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传资源新型战略高地争夺中的“生物剽窃”及其法律规制

伴随着遗传资源成为后TRIPs时代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新制高点,生物剽窃正成为遗传资源新制高点争夺中凸现的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我们必须针对生物剽窃的特点与性质强化国家环境管制,推进来源披露与事先知情同意制度,借助共同商定条件等路径,加强生物剽窃的法律规制,进而推进遗传资源的可持续保护与知识产权惠益的公平分享。     

TRIPS协议下发展中国家获得专利药品的政策选择

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以下简称TRIPS或TRIPS协定)将专利保护扩大到医药产品，它要求WTO所有成员承认并加强对包括医药专利在内的知识产权的保护。这给发展中国家防治传染病计划带来许多困难。然而TRIPS协定同时也考虑到了发展中国家公共健康保护的需求，和其他知识产权一样，对专利保护规定了许多例外或限制。这些知识产权的例外和限制就可以作为发展中国家获得专利药品的选择途径，包括强制许可、平行进口和第TRIPS第30条规定的专利权“有限例外”。本文意图通过对这些选择途径进行分析，对相关条款进行解释，并找出这些条款中需要进一步澄清的内容。     

从社会价值角度看药品专利保护与公共健康利益的冲突

TRIPS协议将医药产品纳入专利保护范围以后，引发了国际社会对药品专利和公共健康二者利益如何平衡的争执。本文在浅述药品专利保护与公共健康双方争端由来的基础上，浅谈了争执双方的利益所在，然后从社会价值、知识产权制度的利益衡平目标等方面分析后，笔者认为，在当前公共健康不断受到AIDS、SARS、禽流感等高发传染性疾病的挑战的情况下，应在保护药品知识产权的同时，不断加强对公共健康的保护。     

公共健康和强制许可制度

TRIPS协定将传统的专利保护客体扩大到所有技术领域的任何发明,将医药产品及方法纳入了专利保护的范围,以致受专利保护的药品价格大幅上扬,在一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产生健康危机。本文试图在分析《多哈宣言》及其《执行决议》中关于强制许可制度规定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可将其作为解决公共健康危机的基本途径。     

公共健康危机的知识产权法应对

知识产权与公共健康在制度层面可以概括为促进与阻碍双重关系,在权利层面可以类型化为承认、冲突与合作三种形态。传统观点或者认为知识产权与公共健康权是承认关系,主张不得以公共健康权为由限制知识产权;或者认为二者是冲突关系,继而提出反药品专利模式、强制许可模式、知识产权豁免模式三种应对公共健康危机的方案。但这些方案均只能治标。中国应辩证看待知识产权与公共健康的关系,采用标本兼治型方案,构建体系化的药品专利链接制度与科学化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依此,既可回应知识产权正当性危机,也可应对公共健康危机。中国方案以分配正义为基本底色,以治标为先、治本为要为基本思路;对之可从理论基础、制度根基、实践路径三个维度进一步予以完善。     

CAFTA框架下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法律保护的对策建议

保护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对构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国际自由贸易中的公平秩序,保护各方利益,具有重要意义。可对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保护,却是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忽略的方面,没有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在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各成员国的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相当丰富,因此自由贸易区应加强在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领域方面的法律保护与合作。     

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与我国应对公共健康危机的政策导向

近年来,面对频频爆发的公共卫生、公共健康危机,如何在使患者获得有效的廉价的治疗药品的同时,又充分保护药品专利权人、制造商的利益,并发挥知识产权的激励创新机制？这个问题是摆在世界卫生组织、各国卫生部门和专利权管理部门面前亟待有效解决的急迫问题。上述问题可以归结为如何平衡专利权人和公众健康之间的利益关系。本文从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人手,指出该制度作为一项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救济途径,在TRIPS及相关国际公约已经明文确定了实施药品强制许可的大背景下,一些发展中国家是如何通过采取药品专利强制许可降低药价、解决突发公共健康危机的,以及我国政府在采取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措施时所应当注意的问题。     

中印传统医药的知识产权保护比较研究

中国和印度都是传统医药大国，在现行的知识产权体系下对传统医药的保护存在一定困难。印度通过传统医药公开化和非专利防御性数据库对传统医药进行知识产权保护，中国则通过构建基本法、知识产权特别法、行政法规多层次法律和中医药专利数据库对传统医药进行特别保护。通过对两国相关制度的比较，对中国传统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一些建议。     

版权技术措施保护中合理使用制度的完善

技术的变化和发展对作品的传播和利用有很大冲击,这要求法律对著作权人与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加以调整以便在新的情况下达到利益平衡。技术保护措施虽然适应了网络时代保护版权的需要,但涉及知识产权法体系中的利益平衡,技术措施的法律保护也必须保留合理使用的空间。对于中国现行的技术措施保护立法中对合理使用制度立法的缺漏,应予以相应完善：只禁止商业性的规避“使用控制”类技术措施的行为;增加直接规避行为的例外条款;为辅助规避行为的禁止设定合理使用的例外;建立例外的逐步审查机制。     

中药知识产权国际化保护问题的实效方法论应用——以中美对中药保护最佳路径选择为视角

解决中药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离不开国际化因素的考量,但是国际化并不能等同于西方化,尤其是美国化的西药审批及保护标准,这是中医入欧盟零注册危机给国人的最新启示。从专利特别保护、传统知识特别保护及公用知识无保护三种主要路径对中美中药市场竞争的影响出发,应用实效方法论的重要工具博弈均衡理论,对中美中药及植物药保护的不同选择路径不同利益效果作了对比性的数据及逻辑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对中药知识产权国际化保护的最佳选择应是理清中药作为传统知识的知识产权地位,而促进美国对植物药的专利化具备利益的可行性。建议在构建国内中药传统知识保护的专门法律制度的同时,创建性地促进中药的科技创新、国际合作以及相关国际公约的修改。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定位——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实践中的新生事物。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应当对人民监督员制度做出如下定位:一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外部监督;二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一种权力监督;三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人民监督员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事后监督。     

论环境犯罪严格责任原则之有限适用

环境犯罪是否适用严格责任是刑法理论界长期存在较大争议的一个理论难题。严格责任引入环境犯罪固然有助于严厉打击环境犯罪、减轻检控机关证明责任、提高诉讼效率等司法效益,但同时也必然带来扩大对环境犯罪的打击面、突破传统刑法罪过理论以及随意出入罪等司法弊端。而现代刑事法治的一个基本要求是要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保持平衡,以牺牲人权保障来换取惩罚犯罪的司法成效是得不偿失的。环境犯罪中引入严格责任同样必须合理平衡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大诉讼目的,应当严格控制环境犯罪适用严格责任,即只能为了有效保护被害人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在有限的范围内使用,必须受到法定条件的严格规范,且必须重视推定等证明方法的贯彻和运用。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     

从善治的视角强化政府回应

在日趋信息化、透明化的时代,政府的回应行为对于树立政府形象显得越来越重要。政府不积极回应势必会给社会、公民带来不理解甚至激烈对抗,使得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也难以发挥主导作用。本文从善治理论入手,采用实证的方法,探讨树立一种新型政府形象的行为之一就是强化政府回应。     

《海域使用管理法》的修订与海域使用权制度的完善

我国《海域法》实施九年多来成绩斐然,但该法与其他法律之间仍然存在冲突,尤其是《物权法》颁布实施之后,《海域法》与现代物权法理论的矛盾更加突显,因此,有必要在《物权法》的架构下,全面梳理与完善《海域法》中对海域使用权制度的规定,修订内容主要涉及海域使用权的取得方式、登记制度、流转制度、海域使用权的终止与收回,以及与海域使用有关的其他权利类型等。     

渎职犯罪主体的界定

渎职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种特殊性,使人们在适用法律时,往往碰到诸多的困惑与尴尬。渎职犯罪主体可分为纯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非纯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二类,非纯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须作更进一步的界定。     

司法公信力的意义阐释

司法公信力源于司法的自治力、司法的说服力和司法的确定力。司法公信力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理性沟通的产物,是一种归属于社会资本的制度性资源,是司法在发挥纠纷解决功能、权利救济功能和法律发展功能过程中建构起来的任用和信用关系,是司法权威历史演化的产物。     

论成立国际刑事法庭的合法性问题

刑法上的“合法性原则”要求一个法庭必须“依法成立”。法庭只有“依法成立”,才有资格进行审理、并在确定被告有罪时对其进行定罪。刑法上这个原则,当然也适用于国际刑事法庭。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社会为了惩治严重的国际犯罪行为,已成立了不少国际刑事法庭。尽管这些国际刑事法庭的宗旨和目的相同,但它们的成立方式却各不相同: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是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成立;塞拉利昂特别法庭是塞拉利昂政府与联合国通过签订协议而成立。虽然,成立方式可以不一样,但都必须符合“合法性”原则。本文将通过案例分析,来探讨这些国际刑事法庭在实践中是如何论证和裁决关于成立国际刑事法庭的“合法性”原则的法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