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与中共在“整理党务案“上的退让

1926年,中国共产党在蒋介石等新老右派的三次反革命进攻面前实施了三次大退让,特别是在"整理党务案"上向蒋介石的妥协退让,客观上为蒋介石叛变革命、把革命打入血泊中提供了条件。面对这一结果,共产国际及其驻中国的代表应负主要的领导责任。因为,妥协符合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当时的对华政策,"整理党务案"的大多数内容都得到了共产国际和鲍罗廷的认可,甚至是鲍罗廷与蒋介石协商的结果。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主要在于共产国际代表错误地分析了当时的阶级状况,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力量,而对中共和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估计不足。     

中苏两党互动与苏联对华政策的调整(1948-1949)北大核心CSSCI

1945年,斯大林通过雅尔塔会议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协定"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确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对华政策。他选择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结盟,以实现苏联在华的一系列现实利益。1949年初,以米高扬秘密访华为标志,斯大林将对华关系的主要对象由国民政府转向中共,开启了同中共结盟的进程。二战后初期,苏联与中共在中国东北层面的互动以及由此形成的战略性关系,是斯大林1949年初重新思考对华政策的基础与起点,使他更愿将中共视为苏联在华利益的新支点与合作伙伴,迅速完成了对华政策的调整。     

抗战胜利后中共争取东北的外交斗争策略

争取东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是抗战胜利后中共同国民党蒋介石一场严峻的斗争,就其斗争形式来讲,主要表现在军事方面,但外交斗争是一个重要侧面.这主要是由东北的特殊形势决定的.因为抗战结束前夕签订的雅尔塔协定和中苏条约把东北纳人到美苏对抗的战略格局中去,使争夺东北的斗争带有国际性.如同中共中央当时给东北局的指示中所说;“这是一个严重的世界斗争.”这种斗争形势向中共提出了如何运用外交策略的问题.所谓运用外交策略,主要是指如何处理好同苏联和美国的关系.苏联根据中苏条约出兵东北,并将把东北交给蒋介石.因此,中共进军东北首当其冲的障碍就是中苏条约的限制.美国虽然没有直接介入东北,但它是蒋     

战后初期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和立场

战后初期,为了维持与美国在雅尔塔体系内确立的远东合作关系和在远东的既得利益,斯大林对中共和中国革命采取了消极冷漠的态度和立场。这种消极和冷漠表现为：不支持中共军队获得对日本的受降权;限制中共及其军队在东北的活动;削弱中共的政治自主权,要求中共通过与国民党谈判达成政治妥协;回避中共征求意见的要求,与中共保持一定的距离,同时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的努力。但是,另一方面,为了防止美国侵蚀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和阻止国民党向美国的一边倒,斯大林又策略性地向中共提供一些援助。     

共产国际、苏联与陈独秀的右倾错误

陈独秀右倾错误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共产国际、苏联党对中国革命的右倾指导.在革命军队问题上,共产国际与苏联党将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国民革命军看成是革命的军队,并给予人力物力的大力支持.他们拒绝陈独秀提出的武装工农要求,从根本上忽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的创建.在土地革命问题上,共产国际与苏联党虽然强调土地革命与统一战线并重,但当农民运动危及到统一战线内封建地主阶级代表的利益时,他们为了保全统一战线,命令中共中央限制农民运动,要求土地革命向统一战线让步.结果既阻止了农民运动,又毁掉了统一战线.在对待国民党右派问题上,共产国际与苏联党对蒋介石一再姑息迁就.当陈独秀准备与蒋介石决战时,他们却命令共产党对蒋介石妥协退让.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们又对汪精卫抱有幻想,将武汉政府当作工农政府.     

周恩来挫败蒋介石的“溶共”梦想

抗战开始后,蒋介石骨子里最怕的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共产党。自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虽然确定了联共抗日的政策,在以后的国共合作谈判和抗战初期的国共合作抗战中,也作了一些重要让步,在实行开明政治方面作了不少努力,国内“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但历史证明,蒋介石的仇共、惧共心理是根深蒂固的。抗战后,他限制八路军的抗战区域,不许中共在敌后建立政权,要“削弱共产党力量的五分之二”。他害怕共产党借抗战之机发展,这可以说是蒋介石最大的心腹之患。这个心腹之患在抗战开始不久便迅速地发展蔓延起来了。在武汉失守前夕,中共即在敌…     

中东路事件中共产国际的策略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由于共产国际建立的特殊性,联共(布)始终执其牛耳.在初期它还能和各国共产党平等地讨论问题,列宁逝世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面对世界革命利益和苏联国家利益的矛盾,共产国际往往维护苏联国家利益,结果给兄弟党的革命造成负面影响.共产国际在中东路事件中采取的策略就是以苏联国家利益为核心的表征,它一方面加速了中共党内持不同政见者同中共中央的分裂,另一方面导致中共中央第二次"左"倾冒险主义的形成.     

中国与西德建交的一段曲折历程

正二战结束后,在德意志领土上出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简称"东德"和"西德",分属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新中国于1949年10月27日同东德首先建立了外交关系,而西德因受制于美国,不承认新中国。1955年西德同苏联关系正常化之后,中国政府曾发     

国家利益与抗战胜利前后苏联的“扶蒋非共”政策

抗战胜利前后,为了获取战后在远东的国家利益,在和美国的妥协和较量中,苏联对华实行了与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相呼应的"扶蒋非共"自相矛盾的政策.一方面与美国竞相抢夺在华利益;另一方面既承认国民党政府存在和接收东北的合法性,又限制其接收东北,既贬低和限制中共,又暗中支持其接收东北.这种政策明显暴露出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不仅严重破坏了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损害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直接影响了解放战争时期苏联的对华政策,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后胜利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     

危局中的变与不变——蒋介石的苏联认知与对中共问题的因应(1937～1940)

自全面抗战爆发到德意日结盟,蒋介石对苏联的认知影响着他对中共问题的因应。苏德缔约前,基于苏联援华制日及苏日地缘政治博弈,蒋介石逐步淡化对苏联长期持有的疑惧敌视心理,臆断苏联"为己不能不助我",并且视中共为阻碍中苏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苏德缔约后,蒋介石疑惧敌视苏联的心理被苏联反复无常的行为重新激化,逐渐演成"苏联阴谋"的新认知,并形成了将中共问题和"苏联阴谋"挂钩的思维与决策模式。在德意日结盟之前,蒋介石在应对中共问题时深受这一思维与决策模式之影响。无疑,置身危局中的蒋介石在调整对战时苏联因素、苏联与中共关系的具体认知之同时,并未根本改变其对苏联之疑惧敌视心理,与对中共的敌意。     

为什么说国民党也是西安事变的受益者

正西安事变推动了近代中国历史前进,功在国家,利在民族,但有人不能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不去考察国民党蒋介石失败的教训,错误地把国民党、蒋介石在大陆的溃败转嫁到西安事变上,说是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使当时处于绝境的中共及红军"起死回生",最终夺取了大陆,迫使蒋介石败退台湾。     

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时代性

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后,受苏俄革命成功实践的时代感应,中国共产党开始追求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中共领导人决定,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先实现国家工业化再向社会主义过渡;新中国成立初期,根据冷战背景下国际国内出现的新形势新情况,中共领导人又决定国家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进行;1956年苏共二十大暴露出苏联模式的弊端,中共领导人以苏为鉴,开始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几经曲折,中苏交恶后引发警觉,中共领导人对国内主要矛盾判断失误,促使这个探索开始滑轨,最后出现“文化大革命”.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近30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共领导人毅然选择改革开放新路,由此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崭新事业.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每一次抉择、转折,都受时代条件的深刻影响,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可贵的探索

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始终是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如果说新中国建立后,由于缺乏经验,曾经参照苏联模式的话,那么,1956年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泽东便察觉到了苏联经验不能照搬到中国来。毛泽东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     

中共第二、三代领导集体与上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

邓小平作为中共第二代的领导核心 ,既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他最早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 ,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以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新道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 ,则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关键阶段担起重任 ,分析新情况 ,总结新经验 ,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并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新世纪的发展目标。中共第二、三代领导集体创立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工业化思想的理论与现实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工业化的理论主要分析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业化产生的原因,促进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变革,导致社会制度的更替以及东方社会如何实现工业化。列宁和斯大林把马克思的工业化理论运用到苏联进行积极的探索,尤其是以优先发展重工业、建立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等为特征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不仅对苏联,也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先河,但仍没有从根本上突破苏联模式。以邓小平和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三代领导集体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进行全新的探索和实践,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工业化进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工业化理论。     

苏共二十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苏共二十大揭露了苏联斯大林时代各个方面的错误,对内政外交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很大影响。中国领导人也反思苏联的问题,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一系列调整。但是,由于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在建设中也犯了一些错误,如盲目赶超、阶级斗争扩大化等,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也论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结束及其原因

按照中共领导人原来的设想,中国需要经过一二十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后,才能采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步骤.1952年秋,党内领导层开始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并于1953年秋正式提出,中国开始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苏联模式的影响,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的急切向往,对农村可能出现的两极分化的过度担心,对私人资本主义负面作用的过度害怕,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被提前结束的重要原因.     

伟大的贡献和有待填补的空白——毛泽东政体思想的思考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为核心的国家政体理论,对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限于历史条件,毛泽东的政体思想难免有一些缺陷,留下了一些有待后人填补的空白,特别是他晚年所提出的一些错误理论,被运用到我国政体建设的实践中,曾起过不少消极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苏联与东北革命根据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将东北视做其战略安全区,中共借机率先进入东北发展自己的力量:首先取得苏联和朝鲜的支援,建立了六条水陆交通线,将东北各解放区联系到一起;又与苏联发展贸易,打破了蒋介石的军事一经济封锁,将解放区连成一片。苏联派专家帮助修复东北铁路和桥梁,保证了辽沈战役的胜利,东北遂成为全国最大最巩固的根据地。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东北与苏联的关系发展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的同盟关系。     

潘汉年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周恩来、张学良等人做出了巨大贡献,世人皆知;但潘汉年作为中共方面的重要谈判代表,他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做出的重大贡献,则鲜为人知.实际上,是他第一个受命同国民党代表谈判合作;他的陕北之行直接推动了中共对蒋介石方针的转变,为两党合作创造了条件;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又代表中共同南京国民党上层直接交涉,有力地配合了周恩来在西安的和平斡旋;他还受中共中央委派,在上海等地广泛联络各界知名人士,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