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侦查讯问中的欺骗、引诱性策略

实践中,讯问策略在侦查讯问中发挥了较好的作用。但是目前人们对欺骗、引诱性策略的使用仍存在一定争议,因为一旦对这一策略使用不当,就极易导致虚假口供,造成冤假错案,但是如果正确运用对破案又能起到积极作用。因此讯问人员应当遵循一定原则,正确使用欺骗、引诱性策略。     

讯问中模糊语言的运用与“威胁”、“引诱”、“欺骗”的界限

模糊语言是侦查讯问中经常会运用到的一种语言策略,借助于语言的魅力和技巧,利用审讯人员发出信息和犯罪嫌疑人接收信息之间的不对称性,获取口供。模糊语言策略,在审讯人员审讯复杂案件或是遇到证据不足、找不到讯问突破口的尴尬时,无异于一剂良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尽管如此,模糊语言的运用并不是随意的,更不能毫无节制地任意为之。实践中往往与"威胁"、"引诱"、"欺骗"的界限不明确,使得这种策略方法很可能成为一种变相的"刑讯逼供"行为。     

诱惑侦查之犯意引诱认定标准研究

法院对诱惑侦查案件是否存在犯意引诱的认定过于笼统、单一,根据被告人与诱惑侦查人员首次接触前、首次接触时、首次接触后三个阶段的行为表现,以及侦查机关的诱惑侦查行为方式和强度进行判断的方法,仍然是属于兼采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的判断方法.为更好地处理诱惑侦查问题,应借鉴证据的证明标准,将犯意引诱的具体认定标准分为直接标准和间接...     

重复供述问题研究述评

重复供述问题是潜藏于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之下的"暗礁",对于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有效实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学界对重复供述排除问题的理论依据、排除范围、排除考量的影响因素等问题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为立法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撑。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尚未形成完善的理论与制度建构体系。下一阶段,规范分析和实证研究将为重复供述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     

原则加例外: 重复性供述排除的模式选择——基于解释论视角的分析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首次规定了重复性供述排除规则,确立了原则排除、例外允许的排除模式。在继续效力理论下,原则排除、例外允许的模式相较于一概排除和裁量排除说具有正当性。在原则排除视角下,刑讯逼供的文义解释较为狭窄,按照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的要求,应将其扩大解释为狭义的刑讯逼供、严重威胁和非法拘禁等方法。在例外允许视阈下,主体变更和诉讼阶段变更的文义解释不相当,需要运用体系解释扩大对主体变更情形下权利告知的范围。按照目的解释的要求,对于承受能力弱的特殊人群应限缩例外情形的适用范围。     

GPS欺骗攻击检测与防御方法研究

针对GPS应用中发现的安全威胁,系统分析了GPS的欺骗攻击原理、存在的设计缺陷和欺骗攻击的实施方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GPS欺骗攻击的3种检测与防御方法:加密技术、信号衰减检测法和DOA感应检测法,并对每种技术进行了比较分析。最后,就如何有效解决GPS应用中存在的安全问题进行了展望。     

审查起诉环节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构建研究

随着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得到确立。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对非法证据排除具有不可推卸的职责,尤其是在审查起诉环节。但新《刑事诉讼法》对于审查起诉环节的非法证据排除仍缺少相应具可操作性的程序规定,致使司法实践中面临诸多问题。有必要以我国司法实践为基础,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构建审查起诉环节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中美刑事证明标准比较研究 --兼谈我国刑事证明标准体系的建构

刑事证明标准是美国宪法和刑事实体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没有明确的"证明标准"的表述,中美在证明标准上差异较大,中国学界在刑事证明标准上就是客观真实还是法律真实,形成了三种观点.     

排除非法证据中逻辑方法的运用规则研究

排除非法证据中逻辑方法的运用规则研究,就是运用人们在逻辑思维过程中,根据现实材料按逻辑思维的规律、规则形成概念、做出判断和进行推理的方法,讨论研究排除非法证据问题。从逻辑思维的角度看,排除非法证据存在概念内涵不清、外延不明,命题结构欠缺、性质含糊,推理中项不显、展开不能等问题。重思重构排除非法证据的概念、命题和推理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则,相关立法规定需要完善,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排除非法证据的司法实践活动。     

刑讯逼供案件的侦查难点及方法

我国法律虽明确禁止刑讯逼供,并将其规定为犯罪行为,但在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却屡禁不止,成为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一大顽疾。刑讯逼供之所以屡禁不止,其中因刑讯逼供案件自身的特点而导致的侦查破案难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有些刑讯逼供的犯罪分子认为自己是司法人员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或存在侥幸心理轻信刑讯逼供行为很难被发现和定罪,进而无所顾忌经常作案。因此,针对刑讯逼供案件的侦查难点进行分析,对其侦查方法开展研究,对于有效打击刑讯逼供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自愿性研究

保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顺利运行的重点在于确保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自愿性具有双重属性:在实体法层面上,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自愿性"是一种人的意向动机,在于满足刑法特殊预防的要求;在程序法层面上,不被强迫即为自愿,其在于满足刑诉法保障人权的要求。理论上,"自愿性"难以量化的主观性迫切需要树立底线正义观,以可测控的量设定自愿性的主观标准;程序上,检察机关与被追诉人的地位不平等性亟需加强对检察机关的约束以及健全律师辩护制度,以构建一个完备的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自愿性保障机制。     

口供证据补强规则研究

口供证据补强规则是指对证明力明显薄弱的、能够证明案件全部事实或主要事实的有罪口供,要求有其他证据予以证实才可以作为定案依据的规则。口供证据补强规则由被补强的口供范围和对象、用以补强口供的证据、补强证据的证明程度四个方面构成,当内在构成达到完善的程度时,口供证据补强规则就能够发挥保障口供真实性、防止误判和防止过分倚重口供、保障人权的功能。但是,我国的口供证据补强规则存在很多问题。在理论上,对被补强的口供范围和对象、用以补强口供的证据、补强证据的证明程度等规定不明确。在实践中,缺乏适用口供证据补强规则的指导和标准。基于口供证据补强规则存在的问题,应当从明确被补强口供的范围、明确口供补强的对象、明确用以补强口供的证据、明确补强证据的证明程度四个方面完善口供证据补强规则的内在构成。     

侦查过程中的虚假供述问题研究

审讯的过程是为了克服嫌疑人被认为有罪的预期的阻力,获得法律容许的供词。因此,审讯的目标就是制造和增加犯罪嫌疑人的焦虑和绝望,减少其否认和沉默,以获取口供。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侦查人员采取的战术,包括隔离犯罪嫌疑人,然后采用正面或负面的激励。该文通过理解犯罪嫌疑人在特定情形下如何做出决定,然后描述虚假供述中的存在问题和外在因素,什么情况下会把无辜的人处于危险之中。     

刑讯逼供案件举证责任归属问题研究

“谁主张,谁举证”是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而举证责任倒置是该原则的有益补充。在刑事诉讼中,“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符合法律证明规律,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在刑讯逼供案件中,控辩双方的诉讼地位是,被告对其提出的刑讯逼供诉讼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而公诉机关的诉讼角色只是对其诉讼主张进行反驳也即反证。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职务犯罪案件中的适用

在职务犯罪案件具体适用方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没有得到完全展现,表现在监察调查与起诉阶段的衔接不够顺畅有序、自愿性审查不够平衡充分,检察机关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的能力有待提升.因此,需进一步认识职务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价值,理顺认罪认罚从宽的监检程序衔接,健全自愿性审查机制,提升确定刑量刑建议适用率,准确把握高压反腐与认罪认罚从宽的平衡点,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优势转化为反腐败效能.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律师有效辩护的实现路径

律师的有效辩护是认罪认罚从宽程序得以正当运行的必要条件,是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帮助其与检察机关进行量刑协商,为其争取最大限度量刑优惠的关键。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认罪认罚案件中律师的辩护效果不甚理想。为了实现律师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的有效辩护,需要厘清司法实践中律师有效辩护的现实阻碍,并结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所特有的程序机制,通过适当转变律师的辩护策略、完善值班律师制度、建立控辩平等的量刑协商程序以及完善律师辩护权利的救济机制等措施,来推动实现律师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有效辩护。     

翦论被告人翻供情形下对口供的审查

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推翻原有口供的现象一直存在，且占有一定的比例，处理起来也较为棘手。翻供是典型的供述不一致现象，其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被告人自身的主观原因；二是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对口供的审查．除审查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外，还必须审查其应有的补强证据，否则不能单独定案。对待翻供和原供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允许翻供，同时认真审查翻供和原供的真伪，对二者既不轻视．也不轻信。因此，通过对口供特点的分析和翻供原因的总结，能够正确解决翻供情形下的口供审查认证问题．     

论合同免责条款的解释

随着经济交往中不稳定因素的增加,当事人预先通过合同免责条款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分配,体现了一定经济上的合理性.但由于文字、技术或当事人之间存在实质契约地位的不平等,而需要对争议的免责条款进行解释,以平衡利益.免责条款要在合同整体中加以解释,对于合同解释的一般规则在此理应适用,但因其对当事人利益影响较大,还需考虑一些特别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