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民警瞬间击毙战术的运用——以四川省仁寿县“8·6”案例为视角

正一、案例介绍2018年8月6日凌晨7时,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某古镇发生一起凶杀案。接警后,当地公安机关迅速展开案侦工作,不到2个小时便初步锁定犯罪嫌疑人张某,并紧急组织力量开展缉捕工作。当日上午10时,辖区派出所内人来人往,20多名群众在户籍室排队等候办理业务,所长王某带队回所敲定抓捕计划,正准备出所追捕犯罪嫌疑人,不料犯罪嫌疑人张某驾驶一辆黑色越野     

"生命权紧急避险"的刑法学评析 ——以刑法学经典案例为视角

期待可能性理论在刑法体系中属于犯罪阻却事由的范畴,大陆法系国家将其视为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规定在刑法条文中,在行为人自身的利益遭受损害时,不可能期待其做出损害自己利益的行为;从紧急避险理论上看,以生命权为代价的紧急避险从功利主义的角度上看,可以被接受,从道德上看,生命不可能被拿来当避险的工具,但是从法益权衡和刑法的目的上看,在特定的唯一的避险情形下,以生命权为代价的紧急避险可以阻却违法。     

公安民警现场处置中的安全要素——以警务战术为视角

当前,社会治安环境不容乐观,各类违法犯罪案件层出不穷。民警执法时遭遇暴力抗法、袭击甚至故意报复的情况时有发生。特别是严重暴力犯罪、暴力恐怖犯罪的手段极其凶残,对一线民警的执法执勤活动和人身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故而,分析公安民警现场处置中的安全要素,探讨公安民警在现场处置中如何安全、顺利地完成执法任务,已成为警察执法研究的重要内容。     

一招制伏战术意识及其培养——以劫持人质事件为视角

<正>劫持人质犯罪是社会安全事件,是当今世界各国公认的最为严重的犯罪类型。近年来,劫持人质事件在世界许多国家屡见不鲜,而且在我国各地也不断发生,正日益成为我国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面对日益复杂的劫持人质犯罪形势,公安机关必须强化应急和公共安全管理,这就需要提高公安机关应对突发事件的能     

通过指导性案例助推程序法发展——以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我国学界关于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的研究已取得很多成绩,但在刑事程序法发展的向度上尚需补强。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涉及刑事程序问题的案例基数较有限,争议焦点也比较边缘。今后,有必要理清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与刑诉法、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性案例的关系,发挥其基于案件事实情境的规范漏洞填补功能,更全面地涵括刑事程序法的核心焦点问题,维护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价值。最高人民法院应畅通从其他代表性案例遴选指导性案例的机制,以提升指导性案例的基数、质效和论证水准。     

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不可流于形式——以监所检察工作中的羁押必要性审查为视角

在司法实践中,司法人员的办案过错追究机制存在缺陷,表现在错案标准的行政定量化,一定程度上忽视司法运行规律。不论哪个部门负责羁押必要性审查,都不可回避"错案"追究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明确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中"错案"的形成机理,建立健全审查主体的保护机制。     

施米特的挑战与阿克曼的回应——以国家紧急权理论为视角

基于魏玛宪法第48条内容及其实践的分析,施米特断言:应对威胁国家存亡的例外状态必须授予处置危机者以绝对的、不受任何规范约束与限制的紧急权即主权;自由民主政制不可能在动用紧急权与维护法治之间保持一致。9.11之后阿克曼提出了其紧急权理论试图对施米特的挑战作出回应,但其努力最终陷入困境。阿克曼与施米特所讨论的紧急权概念的逻辑前提概念——例外状态——是不同的。施米特的例外状态是一种政治的例外状态,而阿克曼的例外状态则是一种法律的例外状态。因而,前者回应施米特的挑战的方式需要重新思考。     

新时期个体极端犯罪研究——以近年湖南省发生的37个案例为样本

<正>近年来,我国个体极端犯罪发案较多,与群体性事件、恐怖主义犯罪一起,正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重要因素。本文以湖南省为视角,重点针对发生在湖南省的37起典型案例进行剖析,分析新时期个体极端犯罪的特点,客观审视该类犯罪产生的原因,为     

警察战术急救基地的课程定位与教学模式探索——以南宁市公安局警察导向战术急救培训基地为视角

<正>近年来,警察勤务遇袭事件时有发生,现场民警由于没有经过专业急救培训,往往不知道如何应对,一些因锐器划割导致动脉大出血的受伤民警往往在数分钟内失去生命体征,无法等到急救车的到来。医学界普遍认为,当意外伤害发生时,最有效的抢     

论原因自由行为——以行为和因果关系为视角

近年来,以醉酒、吸毒后自陷责任能力缺失或者耗弱之状态而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现象已引起了普遍的关注,且目前我国法律不足以解决这种问题.学者们主张引入大陆法系刑法的原因自由行为理论,但通过对现有国外学说进行评价和分析,发现无论哪一种学说都未能很好地解决原因自由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与责任主义原则之关系,故此提出以概念和分类为前提,...     

亲属之间犯罪案件的特殊处理办法——以一则案例为视角

由于亲属之间的犯罪行为有其特殊性,出于维护家庭内部伦理秩序,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的良好运转,对亲属之间的犯罪行为进行特殊处理有其正当性基础:中国"准五服以治罪"的历史传统,现有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立法精神,刑法谦抑论、恢复性司法理念、人格责任论的理论支撑,以及出于构建和谐型社会的现实考量。因此,可以以行为人与被害人的亲属关系、行为人的人格因素、被害人的态度因素以及案件发生的环境因素等作为考量因素,以罪刑法定为原则,以限于出罪为方向,对亲属之间犯罪进行特殊处理。     

关于公安民警警务保障问题的几点思考——以提高民警抚恤标准为视角

当前,我国警务保障存在执法权益得不到切实保障、抵御职业风险的保障能力不足等问题。人民警察作为人民利益、国家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保障者,在正常履职过程中经常面临着自身合法权益受损的问题,因此,提高民警抚恤标准是十分必要的。     

民警心理健康风险评估模型和风险评分表构建研究——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视角

通过问卷星软件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SN市公安局在岗民警(男性)进行电子问卷调查,结合数据挖掘和Logistic回归构建民警心理健康风险评估模型和风险评分表,调查结果显示:相对于派出所、监管类和交管类民警群体,市局综合、分局综合和巡特警类民警群体在面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他们的应对资源和心理储备相对不足,产...     

论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以交往为视角

自从人类进入文明状态以后,＂交往＂就成为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联系在一起并相互作用的纽带。交往方式的历史性变迁不断地形塑出不同的文化形态,从而也形塑了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但真正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确立得益对它们的张力机制——交往的恰当把握。     

论司法裁判的可接受性——以利益衡量为视角

司法裁判结果的可接受性是社会公众服从裁判的关键要素,对司法判决的接受不应是因为望而生畏而服从,而是由于国民认同裁判所依据的法律价值,从而自觉服从裁判结果。利益衡量在司法裁判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利于维护法的公平正义,增强裁判的公信力以及社会价值观的重构与统一。     

论上市公司的刑事责任——以公司社会责任为视角

公司的刑事责任根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思想,是国家通过制度化、可诉性的公法责任制度控制公司法人滥用权力,以公法性质的刑事责任给公司设定的最低底线.它作为国家强制手段,只有当公司违反底线的社会责任,对社会基本价值追求和公共秩序造成严重侵害时才能理所当然地引起国家公权力的追究.上市公司涉及的利益群体广泛,它的安全运行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因此应将安全作为上市公司的一项强制的底线型社会责任,在必要时运用刑事责任制度予以维护.     

论刑事被害人的过错——以聚众斗殴罪为视角

在侵犯人身权利的案件中,犯罪的发生一般是源于犯罪人和被害人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我国刑法以犯罪人为中心,被害人过错在定罪量刑的过程中常常被忽视。对于以犯罪人和国家的二元结构模式,不利于犯罪人权利的保障。因此,司法机关在处理聚众斗殴的案件中很少考虑被害人是否有诱发和促进犯罪的发生。在聚众斗殴过案件中,一旦出出现有刑事被害人死亡的情形,司法机关通常按照刑法292条中的规定,以刑法232条故意杀人罪对犯罪行为人进行定罪量刑。鉴此,有必要将被害人的过错纳入聚众斗殴罪之定罪量刑中,按照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对犯罪行为人进行归罪惩处。     

论死刑的再次慎用——以发回重审案件为视角

在重新审判"发回重审"死刑案件的司法实践中,对被告人容易存在有罪推定的倾向、依据补强证据再次适用死刑的倾向和漠视侦控行为合法性的倾向,为此重审法院应杜绝片面依据侦控机关提供的不利于被告人的存疑补强证据对被告人再次适用死刑;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型"发回的死刑案件,如果经过重审认定的案件事实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一般也不宜对被告人再次适用死刑。     

民警心理控制源倾向性的研究与分析——以新疆基层派出所民警为例

新疆位于祖国的西北边陲,近些年来,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严重暴力恐怖案件和违法犯罪事件时有发生,严重的影响了新疆地区的长治久安,在维护国家稳定、打击暴力恐怖犯罪事件、维护民族团结等方面,警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笔者采用《心理控制源量表》对224名来自新疆基层的派出所民警心理控制源进行了测试。测试结果表明：（1）新疆派出所警察的心理控制源整体倾向于外控性;（2）内控性在成长地、警龄和职级上均有显著差异：权势控在警龄和教育程度上差异显著：机遇控在成长地上差异显著。     

中国刑法30年（下）——以典型案例为视角

从1997年刑法典颁行以来,我国刑事法治的发展跨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该法典为新时期我国刑事法治的进步和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1997年刑法典的内容包括总则、分则、附则三部分,共15章，将1979年刑法典的192个条文．增加到452个条文，其修法幅度之大．涉及范围之广．在我国立法领域可谓空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