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禁止制度的实证与教义图景

《刑法修正案(九)》新设职业禁止制度,使得我国的类似保安处分措施日臻成熟。《刑法修正案(八)》中禁止令制度之于职业禁止制度先行一步,职业禁止使得刑罚专业化、针对性的制度价值在禁止令制度的适用上可见一斑。职业禁止制度本质上属于类似保安处分措施,西方日趋完备的保安处分制度吸收了情境预防理论的思想内核,为职业禁止制度的适用提供了一管之见。必须结合《刑法》文本对职业禁止制度铢分毫析。具体而言,适用职业禁止规定的刑罚包括死刑立即执行以外的主刑;在专门机构已经决定宣告职业禁止的情况下,法院仍有必要另行宣告。     

论“职业禁止”的司法适用——以刑法谦抑性为视角

随着《刑法修正案(九)》的制定和实施,其对刑法37条的修改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部门较为热烈的讨论,内容主要涉及对职业禁止的适用范围、刑法与非刑事法律职业禁止关系的理解等。虽然修正案明确了优先适用非刑事法律,但对为什么要优先适用非刑事法律,以及职业禁止设立的意义何在,仍然需要深入的研究和讨论。刑法谦抑性是处理刑法与非刑事法律界限的指导原则,包括职业禁止适用范围。刑法谦抑性可以较为客观的区分刑法与非刑事法律两者的界限,纠正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偏差。以职业禁止为代表的资格刑的设立不仅完善了刑罚体系,发挥了犯罪预防的作用和促进了刑事司法的规范化进程。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与刑事再审制度的改革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原则,也是国际刑事准则.禁止双重危险原则要求禁止基于同一事实将一个人置于双重危险之中,与既判力、一事不再理具有相同性质.我国的刑事再审制度应引入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以与国际刑事司法接轨.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理解与适用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关系到司法公正、审判公信和人权公义纵观新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目前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可分为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核心制度、保障制度和程序制度确立证人强制出庭制度和限定应当出庭证人范围是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题中之义,完善证人安全保护制度和规定证人经济补偿制度是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逻辑结果,规范庭审询问证人程序和明确证人证言采信规则是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认证程序.     

谈对人大代表适用刑事强制措施的许可制度

由于法律在设定对人大代表均适用刑事强制措施许可制度的同时 ,对如何报请许可和如何审查许可等许多操作性问题均作了回避 ,相关的程序特别是人大否决及救济机制的缺如 ,给实践带来了极大的随意性和混乱。本文力图能通过理论上的剖析和阐述 ,探寻理想的对人大代表适用刑事强制措施的许可制度模式。     

刑事和解制度的实证分析

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一项新的刑事司法和犯罪预防模式,符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但由于我国目前的社会治安形势仍不容乐观,因此,应当在有限的范围内开展。目前适用的案件范围应包括告诉才处理的案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侵犯人身权利的过失犯罪案件、部分轻微刑事案件,对重罪案件则应当以民间同事纠纷、婚姻家庭矛盾引发的人身损害、侵犯财产犯罪案件为宜;适用的诉讼阶段,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应当仅适用轻伤害刑事案件,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则对符合条件的案件均可适用;达成和解的法律后果,对于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仍应当从严把握,对其他案件则可依法从宽处罚或适用非监禁刑。     

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的实证研究——基于认罪认罚从宽背景

以认罪认罚试点H市Z区检察院办理的近三年刑事和解案件为样本考察发现,尽管刑事和解已入法多年,但实践表明检察机关对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仍存在程序法、实体法规定不完善,适用范围受限,赔偿标准不统一,和解方式单一,和解协议审查不到位等问题。认罪认罚从宽背景下刑事和解制度的正确适用,应准确把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刑事和解程序对刑事司法体系的深刻影响,体系化地推动刑事诉讼程序的改造和衔接,做好刑事诉讼修改后的操作指引与配套措施。     

刑事证据制度的完善——以"两个规定"为视角

2010年7月1日实行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在原有法律基础上有了突破性规定,证据的合法性、证明力及证明责任的要求更为严格,检察机关应通过强化检察官职业意识、完善运行机制、规范侦查人员出庭制度.建立相关考核制度等方面入手,增强证据意识和责任感,始终把案件质量作为检察工作的生命线.     

论保护处分制度的镜鉴与本土化构想

源于国家亲权思想和保安处分理论的保护处分,既超越了刑罚,也超越了保安处分,具有独特的制度价值。保护处分的适用应当遵循法定原则和优先原则。保护处分制度有助于实现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和人权保障机能,也契合现代社会以保护替代惩罚的少年司法理念。我国应当尽快将保护处分作为少年司法制度的重要内容,在实体和程序上进行双重体系化构建,充分发挥其应有价值。     

问题与对策：“刑事和解”制度的实证分析——以和解协议的规制为视角

本文以对刑事和解的实证研究为基础，对实践中存在的刑事和解适用标准不统一、适用率相对较低、适用程序不规范、和解方式单一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介绍了针对刑事和解适用范围、刑事和解机构、刑事和解流程等进行的试点改革，并提出了对刑事和解进行规制的建议。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刑事政策探讨

劳动教养制度作为独具中国特色的一项制度已经走过了55年的风雨历程,它曾经为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发挥巨大作用.但社会的发展、刑事政策的变化导致劳动教养制度已与现行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基本理念相悖,其存在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正当性都受到严重的质疑,我们应在肯定它存在的相对合理性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改革,包括实体上的和程序上的改革,使其为我国的法制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刑事强制措施的修改与适用

新刑事诉讼法第六章对强制措施一共规定了35个条文．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延长了特殊案件拘传的期限,增加了现场发现的犯罪嫌疑人侦查人员可以口头传唤的法律规定现行刑诉法对传唤和拘传的法律规定过于笼统。传唤、拘传具体的适用对象及拘传的间隔时间法律并未作出规定并加以区分．导致侦查实践中拘传使用率偏低．拘传与其他手段混用或交替使用,违法超时,连续拘传,变相拘禁,严重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新刑事诉讼法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传唤、     

从德国证据禁止理论看两个证据规定的进步与不足

两个证据规定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刑事证据立法取得了阶段性进步。但以德国证据禁止理论审视,无论在证据取得禁止层面,还是在证据使用禁止层面,两个证据规定都还存在着相当的不足。欲使两个证据规定得到有效实施,必须积极改善司法环境,加强法院和法官的独立性,同时,应当建立案例指导制度予以支持。     

《刑法修正案(九)》中职业禁止从其规定的适用新解

《刑法修正案(九)》增补的刑法第37条之一第3款规定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对其从事相关职业另有禁止或者限制性规定的,从其规定,理论界对从其规定的理解存在不同观点。从法律解释方法的综合运用和归谬论证的角度可以得出刑法规定的职业禁止措施与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职业禁止措施并行适用是从其规定唯一解释的明确结论,这种并行适用是通行的法律允许状态,而非单个案件的必然结果,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可行性,且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     

审查起诉阶段适用刑事和解之可行性探析——制度设计与立法完善

在审查起诉阶段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的可行性．不仅仅是一个理论层面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操作层面的问题。刑事和解制度在审查起诉阶段真正得以贯彻实施，必须要在自愿和解等原则指导下对适用和解的前提条件、案件范围、基本程序及对和解的处理方式等作出具体的制度安排，并且要在刑事立法方面作出相应的修改与完善。以保证刑事和解的适用拥有明确、充分的法律依据。     

基于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中三项指标的实证研究

在我国现阶段构建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过程中,应加强对救助对象、救助机构与救助资金等重要指标的实证研究。只有因遭受犯罪行为侵害而造成重伤、死亡的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才属于可给予救助的对象。建议由党委政法委员会和政府民政部门牵头设立常设性的被害人救助委员会,开辟多种渠道筹集救助资金。     

保安处分:衔接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应然选择北大核心

在我国法律法规中,有很多与保安处分相同性质和功能的措施和规定。如果将这些法律措施和规定改造为保安处分制度以替代被废止的劳教制度,并通过一系列法治化措施赋予其存在的正当性依据,不仅可以填补我国人身制裁制度的空缺,有效地将治安处罚与刑罚衔接起来,而且能够将处于"刑法边缘行为"的这种"未然之罪"纳入社会治理体系。这对于克服我国现行法律体系过于依赖惩罚性手段的弊端,有针对性地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