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对私法的移植简史

艾伦．沃森说：“法律主要通过借鉴而发展，就利用最少的资源获得最好的法律而论，一项制度发展的捷径就是仿效。”②作为法律移植理论的积极倡导者，艾伦·沃森道出了法律演进与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通过“移植”其它法律体系中更为先进的制度，构建、补充或改良原有的法律体系。我国学者也认识到，法律移植既是“法律发展的     

民国时期国际法研究考

民国时期的国际法研究不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诞生了一批国际法学大师,在我国的国际法研究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其注重实际的研究方法,有针对性的研究特点,为中国国际法研究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中国国际法体系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     

新时代中国国际法理论的发展

中国国际法理论的探索与建构已取得长足进展,但与中国的国际地位、国际法治的实践需求仍有较大距离。中国国际法学界有必要密切关注、细致观察中国国际法实践的导向,推进中国国际法理论的发展。从中国国际法理论的结构性定位上看,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坚守主权独立、维护世界安全、实现民生幸福、崇尚法律制度、促进开放协调、应对风险挑战,应塑造由公正、和谐、人本、秩序、发展、创新构成的价值体系。中国对世界秩序的倡导和承诺为未来中国国际法理论的基本范畴确立了指引方向与参照体系。可以期待,中国国际法理论会在人民中心、互利合作、多边主义、创新发展、绿色低碳等维度上展开,体现历史厚度与世界视野,展示中国与世界法治及政治的互动。未来的国际法中国理论是既能有效解读和阐释中国,又能充分评价和指引世界法治秩序发展的概念、论断和逻辑体系。     

“中国学派”与中国国际法理论的整体性创新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立足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方位,创新中国国际法理论,以回应时代变革的要求,可谓正当其时。有学者倡建国际法的“中国学派”,这也提出了中国国际法理论的整体性创新之路该怎么走的问题。国际法学派的确认,学界向来以对“国际法效力根据问题”的有力解答为依据。因此笔者认为,首先须找到解锁的钥匙,解决“国际法效力根据”这一门户问题,方可打开大门,进入国际法的理论城堡。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有整体性的理论创新。习近平外交法治思想,为中国国际法理论创新提供了政治坐标,特别是其中的国际法治概念,可能是解锁“国际法效力根据”这一理论问题的关键,由此有望打开国际法“中国学派”的发展之门,实现理论整体性创新的目标,助力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     

中国特色国际法理论：问题与改进

一、中国特色国际法理论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研讨中国特色国际法理论的必要性,需要树立一种正确的国际法观,也就是认识和分析国际法的妥当方式、看待和审视国际法的正确心态。国际法观有多个维度,从国家立场、国家利益、民族文化的角度看,可以作这样的论断:不唯可以拥有一国特色的国际法理论,而且,国际法源自国家实践,国家的单边、双边、多边等不同层面的实践,还构造了具有一国或     

论21世纪国际法的理论创新

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现实的国际关系已经有了深刻的变化，但现有的国际法的理论仍然发展缓慢，可以说国际法理论已经滞后于国际关系发展的现实，仍未走出奥本海国际法体系。因此，当前国际法理论建设的任务是艰巨的。国际法的理论创新是时代的需要与反映，国际法理论创新的起点在于概念与范畴的建立与创新，国际法理论创新需要运用现有国内法理论，与国内法“接轨”，东方文化包括中国的儒家文化是国际法理论创新的重要思想源泉，国际法理论的核心是建立对主权的制约机制。     

论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法的诠释意义

国际关系理论为国际法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它解决了国际法理论中长期以来存在的困惑,是国际法研究的新范式。     

略论国际法实践中外交关系的方式

<正> 国际法是国家执行外交政策的主要工具,也是各国政府、政府间国际组织和争取独立的民族进行国际活动的重要准则。本文拟立足于我国外交实践,从国际法角度对外交关系的方式进行探讨。通常,国家间的外交关系最普遍的是正式的外交关系。从广义上理解,所谓正式外交关系就是全面的外交关系,除包括建立外交和领事关系外,还有经济、贸易、文化等方面的往     

略论国际法上的战俘待遇

战俘待遇的演变反映人类文明的发展。必须人道地对待战俘,是战俘待遇的一项基本原则。从战争法的首次编纂开始,此项原则便得到明文规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含义及衍生出的各项具体规则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1949年日内瓦公约是现今国际法上战俘待遇规则的体现,它不仅作为条约对缔约国有拘束力,而且已公认为具有普遍拘束力的国际习惯法。战俘是在俘获他们的国家手中,战俘拘留国对战俘的命运负有最后的责任。     

新干涉理论——对国际法的挑战

美、英等西方国家为了实现全球扩张,提出了新干涉理论,其核心是“人权高于主权”。此论调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动摇了国际法的基础,蔑视了联合国的权威,如据此理论,安理会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特殊权力将被剥夺殆尽。该理论是对国际法的否定,绝非国际法的发展。     

从主权平等的发展看我国四十年来国际法的理论与实践

<正> 新中国已经走过四十年的历程。四十年来,它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国际法体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总结这些经验,对于更好地执行对外开放的国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主权平等的角度对新中国国际法的理论和实践作一简要说明。本人认为,主权平等构成新中国国际法的核心。由于国际法是门世界性学问,有必要做一点纵向的回顾和横向的比较。这对认清中国国际法的地位及面临的问题有益。     

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国际法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永恒的主题,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只有在和平的环境下,经济发展才有可能。中国政府坚持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开展全方位的外交。     

试论邓小平对国际法理论的发展与贡献

邓小平理论博大精深，内容极为丰富。它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外交等诸多方面问题。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介绍了邓小平对国际法理论的发展与贡献：一、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发展了国际法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理论；二、邓小平“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理论发展了国际法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理论；三、邓小平“发展才是硬道理”理论发展了国际法的人权国际保护理论。     

略论国际法实施机制与程序法制度的发展

长期以来 ,人们对于国际法批评最多的就是国际法并没有一套像国内法那样完整而权威的实施机制。传统国际法的实施及争端解决方法主要是由争端当事方直接采取措施 ,包括诉诸战争等一些强制性的非和平方法 ,可以说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程序法支持的。自 19世纪末和 2 0世纪初期的两次海牙和会后 ,国际法出现了一种从实体法向程序法发展的趋势 ,各种国际司法、国际仲裁和国际监督制度相继建立起来。这表明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希望利用这些机制和程序来解决国家间的争端和加强国际法的实施 ,也反映出当代国际法已经越来越注意到国际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的平衡。     

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相关理论研究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还是一个实践问题。在今天全球化的背景下,在解决两者之间实践问题的同时,对它们之间的相关理论进行研究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法律移植的理论与实践

近代以来,许多亚洲国家伴随着宗主国或占领国的殖民统治而进行了大量的法律移植;中国从晚清到民国政府,也对西方法律进行了大量的主动移植,使传统法律实现了现代意义的转变。历史表明,规则的稀缺和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对规则的强烈要求,使得中国的法制建设必然首先是改变“无法可依”的状态。在需要通过立法创造某些制度以实现政策目标时,法律移植是最有效的手段,成为创造法律秩序和促进社会进步的方式。然而,移植规则的深层含义在于移植文化,也即规则和制度的移植必须要有文化的支持,否则,法律移植很可能仅仅是立法者的游戏。     

“当代中国的国际法理论与实践”专题导读

<正>2011年5月28日,由北京大学法学院主办的"多极化世界中的国际法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在香山卧佛山庄召开。这是一次盛会,不仅因为它吸引了来自国内不同高校和研究机构的     

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国际法

国际法作为调整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规范,它对于中国的影响也在日益加深。在和平发展的时代,中国的切身利益也与国际法紧密相关。随着中国各个方面的发展,我国必将对推动国际法的完善和发展发挥更加令人瞩目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