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在国际法院的诉权研究

2001年,国际法委员会(Internantional Law Commission ILC)制定的《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Draft Articles on Responsibility of States for Internationally Wrongly Acts)由国际法委员会第53次会议正式采纳通过。至此,国家在国际法院的诉权问题得到较明确的界定,同时使享有诉权的主体范围也得到了较大扩张。本文主要根据国家责任条文草案的规定以及国际法院的案例来分析国家在国际法院的诉权问题。     

股东国籍国对公司的外交保护的资格探析

1970年国际法院判决的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是国家对公司行使外交保护资格的标志性案件。在国际法院随后判决的艾尔西公司案、迪亚洛案中，均涉及对股东国籍国保护公司的资格的讨论。国际法委员会在起草的《外交保护条款草案》对资格问题做了发展性的规定。另外，基于特殊条约的仲裁案件在一定程度上也认同了股东对公司的保护资格。笔者认为，根据国际法院的判例和国家实践，股东国籍国保护公司的资格，作为公司外交保护规则的例外，还没形成国际习惯法。     

劳特派特国际法思想述评

(一)生平与著述 1897年8月16日,劳特派特出生于奥匈帝国加里西亚省的左基夫.1927年,劳特派特任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国际法讲师,1938年任剑桥大学国际法讲座主任教授,1951年任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1955年,他离开剑桥大学就任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1960年患病,同年5月8日逝世.劳特派特一生的著述甚丰.他出版的专著有:《国际法的私法渊源和类比》,《法律在国际社会中的职能》,《常设国际法院对国际法的发展》,《国际人权法案》,《国际法上的承认》,《与国际法委员会编纂工作有关的国际法概论》,《国际法与人权》,《国际法院对国际法的发展》;编辑的文献资料有:《国际公法案例年度摘要和报告》,《国际法报告》,《英国国际法年刊》等.他还修订了《奥本海国际法》(第5-8版).另外,他还撰写了近70篇论文和随笔,并就国际法院的一些案件,发表了自己的个别意见和反对意见.[1]     

联合国国际法院管辖权初探

1984年11月7日,我国著名国际法学家、外交部法律顾问、国际法委员会委员倪征(日奥)在联合国当选为国际法院法官。这是我国第一次参加国际法院法官竞选,也是首次当选并参加法院工作,无疑是值得庆贺的。同时,这对我们深入研究国际法院的地位和作用也提出了更为现实和紧迫的要求,本文拟就国际法院管辖权制度及其所涉及的有关问题进行初步的分析     

国际组织责任的若干问题评析

国际组织作为国际法的重要主体,应当对其国际不法行为承担国际责任。这也是维护稳定和平的国际秩序的内在要求。继二读通过《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草案)》后,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已经开始研究起草了《国际组织的责任(草案)》。鉴于国家和国际组织作为国际法主体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相应地,两套草案有相似部分,也有不同的地方。中国加入了许多国际组织,为了处理将来可能发生的涉及中国的国际组织责任纠纷,我们应当重视对国际组织的责任规则加以研究。     

论股东国籍国对公司的外交保护资格

传统观点认为,对公司实施外交保护的国家应当是公司的国籍国,而不是股东国籍国,这在国际法院所审理的巴塞罗那公司案中得到了确立,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股东国籍国的外交保护资格开始越来越多地得到支持。在各种方案中,比较可行的是将股东国籍国保护作为公司国籍国保护的例外情况。在国际法院和国际法委员会的努力下,这种例外情况的轮廓开始逐渐清晰,但是在细节问题上仍然存在值得推敲的地方。     

浅谈灭绝种族罪中的国家责任

国际法院于2007年2月26日对波黑诉南联盟案作出了终局判决,判决塞尔维亚无罪并无需承担赔偿责任,这是国际法院第一次就国家种族灭绝罪问题作出判决,由此也引发一系列国际法问题。灭绝种族行为是一种严重侵犯和威胁人权的国际犯罪行为。国家应成为灭绝种族罪的适格主体,并为其灭种行为承担国家刑事责任。对国家灭种行为应实行双重责任制,即同时追究国家和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国际法院在解决领土争端中的作用及困境评析

当今世界领土争端问题广泛存在,尤其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等居多.国际法作为调整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法律,在解决领土争端领域正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国际法的主要司法机构--国际法院逐步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以国际法院懈决的领土争端案为依据,比较国际法院与其他政治谈判手段在解决领土争端问题上的不同之处;总结国际法院在审案过程中运用的基本法律原则,受理领土争端案的主要特征;分析在现实世界中国际法院解决领土争端所遭遇的困境以及对我国的启示.     

试析《国家责任条款》的"国际不法行为"

国家对其国际不法行为应负的责任是当代国际法的主要问题之一.半个多世纪以来,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持之以恒地编纂<国家责任条款>,2001年联合国大会已通过<国家责任条款>草案,并建议就此缔结有关国际公约,2004年联合国大会要求各会员国政府提出有关意见.我国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国际法学界以此为前沿研究课题.本文尝试从中西文词义辨析、"初级规则"与"次级规则"的划分评析、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解析三方面,对<国家责任条款>中"国际不法行为"的含义、条件与归责问题,做初步的分析研究.     

对《危险活动所致跨界损害的预防》(草案条款)的解读

《危险活动所致跨界损害的预防》(草案条款)于2001年由国际法委员会在其第五十三届会议上通过。本文主要采纳了国际法委员会对该草案所作的评注,并结合了委员会自其第三十届会议以来关于此题目的有关文件,对该草案作出了比较全面、中立、审慎的解读,旨在对该题目有关资料的梳理有所助益。     

拉格朗案的国际法解读

从1998年至2003年,国际法院陆续审理了三个与违反《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有关的案件,其中以1999年的拉格朗案最为典型。拉格朗案牵涉到若干重大国际法问题,国际法院对这些问题的判决从国际法的角度看是前所未有的,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国际法院在该案中的判决不仅对国际法,而且对国际实践和国际关系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跨界损害责任制度的新发展

跨界损害责任是国际责任制度的一个重要问题。2001年《关于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的条款草案》和2006年《关于危险活动造成的跨界损害案件中损失分担的原则草案》两个文件标志着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的这一编纂工作告一段落。该种责任与传统国家责任之间的关系、两个草案的性质、主要内容及存在的问题,以及其对国际法中责任制度的影响值得探讨和分析。     

国际法院判决在当事国国内法院的效力研究——由麦德林诉德克萨斯州案引发的思考

本文通过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008年3月25号对麦德林诉德克萨斯州案(Jose Ernesto MEDELL N v TEXAS)的裁决的分析,围绕国际法院判决在当事国国内法院产生法律效力的国际法依据探究了国际法院判决对当事国国内法院产生直接法律效力所面临的理论和现实上的困境以及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寻求使国际法院判决在当事国法院的效力得到切实有效保障的途径。     

我国与国际法院关系之探讨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是现代国际法的一项重要原则.《联合国宪章》(以下简称《宪章》)将这一原则作为联合国组织的首要宗旨,并规定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各种方法,其中包括极其重要的司法解决方法.联合国国际法院是现今国际上适用司法方法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主要机构。国际法院四十多年来,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确认与发展国际法等方面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国际法视野下国家刑事责任的可能与局限——对国家刑事责任赞成论之否定

关于国家刑事责任的争论和国际法院最新判例的司法实践,全面展现了国家刑事责任可能存在的表象与局限的种种本质。这不仅推动了有关国家责任理论与实践的深入发展,而且表明国家责任与国家刑事责任的概念不可混淆。国家刑事责任赞成论有悖于国际法原则,故主张否定该赞成论。这有助于走出国家刑事责任赞成论的误区、统一关于国家责任的正确认识以及有力打击各种形式的国际犯罪活动。     

一般法律原则的困境与出路——从《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的悖论谈起

《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的定位存在悖论。一般法律原则被《国际法院规约》规定为正式的判案依据(国际法渊源),但在实践中却仅被国际法院作为辅助渊源使用。一般法律原则面临困境的原因在于,它本属于自然法,却被《国际法院规约》实在主义化后纳入一个被构想为实在的法律适用法的体系中,使得它既发挥不了本身具有的自然法的作用,又不可能脱胎换骨变成《国际法院规约》起草者所期望的实在法,从而成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一般法律原则是自然国际法第二层级的渊源,它不属于实在国际法的渊源体系。《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必须不再拘泥于实在法体系且不再被视为国际法渊源的权威表述,才能解决其内部结构混乱、一般法律原则成为鸡肋等问题。     

国际法院适用的法律之研究

国际法院自一九四六年成立以来,到目前为止一共审理了50多种诉讼案,涉及领土主权、海洋法、条约的解释及效力等范围十分广泛的问题.国际法院的审判实践对国际争端的解决、国际法的发展以及国际和国内司法实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国际法院在审理案件时是适用哪些法律来进行裁判的呢?根据现行《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的规定,法院对于陈诉各项争端,应依国际法裁判之,裁判时应适用:①不论普通或特别国际协约,确立诉讼当事     

试析受害国以外国家援引责任及合法措施

本文以国际法委员会于2001年二读通过的《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Draft articles on Responsibility of States for 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ts,以下简称"二读条款")及评注为理论基础,结合国际法案例实践、国际法委员会历年的工作报告及其他学者论述为理论参考,试对受害国以外国家援引责任及合法措施现状进行恰当分析,并对其未来发展趋势做适当展望。     

史久镛:第一位中国籍国际法院院长

史久镛,1926年10月9日生于浙江宁波。1948年毕业于上海圣大学,1951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法硕士学位。曾担任联合际法委员会主席、委员。系中国国际法学会理事、美国国际法学会,并曾担任第八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1994年2月6首次获选担任国际法院大法官;2000年2月被选为国际法院副院2003年2月6日获选连任,并出任国际法院院长;2006年2月卸际法院院长,继续担任国际法院法官。     

国家管辖豁免与强行法的关系初探——从德国诉意大利案分析

2012年2月3日,国际法院作出了德国诉意大利关于国家司法管辖豁免的判决,判决中对国家管辖豁免与强行法的关系的问题进行了论述,国际法院认为违反强行法不影响国家享有的管辖豁免权。国际法院的这一论断主要基于两者属于不同的规则体系,即国家管辖豁免属于程序规则,而强行法为实体规则。然而本文认为强行法本身处于国际法渊源中的最高位阶,应当优先于国家管辖豁免原则进行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