主委员会是城市住房私有化的必然产物,也是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制度支撑.由于政府管理部门、居民委员会、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业主之间利益关系复杂,现行法律法规对有关规定的不完善,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行为失当,业主普遍缺乏公民意识和责任意识,业主委员会在筹备设立和实际运行方面都存在诸多的问题.我国应尽快出台<业主委员会法>,明确规定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规范业主委员会各项基本制度;并且进一步调整完善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与业主自治的关系,在物权法中明确居民的房屋物权;健全行政程序的有关制度.     

论环境公益权--兼论环境公益诉讼建立之实体权利基础

由于环境法上之权利(权力)的性质长期以来没有得到澄清,环境法上的权利(权力)不明晰及其司法实现手段的不足相互作用,使得环境治理缺乏有效的法律规制。因此,应当明确环境公益权的概念,通过环境立法,合理地配置权力和权利,并由此建立起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实现环境法权的可司法化。     

诬告陷害罪构成之论辩——以高天虎诬告陷害罪为例

实践中,诬告陷害罪的定罪常以考察被告发人行为定性为前提,但是诬告陷害罪的基础是告发人而非被告发人的行为,被告发人行为定性并非诬告陷害罪的构成要件.只要告发人诬告行为至少侵害了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告发人明知其告发的内容存伪,但为使被告发人受到刑事追究仍进行告发,达到情节严重的,告发人即构成诬告陷害罪.     

论外资并购法的重构

外资并购作为一种国际直接投资方式发展得越来越快,逐步成为一种主要的直接投资方式。而现行关于外资并购的立法存在诸多弊端,重构我国外资并购法势在必行,本文提出外资并购立法分＂三步走＂的路径。     

论虚假诉讼罪中的“捏造事实”

鉴于法条和司法解释内容规定的不明确性和不完整性,需要对虚假诉讼罪中"捏造事实"的含义进行进一步解释。虚假诉讼罪是单一行为犯,利用他人捏造的事实提起诉讼的,也构成虚假诉讼罪。篡改部分民事法律事实提起民事诉讼也属于虚假诉讼罪中的"捏造",成立虚假诉讼罪。虚假诉讼罪的行为方式不包括不作为,隐瞒他人已经偿还债务的事实依然进行民事诉讼的,是积极地虚构事实,理应认定为"捏造事实"。若捏造的事实不会影响法院的公正裁决,不能定性为虚假诉讼罪。     

传统规律观的理论困境分析

传统规律观的立论基础是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经典科学，其理论内涵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和滞后性，所面临的理论困境日益凸显；传统规律概念的界定，偏重事物的内部联系，一定程度地忽视了事物的外部联系，使之走向绝对和机械；由此产生了传统规律范畴的先验性、宿命性悖论，并且衍生出人类真理认识上的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