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利益协调机制探究

当今中国主要的社会冲突是利益冲突,利益冲突是引发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原因。为此,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治本之策就是建立健全科学完善的利益协调机制。即建立健全利益表达机制、利益补偿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利益统筹机制和弱势群体保障机制。     

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群体性事件的应对

我国现阶段的群体性事件带有显著的时代性特征——以利益诉求为基础,通过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方式,联合具有相同或相似利益诉求的弱势群体,形成利益或情感共同体,展开大规模的集群活动,借此表达心中的诉求,希望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以社会心理学为视角,运用国内外的相关理论,以我国具有代表性的群体性事件为例,针对我国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心理动因展开分析,并提出相关的对策与建议,有助于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协商治理探讨

网络群体性事件协商治理是通过对话和协商,调适网络群体性事件相关主体之间利益冲突的一种治理形式,它有助于预防事件的发生、遏制事件的升级甚至是消解事件的负面影响。它奉行民主治理的理念,以公共理性为价值取向,以公共协商为主要途径。网络群体性事件协商治理的运作逻辑应遵循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生成机理与演进规律,具体包括风险消减中的利益表达与协商式吸纳、舆情监测中的网络回应与协商式疏导、危机处置中的应急决策与协商式联动。当前,可通过建立多元化资源分配机制和增强弱势群体的资源利用能力等方式,矫正协商主体的不平等,为网络群体性事件协商治理创造条件。     

利益矛盾视域下群体性事件的生成动因与化解之道

不同类型群体性事件的生成动因千差万别。从利益矛盾视角管窥,多数群体性事件主要是群体利益矛盾、官民利益矛盾激化而引发的一种社会冲突现象。体制内合法性的利益表达机制阻滞、多元化的利益协调机制重构滞后、利益谋取的价值导向机制不够公正成为群体性事件的生成动因。相应地,完善体制内合法性的利益表达机制、增强利益协调机制的整合能力、实现利益谋取的公平最大化是群体性事件的有效化解之道。     

群体事件与社会安全

群体事件是当前社会安全和社会稳定中最突出的问题,处理失当将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现在已经进入了群体性事件的高发期,而且中国社会还可能面临更多的矛盾冲突。群体事件的发生是社会转型时期利益矛盾的表现,其产生和解决最主要的是靠政府制定公平的政策和政府的角色定位,长远来看,增强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建立包括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公平的社会政策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农村群体性事件多发的深层原因与治理路径探析——基于中原地区6县(市)的调查

通过对中原地区6县(市)的调查发现,农村群体性事件多发存在三个深层次原因:一是民众社会心理出现偏差,二是缺乏畅通的诉求表达途径和合理的利益博弈机制,三是群体性事件处置中存在"政府失灵"现象。针对这三个原因,提出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治理路径:塑造公平诚信的社会环境,消解群体性事件多发的社会心理基础;构建合理有效的诉求表达与利益博弈机制,促使群体利益纠纷自我化解;提高基层政府的治理水平,妥善解决各类群体性矛盾冲突。     

基于失地型群体性事件视域的农民利益表达与权益的维护

失地型群体性事件近几年来呈多发的趋势,预防或解决群体性事件的关键在于建立和完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保障农民的利益诉求。因此,有必要加强失地农民的权利保障,限制地方政府权力;完善利益表达和协调机制;建立和完善社会矛盾监测预警和调查处理机制;提升农民法律意识和社会参与水平。     

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及防范机制

当前社会转型期,各种利益结构的分化导致社会矛盾尖锐化,群体性事件逐年上升。降低群体性事件的烈度,维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措施如下:健全利益表达机制;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政府坚持信息公开原则。     

群体性事件的原因与防范:协商民主的分析视角

社会转型时期以利益矛盾为主的群体性事件呈现上升趋势。群体性事件频发暴露出公民利益表达渠道的不畅通和公共政策的局部失衡,也反映出政府在利益协调、协商治理方面能力的不足。产生群体性事件的深层次原因是公民权利保障机制不完善,公共参与缺失造成的制度供给不足、应得权利失衡和权力缺少有效监督。从协商民主的视角看,扩大公共参与和实现协商治理是解决社会冲突的适宜选择。     

关于保障公民权利、遏制行政权力无序扩张的几点思考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既有民众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利益表达渠道不通畅、协商民主发扬不充分的原因,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印行政权力的膨胀、运行失范,侵害了公民权利.所以,解决因公民权利受到侵犯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还应在遏制行政权力膨胀上多下功夫.     

公民维权与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中国正面临着激烈的社会冲突，这是不应回避的问题。如果不能正视社会各群体的利益诉求，特别是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弱势群体的维权活动，压抑、排斥他们的利益诉求，将引发激烈的群体性事件，甚至可能威胁到国家、社会的安全。     

应对群体性事件的策略和化解机制

群体性事件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现象。正确应对群体性事件,要坚持"现场第一原则",坚持信息公开,不断拓展沟通渠道,慎用警力,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从根本上预防和应对群体性事件,应建立健全包括诉求表达、利益协调、矛盾调处机制在内的化解社会矛盾的长效机制。     

群体性事件中的群体行为探析

群体性事件中的群体行为由群际行为决定,有自己的行为特征。从群际行为的角度看,主导群体性事件中群体行为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刻板印象的形成和弱势群体的范畴化;二是群体性事件发生过程中,群体行为一致性,从众现象出现。了解群际行为的特点,从群际行为的角度去理解群体性事件,有助于愈合社会的伤痕,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减轻群体性事件烈度,使社会更好更快地发展。     

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的完善

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之一就是实现社会公正,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当前我国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存在利益表达主体缺乏利益表达意识、利益表达渠道不健全、利益表达方式不合理等诸多缺陷,弱势群体的利益不能得到很好的表达。构建和完善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增强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意识,形成合理化的弱势利益表达渠道和理性化的利益表达方式,有利于实现社会公正、社会稳定,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社会冲突视域下群体性事件成因分析

纵览社会学研究的诸多焦点性议题,群体性事件研究始终受到众多社会学者的青睐和眷顾。随着全球化浪潮的不断冲击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已进入社会结构重组、利益结构分化、社会矛盾迭出的转型期,由于社会阶层结构断裂、利益表达机制缺位、政府调控方式不足、社会群体心态失衡等原因,致使群体性事件接连发生。作为我国当前社会冲突的主要形式,接连不断的群体性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影响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重要症结。本研究以近年来政府、学界和社会所普遍关注的群体性事件为研究对象,力图运用社会学相关理论对群体性事件的特征及成因进行相应的分析和阐释。     

和谐社会条件下我国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研究

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之一就是实现社会公正,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构建完善的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当前,我国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存在利益表达主体缺乏利益表达意识、利益表达渠道不健全、利益表达方式不合理等诸多缺陷.构建和完善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增强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意识,形成合理化的弱势利益表达渠道和理性化的利益表达方式,有利于实现社会公正、社会稳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群体性事件的法治探索

群体性事件是我国社会新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通过法律制度化的建设,完善社会利益诉求表达机制是预防社会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本.从法治视角研究群体性事件,界定群体性事件的概念、分类及特征,分析其成因.在法治的框架内高效及时地处置、防治群体性事件,是现代法治理念对一个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也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社会的健康发展和长治久安,才能探索出一条有效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推进社会健康、和谐发展的道路.     

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群体性事件成因解析——基于利益的视角

马克思主义认为,利益是人们采取行为的根本动因,人与人的关系本质上是利益关系。群体性事件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其本质是利益关系不协调的极端表现。本文从利益视角剖析转型时期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并在此基础之上构建预防和控制群体性事件的对策。     

新生代流动人口群体性事件参与意愿研究

基于"北京市流动人口生存发展状况"的调查数据,本研究从公平感、政府认知和生活满意度三个层面,分析了新生代流动人口在直接利益相关和非直接利益相关的群体性事件中的参与意愿。研究表明,工作不公平感、社会不公平感对参与这两类群体性事件具有促进效应,个体不公平感没有显著影响;对政府缺乏认同感、满意度、信任感会促进参与直接利益相关的群体性事件,但不会影响参与非直接利益相关的群体性事件;生活满意度和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收入水平等个体因素在参与直接利益相关和非直接利益相关的群体性事件中具有完全相反的影响。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具有较为复杂的诱因,政府应依据实际情况进行有区别的预防和处置。     

公民利益表达与地方政府管理创新——基于近三届“地方政府创新奖”相关案例的分析

近年来,我国地方群体性事件呈多发态势,对公民生命财产、干群关系以及社会和谐造成了严重威胁。地方群体性事件爆发的诱因甚多,关键性因素是地方政府现有的公民利益表达机制不够完善。文章以公民利益表达理论为视角,选取近三届“地方政府创新奖”中四个典型案例,从公民利益表达的技术创新、保障机制创新、决策模式创新、组织创新等四个维度,对完善地方政府公民利益表达机制进行了研究与探讨,并从现有改革中的“内输入”问题、社会组织的独立性问题、利益表达客体处理矛盾的公平性问题、公民精神的培育问题这四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