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东亚合作战略评析——区域性公共产品的视角

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和消费是分析东亚区域合作的一个新的理论视角。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在不同阶段提供了各种形态的区域性公共产品,这成为日本促进东亚经济一体化和实现自身大国外交战略的核心途径之一。为了实现最优供给模式,日本经历了从单向供给到机制建设的转变。在此过程中,日本分别遵循"开放的地区主义"和"竞争性合作"等原则,处理和协调与域外大国和域内大国的关系,并力图通过"加权总和"和"最优环节"等供给方式缓解战略意图与供给能力之间的矛盾。     

US–European Intelligence Co-operation on Counter-Terrorism: Low Politics and Compulsion

Since 9/11, intelligence has been viewed as an integral part of a controversial 'war on terror'. The acrimonious public arguments over subjects such as Iraqi WMD assessments, secret prisons and the interrogation of detainees suggest intense transatlantic discord. Yet improbably, some of those countries that have expressed strident disagreement in public are privately the closest intelligence partners. It is argued here that we can explain this seeming paradox by viewing intelligence co-operation as a rather specialist kind of 'low politics' that is focused on practical arrangements. Intelligence is also a fissiparous activity, allowing countries to work together in one area even while they disagree about something else. Meanwhile, the pressing need to deal with a range of increasingly elusive transnational opponents—including organised crime—compels intelligence agencies to work more closely together, despite their instinctive dislike of multilateral sharing. Therefore, transatlantic intelligence co-operation will continue to deepen, despite the complex problems that it entails.     

危机幕后的东亚地区秩序分析

本文认为,东亚当前出现"大战不犯,小乱不断"状况的根源在于新旧嬗变中的地区秩序远未就域内各国的政治安排形成制度化设计,在于东亚地区秩序的"有气无力"。历史上,东亚地区秩序曾经历了天朝礼治秩序、条约秩序和冷战下"自主"秩序三种形态。依据历史脉络的梳理,本文认为有美国、中国、日本等七个要素影响着东亚地区秩序。为明确这些要素的特征及相互作用,本文提出了反映国家和国家关系总体形态的"锥体"模型。美国是影响东亚地区秩序的决定性变量,利用"锥体"模型,本文认为,美国现实主义的热情与贪婪,地缘战略的坚持与冷静,相互依赖的推动与困惑等特征共同勾画着东亚战略。中国的复兴是影响东亚地区秩序的突出变量,其显著特征在于整体性的成长。日本"正常化"是影响东亚地区秩序的另一主要变量,其特征在于日本自身的"二重性"。朝鲜半岛、台湾、东南亚由于其关键性和不稳定性而成为东亚地区秩序的缝合口。此外,俄罗斯要素也不可或缺。在美国要素与中国、日本等要素的复杂互动中,中美关系是东亚地区秩序的主轴,作为其中一方的中国,如何把握自身不断增长的力量至关重要。     

论伊斯兰祈祷团的结构及其应对措施

从2005年至今,东南亚恐怖组织伊斯兰祈祷团策划并实施了一系列恐怖活动,对东南亚各国的安全形势造成了巨大的威胁.作为一个重要首领被捕、遭受严重打击的恐怖主义组织,伊斯兰祈祷团之所以能在短期内死灰复燃,根本原因在于其严密的组织结构.伊斯兰祈祷团的人员与资金来源结构是确保其强大凝聚力的重要基础,而严密的分工结构亏灵活的网络结构则为其运行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地区主义与地区秩序构建:一种分析框架

作为地区研究层次的两个变量,地区主义与地区秩序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地区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很大程度上源于国家的自愿选择与共识,这种运行方式维护了地区所有成员的利益,从本质上保证了地区秩序的有效性、合法性和持久性。从地区发展的实践来看,构建地区秩序的模式主要有外源强制型、内源强制型、外源合作型和内源合作型四种。地区主义的发展改变了地区各政治实体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价值观念与地区认同、地区制度以及地区主义的政治经济影响等因素促使地区秩序逐步从外源强制型向内源合作型演进。     

"9·11"事件后东盟反恐合作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

"9·11"事件后,为了配合美国在全球反恐的战略需要,以及出于东盟自身反恐和寻求安全的需要出发,东盟成员国之间,东盟与美、中、澳等大国之间,开始进行各种形式的反恐合作.但由于受到宗教、经济和政治等方面因素的制约,东盟联合反恐成效不明显.本文主要分析"9·11"事件后美国与东盟反恐合作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结构与单元--美国对华决策的系统分析

本文以系统分析的方法考察了美国对华决策系统的结构和单元,文章指出美国对华决策系统是一种T字形结构,其单元包括总统、国会、思想库和利益集团,结构决定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走向,而单元之间的互动使美国对华政策出现了起伏.     

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投资效应研究

在2002年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之际,学术界用各种指标深入分析了其贸易效应。但东盟发展的目标却是要成为一个具有竞争力的投资区。因而要更好地理解和评价东盟区域经济合作,必须对其直接投资效果也进行分析。本文通过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盟吸收FDI的变化,考察了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直接投资效应,并重点分析了其投资效应不显著的原因在于其对东盟综合区位优势的改善不明显,并没有有效地提高东盟区域整体竞争力。     

建构非对称竞争优势的尝试:俄罗斯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结构与逻辑解析

俄罗斯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外在形态是“一体两翼”式的政策网络,以《2030年前俄罗斯联邦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战略》作为基本战略构想,以数字经济框架内的人工智能“路线图”和人工智能联邦项目建构发展议程,以《2024年前俄罗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领域监管发展构想》为核心确立监管议程。而俄罗斯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实体结构则表现为在联邦政府统一领导下的二元平行系统运作模式,由国防部担任操盘手的军事人工智能板块已经建立了完整的闭环系统,而以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为主要操盘手的民用人工智能板块的运行机制仍有待进一步完善。特殊的治理体系源于俄罗斯人工智能战略的底层逻辑,是俄罗斯政府面对战略目标与现实困境巨大鸿沟所做出的现实抉择,这种剑走偏锋的设计虽然取得了部分短期成果,但并未实际解决制约俄罗斯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问题,能否走出一条人工智能发展的“俄罗斯道路”仍有待观察。     

印度对华政策辨析

印度对华政策的起点是对西藏问题的认识 ,其根源是对中国的地位和作用所产生的困惑。 50余年来中印关系的实践表明印度对华政策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上都有着如何看待中国的问题 ,而如何认识共同利益和分歧的问题也尚未解决 ,因此将中国视为威胁仍然是印度对华政策的一个重大制约因素。争取和平共处的伙伴关系将是一个需要两国共同努力的目标。     

中韩金融改革的比较制度分析

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系统地比较了中韩两国的金融改革。在初始条件上,中韩都曾经历金融压抑政策阶段,但在金融自由化、国际化和私有化方面有所差异;在改革模式上,中韩分别采取了渐进式和激进式改革,导致在不良贷款和重组方面的不同做法和效果;在改革动力上,中韩在法律和规则方面的差异对强化改革力量和固化改革成果也产生了不同影响。     

东盟区域合作的动力(1967～1992)——基于利益交换的分析

本文结合东盟前期(1967~1992)的冷战背景以及东盟在经济上对美、日等西方国家的依赖,从利益交换的角度对东盟的区域合作进行了分析,认为东盟的经济合作和政治合作并不是孤立进行的,而都是对外部影响的妥协,是可以从东盟寻求自身利益的角度给以解释的,即这些合作是为了与外部进行利益交换。     

印度尼西亚新防务战略解析——兼谈与中国在地区安全方面的合作

编者按 应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的邀请,2007年8月9日,印度尼西亚国防部国防战略司总司长丹迪·苏森托(MG.Dadi Susanto)上将对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进行了访问,并做了题为"区域安全观与中国-印尼国防合作"的学术报告,对印尼在21世纪的国防战略做了系统阐释,并对中国与印尼之间的防务合作现状和前景进行了剖析.     

东亚地区一体化中的中-日-东盟三角关系之互动

东亚地区一体化,特别是东亚自由贸易的目标之所以迟迟未能实现,其原因在于该地区现存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区外大国势力的牵制、国家利益和地区利益的处理失当以及不能正确对待和处理历史问题与现实威胁而导致的民族隔阂和互不信任.而作为核心大国的中、日两国之间互不谅解和不合作是东亚一体化主要的障碍.在东亚一体化的缓慢进程中,东盟发挥了倡导和牵头人的作用.中国采取了迂回战术,以东盟促日本,带动了日本的积极参与和合作.中-日-东盟三角互动关系成为东亚一体化过程的一大特色.     

美国对华决策政治系统及要求

自 2 0世纪 70年代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 ,美国外交决策系统由原来的相对集中和由总统占垄断地位向一个开放和多元的系统转变。本文使用政治的分析方法考察了美国对华决策系统的结构以及各个要求的作用和影响 ,并提出通过影响国会、利益集团和媒体的要求进而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观点。     

中印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现状分析与比较

中国和印度同为亚洲发展中大国,20世纪末以来,两国都在加强各自的区域经济合作.本文分析了中国和印度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现状,并对中印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特点进行了比较,探讨了二者的共性与不同.     

Sino-Japanese Energy Security and Regional Stability: The Case of the East China Sea Gas Exploration

The Sino-Japanese dispute over the East China Sea maritime resources was triggered by the unsettled maritime boundary and the territorial dispute over the Diaoyu/Senkaku Islands. The dispute has been ascribed by many to intensified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over energy supply. However this article attributes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the conflict to power politics and political distrust, which are deemed to have the key role in preventing the two governments from finding a solution. The article analyses the origin and the causes responsible for the Sino-Japanese dispute over the East China Sea gas exploration, and then proceeds to investigate the diplomatic dialogues to reveal the key obstacles in the process.

东北亚环境治理:区域间比较与机制分析

1992年至今,东北亚环境治理已经发展了20多年,并且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然而,通过区域间环境治理的对比,发现超国家行为体并非治理的根本要素。以国际关系的合作理论分析东北亚环境机制,也可以发现一些目前仍无法避免的阻碍因素:第一,东北亚地区高级政治的不稳定、安全形势间歇冲击诸多低级政治领域合作。因此,环境合作也受到一定影响。第二,东北亚各国间发展水平不均衡,因此,宏观的环境合作战略无法有效实施。第三,合作机制不具自治能力,资金、目标与利益的问题,导致协调上的困难。第四,政府间主义盛行,国家行为体主导合作,跨国行为体无法在决策中施加重大影响。第五,成员国的环境价值观差异与污染的科学结论也存在一定分歧。     

中韩"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新阶段辨析

本文回顾了中国不断调整对韩政策的背景、过程及内容,指出“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是目前中国对韩关系的基本定位。同时,对中国对韩政策的前景及面临的挑战作了分析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