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关村抽象行政行为听证制度

中关村抽象行政行为的听证制度是指所辖中关村科技园区的行政组织在制定适用于中关村科技园区的规范性文件时听取行政管理相对人意见的一种制度.中关村抽象行政行为听证有着一系列的功能,建立这样的制度有其必要性与可行性,在具体操作时要遵循一定的程序规则与适用范围.     

论完善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原理与措施

行政听证制度作为行政程序的核心制度,早已被世界各国采用。我国1996年实施的《行政处罚法》中第一次确立了该制度,在我国行政法制建设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行政听证制度在向公开、公正、民主方面深入发展的过程中,在理论和实践中还存在一定缺陷,需要不断地予以完善。     

透视我国行政听证制度

作为公正、公平、民主方式行使权力的行政听证制度,能有效平衡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实现行政程序的民主与科学、增强行政行为的公正与效率。我国行政听证制度发展历程较短,无论制度本身还是实际操作中尚存在诸多问题,不断完善我国行政听证制度已成为必然。     

行政听证制度几个问题的探讨

听证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实实在在地体现了民主、公开的原则，实现了“阳光政务”，赋予了行政相对人知情权，避免了行政机关的“暗箱操作”。但其运作毕竟是一种高成本的行政程序。任何一个国家都面临着公正与效率的矛盾，成本与收益的冲突。哪些应该采取听证，哪些又不适用听证，正确解决听证的适用范围才能更好地处理这些问题。     

论我国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完善

行政决策听证制度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程序制度,是听证规则应用于行政决策的法律制度。行政决策听证中存在许多问题,难以发挥听证在行政决策中的法治意义,因此要扩大和明确行政决策听证的范围,确定听证参与人的法定资格,完善行政决策听证的程序和建立行政决策听证的救济途径。     

论行政听证的启动模式

行政听证的启动是行政听证的首要环节,是建立和完善行政听证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世界大多数的国家来看,行政听证的启动模式主要有两种类型:行政机关启动的强制听证模式和行政相对人启动的自愿听证模式。立足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应尽快建立起以自愿听证为主流,以强制听证为补充的听证启动模式。     

关于完善中国行政听证制度的思考

自1 996年我国《行政处罚法》首次提出听证程序以来,行政听证制度在我国已有了长足的发展,但由于我国引入该制度较晚,与西方法制化程度较高的国家相比还有很多缺陷和不足。从行政听政的概念出发,就行政听证制度在我国立法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就其完善提出几点拙见。     

论行政听证的实体性人权保障价值

行政听证作为现代行政程序的核心制度,通过赋予相对人程序性人权的行使来保障相对人实体性人权。行政听证所保障的实体性人权可以表现为实体性财产权、实体性人身权以及其他实体性人权等三种样态。原则上,相对人的这些实体性人权受到行政行为的不利影响时行政主体应适用行政听证予以保障。但基于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均衡原则以及成本不大于效益原则,许多国家规定了不利行政行为作出时无需适用听证的具体事项。我国适用行政听证保障相对人实体性人权的相关制度还存在诸多缺失,亟需在拓宽适用行政听证保障相对人实体性人权的范围以及明确排除适用行政听证的具体情形等方面予以完善与发展。     

我国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内涵、问题及完善

行政决策系抽象行政行为，当前我国决策听证的主要问题在于听证结果对于最终决策没有明确其法律拘束力，故其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听证制度相比在听证目的、发动主体和条件、组织和参与者、听证记录和结果效力等方面存在瑕疵。完善我国行政决策听证效力，一是行决策听证的效力保障；二是完善决策听证的效力责任。     

论正当法律程序与听证制度——中美行政听证制度比较及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联邦宪法"正当法律程序条款"赋予了公民听证的权利,在《联邦行政程序法》的基础上发展形成了一整套行政听证制度。我们可以从美国行政听证制度中获得启示。完善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建议如下:行政听证制度系统化;完善听证制度形式,扩大听证范围;确定听证主持人的资格与职责。     

论自然法对行政听证的影响

听证是现代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制度之一,为相对人参与行政程序提供了重要的形式。听证源于自然法的概念,表现在自然正义原则与正当法律程序原则中。听证作为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制度,通过介绍其自然法渊源,有助于在行政程序法制定过程中移植自然正义等思想,并促进"正当法律程序"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运用。     

透视我国行政听证:价值、原则、缺失和完善路径

作为公正、公开、民主方式行使权力的一种程序制度,听证为越来越多的现代国家所接受,而行政听证是其最重要的内容。行政听证的建立及其实行,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具有重要的价值,这种价值主要体现为:平衡、平等、民主、科学、公正、效率、廉政。但我国现行行政听证制度整体设计过于空泛,操作明显不足。具体表现为立法不健全和听证程序适用范围过于狭窄。完善我国现行行政听证制度,在正式《听证法》出台以前,我们有足够的活动空间在实践环节完善我国现行行政听证制度。     

行政程序价值冲突及行政听证范围的确定

行政程序价值可分为工具性价值和程序性价值,行政程序价值间的冲突影响着行政听证范围的确定。扩大行政听证范围必须协调好行政程序价值间的冲突,树立两个“最低限度满足标准”,建立行政程序违法诉讼奖励制度,扩大行政程序违法责任的种类,采取多种听证形式相结合。     

行政决策的功能定位与听证笔录的效力——基于商谈理论的视角

政府行政决策权的扩张,使得已有立法控制和司法救济机制对决策权的监督约束相形见绌,行政决策的合法性问题凸显。协商民主理论主张以公众交往权力制约行政决策权,从而提供了重要的约束途径。行政决策中引入听证的目的,在于发挥其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过滤器的功能;而听证笔录效力则提供了交往权力制约行政权力的通道;从立法上确立听证笔录的法律地位,建立政府对决策听证的回应机制,是推进和完善我国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论我国的行政听证制度

行政听证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同时也是现代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内容。近几年，我国在借鉴西方经验的基础上，已经初步建立起行政听证制度，但是由于处在初期，难免存在着很多缺陷，本文首先从听证制度的相关概念出发，分析了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发展情况及其存在的缺陷，接着针对这些缺陷提出了相对应的解决措施，最后综合阐述了对行政听证制度的一些认识。     

目前我国行政决策听证的缺陷及创新思路

行政决策听证是行政机关在作出影响不确定对象利益的决定时,必须听取利害关系人意见的制度。我国最初的行政决策听证源于1998年施行的《价格法》的规定,随着《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实施,不少地方都作出了行政决策听证制度安排。由于我国《行政程序法》的缺位,行政决策听证存在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完善行政决策听证的路径依赖在于制度创新。     

行政立法公众参与问题研究

行政立法是法定的行政机关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的活动。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存在着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授权过宽,使之行政机关在行政立法过程中享有太多自由裁量权。于是,世界各国普遍采取立法机关授权立法控制、司法违宪审查控制的方法来有效地控制行政机关的行政立法权。随着民主思想的不断高涨,公民主动要求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的愿望也更加强烈,能够充分体现民主精神的公众参与理论也慢慢兴起,行政立法中的公众参与使得人民主权理论能够在行政立法过程中得到延伸,能够让公众参与行政立法全过程,从而有效地防止行政立法过程中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使行政立法权能够良好运行。本文分析了我国行政立法过程中公众参与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我国完善行政立法过程中公众参与制度的建议。     

行政听证中的“霍布森选择”与程序正义

行政听证制度已经发展成为我国当前一种最具代表性的体现民意、实现公众权利的方式。但是,在实践的过程中也显现出了局限性和诸多问题。看似公平合理的行政听证程序,由于不完善的程序而实际上已陷入了"霍布森选择"的怪圈。跳出这种怪圈的几点对策是:听证目标纠偏;保证听证会的公开性、公正性;突出行政听证程序的自治性。     

以商谈求共识:行政决策听证中公共意愿的形成

在当前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矛盾加剧的背景下,推进和完善行政决策听证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在于如何协调差异和矛盾,聚集民意,以便为政府决策提供价值前提。协商共识理论为深化行政决策听证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指向;行政决策听证的功能在于为理性论辩提供建制化空间以集结民意,制约行政决策;在听证议题的形成、听证代表的遴选、话语规范的确立及其制度保障等主要环节中,通过制度程序的建构,排除权力和金钱的侵入,在平等协商对话中整合利益,集结公共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