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视野下套取科研经费行为定性分析——以行政合同理论为切入点

科研人员采用不正当手段套取科研经费的行为存在罪名适用的争议,司法实践中,首先应该解决科研合同的定性问题。科研合同属于典型的行政合同,兼具公与私两个面向。行为客体方面,纵向科研项目的科研资金属于国有财产,不能认定为科研人员的劳务费;行为主体方面,科研人员不能认为是国家工作人员,其承担科研项目所从事的科研行为不能认定为是公务行为,故不存在职务便利的问题;套取科研经费的行为虽不构成贪污罪,但可以诈骗罪论处。     

论“挪而未用”行为的司法认定

对"挪而未用"行为是否成立犯罪的问题,存在着"否定说"与"肯定说"之分.本文作者主张"肯定说",认为在"挪"、"用"关系上,应当确立为"用"而"挪"的立场,将"挪"视为该罪客观要件的要素,将"用"作为其主观要件的内容,从而解决在挪用公款及其相关问题上司法认定的诸种难题.当挪用故意与占有目的难以区分时,应当首先推定为"占有",只有被告方做出有力反证并得到印证时,占有目的认定才足以被"挪用"所推翻.     

贪污罪与挪用公款罪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对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的法律特征、界定方法等有关司法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细致的探讨,期望能够引起刑事司法界的高度重视。     

教师虐童犯罪的刑法规制

教师虐童案件频发,对其中构成犯罪的行为是以寻衅滋事罪还是以虐待罪处罚在学界存在争议。司法实践中多认定为寻衅滋事罪,但是并不合适。从长远考虑,应当适当扩大虐待罪主体范围,将虐童情节作为该罪告诉才处理原则的例外,据此以虐待罪规制教师虐童犯罪,以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论“携带挪用的公款潜逃”

携带挪用的公款潜逃构成贪污犯罪时,并不要求挪用公款行为必须构成犯罪,但是行为人在主观上必须具备非法占有公款的目的。同时,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等国有单位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挪用公款后携带挪用的公款潜逃的,也应当按照贪污罪论处。     

再谈刑法适用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界定

根据我国的刑法规定以及现实背景，我国国家工作人员应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准国家工作人员。在界定国家工作人员时，应把握其从事公务的本质特征。     

关于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的思考

刑法作为食品安全各部门法的最后一道屏障,理应对严重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做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罪刑适应,罚当其罪＂。虽然刑法在预防食品安全犯罪方面的作用是明显的,但同时也是有限的。     

论教师虐童犯罪的刑法规制

教师虐童案件频发,对其中构成犯罪的行为是以寻衅滋事罪还是以虐待罪处罚在学界存在争议。司法实践中多认定为寻衅滋事罪,但是这并不合适。从长远考虑,应当适当扩大虐待罪主体范围,将虐童情节作为该罪告诉才处理原则的例外,据此以虐待罪规制教师虐童犯罪,以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如何理解挪用公款罪中的“归个我使用”——兼评九届全国我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对刑法第384条第1款“归个我使用”的解释

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挪用公款罪中的"归个人使用"的解释抓住挪用公款罪的本质特征,有利于维护市场竞争主体的平等性,体现了进步性。但其也存在不足,如"以个人名义"和"谋取个人利益"等的规定就让人费解。     

我国刑事诉讼模式理论反思

刑事诉讼模式的反思是当前的学术热点问题,关系着刑事司法改革的方向。源于西方的经典刑事诉讼模式理论对当下的中国刑事审判实践解释力不够,而本土理论则在“何为诉讼”以及刑事诉讼模式关涉的要素等方面含混不清,严重影响到刑事诉讼模式理论的自身完善与刑事司法改革指导功能的发挥。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应因地制宜,并立足刑事诉讼法的实践状况,从宏观的诉讼阶段上来把握。     

论新型毒品犯罪的刑法规制

新型毒品指主要依靠化学合成的毒品。新型毒品犯罪即指以新型毒品为犯罪对象的毒品犯罪行为。我国新型毒品犯罪具有生产消费本土化、涉案人员高知化和消费群体白领化的特征。我国刑事立法及司法应当：在对制毒技术和制毒原料的刑法管制上,严格限制相关犯罪认定的标准,防止过度入罪;严格监管含有精神药物的处方药,在刑法上设立＂非法出具处方罪＂和＂非法提供处方药罪＂;创新与探索戒毒领域的制度,而不是匆忙地将吸毒行为犯罪化,以更好地规制新型毒品犯罪。     

刑事审判超审限问题再思考

刑事审判超审限问题一直是司法顽疾之一。最高人民法院清理超审限、超期羁押的活动未能触及超审限产生的基础,难以从根本上杜绝超审限。刑事审判超审限的根本原因在于审限制度设计的基础情况已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导致现有的审限制度不可能适应刑事审判实践的需要。应尽快根据审限制度设计基础的变化情况,在全面调研的基础上调整和完善现有的审限制度。     

计算机犯罪的刑事法规制

随着计算机的商业化普及,计算机犯罪出现了新的发展态势,社会危害性越来越大,犯罪的技术性越来越强,全球化的程度越来越高。作为最后保障手段的刑事法规制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如立法的滞后性、传统犯罪概念的制约以及刑事执法的困难等。为了应对刑事法所面临的种种挑战,需要进一步提高立法技术;在刑事执法上,应以预防为主,惩罚为辅,综合运用多元手段预防和打击计算机犯罪;同时还要加强国际司法合作,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遏制计算机犯罪的发展势头。     

外国公职人员受贿的刑法规制

运用国内刑法惩治外国公职人员受贿,这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规定的内容。相比之下,我国刑法中对外国公职人员受贿的规定还属于起步。文章对《公约》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刑法中应补充规定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的罪状和罪名,调整受贿罪的法条规定,以完善我国的刑法。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之重构

虽然《食品安全法》和《刑法修正案（八）》对食品安全违法犯罪作了新的调整,但是现行的刑法规制不尽如人意。如《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一百四十四条和第一百四十条之间区分标准不统一,容易造成法条的误读,与前置法也不能有效衔接。如果对相关法条进行重构,不仅能解决上述问题,还能明确食品安全犯罪的阶梯关系,与国际通行立法例相一致。     

浅论警察圈套的界定及其刑法规制

我国在立法上没有引入警察圈套这一概念,对警察所实施的圈套行为还缺乏有效的法律规制.警察圈套是指拥有法定侦查权限的国家司法机关,为了获得对某人提起刑事诉讼的证据,在法定或特定情形下诱使侦查对象实施某种犯罪行为的特殊刑事侦查方法.警察圈套目前在我国的合法性和可行性等问题尚待确定.通过对警察圈套的立法模式进行比较分析,警察圈套的立法现状及其完善策略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危险驾驶行为刑事规制问题研究——兼论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之规定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一系列严重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发生,危险驾驶问题已经成为颇受世人关注的社会问题。而我国现行刑法和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存在着对危险驾驶行为界定不周延、规制不全面、罪名针对性不强以及刑罚配置不合理等弊端。要完善相应立法,应当单独设立危险驾驶罪和过失危险驾驶罪,修改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同时保持三罪名之间的衔接与协调,以确保刑罚功能的发挥和刑罚目的的实现。     

论我国侦查权之法律规制

司法实践中,侦查作为侦查机构代表国家单方面针对个人、法人或单位进行的追诉活动,常常面临着限制和剥夺公民基本权益的问题,也存在着侦查权被滥用的危险。因此,如何构建一种旨在约束权力的法律规制,确保处于被追诉地位的公民拥有一些最基本的防御权,就成为现代侦查制度研究的课题。应从规范侦查权的行使、完善对违法侦查行为的惩戒措施、强化犯罪嫌疑人地位、技术侦查法定化以及健全监督机制等方面对侦查权的规制做一些初探,力求使刑事侦查权的行使建立在权利得到保护的基础上,从而使侦查程序更具正当性。     

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的反思与完善

食品安全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构建完善的食品安全保障体系是当务之急。对于食品安全,我国现行刑法规制存在法制体系不统一,罪名设置不合理,刑罚规定简单乏力等问题,致使对食品安全刑法保护不力。因此,构建科学完整的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系统,完善罪名规定,改革创新刑罚设置,不仅迫在眉睫,更是促进国家发展,保障人民安康,构建社会和谐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