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谦抑性及其边界

刑法谦抑性的本质在于刑法的补充性。学界和实务界对刑法谦抑性的实现途径存在一定认识误区:即刑法的主要任务是实现非犯罪化,刑罚改革的方向应以非刑罚化为主,尽量做出对被告人有利的刑法解释。刑法谦抑性应有其边界,即在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之间,要在"严而不厉"中实现谦抑;在刑罚化与非刑罚化之间,要在适度轻缓中实现谦抑;在特殊案件中,要在具体规定与一般原则之间实现谦抑。     

刑事司法中刑罚轻缓化探讨——以未成年人犯罪为视角

刑罚轻缓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是我国立法和司法都需要遵循的规律。刑罚轻缓化在未成年人犯罪上更应予以凸显。未成年人因心智的特殊性,在法律上对其犯罪应与成年人犯罪区分对待。在刑法修正案(八)颁布施行前,我国刑法已然对未成年人有着特殊的保护,虽然不够完善和全面。在刑法修正案八中,对于对未成年人的刑罚轻缓化有了更多的制度设计。     

非犯罪化刑事政策适用探讨

在倡导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背景下,非犯罪化刑事政策逐渐成为一项指导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的重要刑事政策.非犯罪化刑事政策主要适用于法益不明的犯罪和恶性轻微的犯罪.非犯罪化刑事政策的适用途径包括全部非犯罪化和部分非犯罪化、立法上的非犯罪化和司法上的非犯罪化.非犯罪化刑事政策的适用途径不同,其适用效果也会有所差别.     

论风险社会语境下刑事犯罪圈的扩张与合理限制

我国刑事犯罪圈的划定即刑法的调控范围问题存在着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之争,现行刑法典及八部刑法修正案体现了我国刑事立法以犯罪化作为绝对主导方向。刑法是社会风险调控中的最后手段。刑事犯罪圈的扩大应审慎进行,明确犯罪化的实质基准,充分发挥刑法解释的机能,在适度犯罪化的同时,积极探索非犯罪化。     

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控制

我国的食品安全犯罪正变得日益猖獗，尽管通过《食品安全法》、《刑法修正案（八）》等新法的实施，已经起到了明显的扭转作用，但是由于对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控制体系仍不完善，对于全面遏制食品安全犯罪仍有很大难度。只有重新梳理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控制体系并加以协调、完善，才能更好地实现对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控制。     

论金融犯罪的立法及完善

我国金融犯罪立法采取刑法典、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相结合的立法模式,规制范围较广,涉及罪名较多。《刑法修正案(八)》和《刑法修正案(九)》废除了金融犯罪中的死刑规定,但主刑设置仍较为严厉。完善金融犯罪立法的重点是: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行为规定在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完善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的法定刑设置,增加单位犯罪主体;对逃汇罪增加自然人犯罪主体;对贷款诈骗罪增加单位犯罪主体。     

网络诽谤罪的犯罪门槛变动:趋势与意义

在我国刑法中,立法"定性加定量"的定罪模式决定了罪量要素作为一种"犯罪门槛"普遍存在于刑法分则的条文中,诽谤罪的成立也需要达到特定的犯罪门槛。"两高"关于网络诽谤犯罪的司法解释中对网络诽谤罪"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作出了有针对性的细化,增加的"点击、转载次数"标准和"行政前置模式",促使网络诽谤罪的犯罪门槛下降,并使得网络诽谤罪表现出不同于现实诽谤罪的犯罪门槛。而诽谤罪的"网络门槛"下降,对于法益保护前置化、促进刑法的网络扩张以及指导刑事司法实践具有积极的意义。     

环境犯罪、环境刑法与生态利益

环境犯罪的实质是对生态利益的损害,保护生态利益是环境刑法的根本目的。我国现行环境刑法更多的是关注人身和财产利益,对生态利益有所忽略,在生态系统的保护上存在明显缺陷。要发挥刑法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就应以生态利益为标准来完善现行刑法,将生态利益的损害作为环境犯罪的基本构成要件,在罪状的表述上体现生态利益的要求。     

小议单位犯罪之界定

新刑法确立单位犯罪后,对于正确打击单位实施的犯罪意义重大,特别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司法实践,单位犯罪理论也更加成熟,但是在实务中如何准确界定单位犯罪仍然存在不少问题,结合自身多年从事基层检察院公诉工作的实际,对单位犯罪的界定以及应当注意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粗浅意见.     

网络文化背景下著作权刑法保护的困境与出路——基于近10年著作权犯罪相关案件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

随着网络文化的快速发展,著作权犯罪突破传统载体和原始形态的限制,给刑法治理带来不少困难。整理分析我国近10年247个著作权犯罪案例,发现网络文化发展中著作权犯罪刑法规制存在保护范围局限、规制手段滞后、刑罚适用混乱、"运动式"司法痕迹明显等问题。顺应网络文化发展,我国有必要通过拓宽刑法规制范围、加大治理力度、完善相关刑罚制度、建立刑事司法长效运行机制等措施,不断强化刑法对著作权犯罪的规制,健全著作权刑法保护体系。     

报应优先兼顾功利——刑法上报应和功利的取舍初探

报应和功利是刑法的两大基本范畴 ,理论上对报应和功利在刑法上的意义的认识比较混乱。本文认为报应是刑法根据意义上的范畴 ,功利是刑法目的意义上的范畴 ,纯粹的报应论和功利论都是不可取的。但是由于各自的刑法意义不同 ,相应地在刑法理论和立法中对两者进行取舍、权衡时也不能等量齐观。因此 ,应在整个刑法范围内坚持报应优先、兼顾功利 ,并指出一些和此结论不一致的比较典型的立法规定。     

论期待可能性理论与我匡刑事立法和司法

期待可能性理论对刑事立法的借鉴意义主要体现在刑事立法应当融入伦理价值判断，应当关注弱势群体方面。在具体的立法设置上，不宜在刑法总则中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可以在分则中就一些具体问题作出规定。期待可能性理论在司法实务中的运用主要体现是，要求法官应当具备衡平观念，在案件的具体裁判中倾注道德判断。     

“亲亲相隐”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亲亲相隐"作为以人伦亲情为纽带的传统法律制度,对尊重人性与实现正义,以及保护人权与构建和谐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应当在我国刑事立法中予以体现。本文在介绍"亲亲相隐"制度的历史沿革与国外立法例的基础上,分析了"亲亲相隐"制度在我国现行刑事立法中缺失的成因,论证了如何重新构建亲亲相隐制度,以期裨益于刑事立法与司法。     

《刑法修正案（八）》的批判性审视——基于刑事立法的语言学视角

刑法用语的明确性、严谨性和周延性,是刑事立法在语言上的要求。作为历次刑法修正中变动幅度、力度最大,也是最为全面的一次,《刑法修正案（八）》的颁布和实施必将成为我国刑事法治建设过程中的一件大事,对今后的刑事司法活动产生深远影响。但是也应当看到,《刑法修正案（八）》在刑法语言的规范性方面还存在某些不足。其中,总则部分的管制刑修改、累犯修正和免除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的刑法用语存在一定的问题,分则部分的危险驾驶罪、持有伪造的发票罪、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和盗窃罪之立法语言也存在可商榷之处。基于刑事立法的语言学视角对《刑法修正案（八）》中的具体条文进行批判性分析,有助于我国刑事立法的科学化和刑事立法的进一步完善。     

变造货币罪比较研究

尽管各国刑法大多在妨害货币犯罪中对变造货币行为予以规定 ,但是立法模式却各不相同。对其客观要件 ,中外刑法理论均认为是没有货币发行权的人 ,对于真实的货币进行加工 ,使其价值改变的行为 ,但我国尚有“数额较大”之标准。对其主观要件 ,中外刑法均认为只能由故意构成 ,但对本罪是否为目的犯则有不同的看法。此外 ,中外刑法理论对本罪的既遂与未遂标准等 ,亦有不同的划分。     

刑罚威慑的功利价值分析

刑罚威慑的功利价值,是指刑罚威慑功能的发挥在实现刑罚目的方面所具有的有用性。这一问 题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刑罚威慑的功利价值的指向问题,即刑罚威慑的功利价值是以刑罚目的的实 现为价值内涵的;二是刑罚威慑的功利价值的外在表现问题,即刑罚威慑的功利价值表现在哪些方面。本文 认为,刑罚威慑在实现刑罚预防犯罪的功利价值方面具有廉价性的特点,它理应受到现代刑事立法和刑事司 法的充分重视。     

对我国共同犯罪理论与实践的探讨

世界各国刑法对共同犯罪有着不同的规定，现代刑法理论在此认识上也不尽一致，甚至在基本概念上都难以达成统一的共识，仍然处于见仁见智的状态，共同犯罪问题成为现代刑法理论的世界难题。我国刑法对共同犯罪有着独特的规定，共同犯罪人的种类也有别于其他国家，但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在着力于完成近代化历史重任以及谋求与国际社会接轨的今天，如何在保证理论完备的前提下，进一步完善刑事立法，成为我国刑法面临的重大课题。     

论犯罪嫌疑人的刑事咨询权

刑事咨询权是犯罪嫌疑人的基础性权利 ,是辩护权的基础 ,具有独特的诉讼价值 ,应当引起法学界的关注和立法者的重视。本文从咨询概念着手 ,论述了犯罪嫌疑人的刑事咨询权的概念、特征 ,犯罪嫌疑人的刑事咨询权的价值及其实现时法律应赋予犯罪嫌疑人应有的相应权利。     

反思刑法“严打“方针维护社会长治久安

近20年来,全国范围内统一组织开展了3次"严打"运动,社会上对"严打"方式和效果都有不同看法.文章对此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认为国家根据社会治安情况,在一个时期对犯罪采取严厉的打击方针是有理论和实践根据的.但是,"严打"必须是一贯性的方针,而不能是临时性的措施;应当在法治范围内进行,而不应该冲破法律的限制;同时,对刑罚的功能也应当有个客观正确的评价,国家不能过分依赖刑罚治理社会.     

论纳税人诚实推定权的入法途径

诚实推定权由纳税人财产权与人格尊严权衍生而来,在立法中加以确认有助于落实税收法定、践行量能课税和提高纳税人遵从度。诚实推定权借鉴了刑法上的无罪推定和民法上的善意推定,其基本内涵是税务机关认为纳税人有少缴税款嫌疑时,应由该机关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强度应达到优势证据标准。我国应在修改《税收征收管理法》时,明确表达纳税人享有诚实推定权,同时准确界分纳税人的协力义务和税务机关的举证责任,强调逃税行为必须具备主观故意的要件,合理限定税收检查权。诚实推定权入法将对税收征纳实践产生影响,提高现有“计税依据明显偏低”的认定标准,使纳税人的正当理由诉求更有可能被认可,对逃税行为的界定也将更为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