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和平、呼吁民主——《大公报》与1946年政协会议

抗日战争结束到国共内战全面爆发这段历史,以往学界往往关注国共政争,而忽视像<大公报>这样的民间报纸的呼声.抗战胜利后,<大公报>为实现国家的和平、安定而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呼吁.对于1946年1月召开的政协会议,更是寄予了极大的希望,积极地参与了政协各项议题的讨论,把政协决议更是当作了实现和平、民主的保证.然而实际上,此次会议的所有决议都没能实现,会议的唯一成果是对国民党的彻底批判.     

论患者死亡但不构成医疗事故案件中的精神损害抚慰金适用问题

实务中对于患者死亡但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精神损害抚慰金部分是否支持，存在很大的分歧。其不仅存在于医患双方争执的焦点中，不同法官对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最终判决也存在显著的差异。是否应当判决精神损害抚慰金，按照何种标准进行裁判等分歧，很大程度上源于法律法规自身的缺陷和问题。如何解决分歧，是解决医患纠纷的当务之急。     

论患者死亡但不构成医疗事故案件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从实务案例分歧入手

实务中对于患者死亡但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精神损害抚慰金部分存在很大的分歧,其不仅存在于医患双方争执的焦点中,不同法官对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最终判决也存在显著的差异,是否应当判决精神损害抚慰金,按照何种标准进行裁判等分歧很大程度上源于法律法规自身的缺陷,如何解决分歧,是解决医患纠纷的当务之急。     

中国共产党人宪政之路刍议

中国人民的宪政之路已有百年历史,鸦片战争后,在振兴中华的时代强音激励下,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开始上下求索,各种宪政思想都曾在我国尝试过,但都已失败告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深刻总结清末.民国宪政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宪政发展之路,推进了我国宪政文明的发展.     

联省自治运动及其启示

上世纪20年代,国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联省自治运动。联省自治运动是当时国人追求民主宪政的一次伟大尝试,对中国宪政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其失败亦发人深思。本文通过研究联治运动的发起,失败及其失败原因,引发更深层次关于联邦制,宪政制度移植和宪法文化培育的思考。文章简要探讨了联邦制和单一制,并提出了培育宪法文化的问题。中国要落实宪政制度,制度方面的移植必不可少,但也不能忽视宪法文化的培育,尤其要注意外来宪法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差异和冲突。通过对宪法文化的融合,培育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文化,从而进一步推进宪政的实施。     

当代中国宪政建设中的“主义”与“问题”

当代中国的宪政建设面临不同层面的理论分歧,其中分权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理论冲突,集中反映了中国宪政建设中不同制度发展方向的理论选择。然而,宪政建设中的实践问题既不可能等待理论上的冲突尘埃落定,也无法完全涵盖于上述理论冲突中。当代中国宪政建设中面临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框架下的控权机制问题、宪法基本权利的法律化问题、新媒体时代的"权利-权力"关系问题、国家基本政策的制度化问题以及宽容的宪政文化的养成问题,都在不同程度上超出了纯粹的理论选择问题。不应以理论上的所谓"冲突"取代对宪政制度具体问题的关注,应以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为指导,走中国特色的宪政发展道路。     

抽逃出资股东的表决权应受限制

公司法对抽逃出资的股东是否仍具有股东资格、股东权利应否受限制未作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此也未作出相关的司法解释,由此造成在实务中,对于抽逃出资股东以表决权受到限制或者剥夺为由而对股东会决议效力进行争执案件处理的困难。笔者认为,股东抽逃出资后仍具有股东资格,但应当限制其部分股东权利的行使。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实践探索与制度构建——基于广东检察办案实践的实证分析

实践证明,民事执行的检察监督对于实现生效裁判所确定的内容、救济当事人权利、维护司法公正与执行公正意义重大。然而,由于立法缺陷、理论分歧、实务冲突等因素的制约,民事执行的检察监督仍然面临极大的困境。在中国,民事执行的检察监督,具有宪政依据、政策依据、法律依据及现实依据。在民事诉讼法再次修订时,应当明确规定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内容及相关程序。     

论可撤销的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法上决议的撤销是以股东大会的程序(会议召集和决议方法)以及决议内容存在瑕疵为前提的。多数国家的公司法确立了瑕疵股东大会决议的可撤销制度,我国新《公司法》第22条也引入了该制度。但在决议撤销的原因、撤销权人资格的认定、撤销权的行使、撤销判决的法律效果,以及撤销之诉滥用的防止等问题上尚有深入研究的必要。对于有利害关系的股东行使表决权所形成的不当决议应可成为可撤销决议;赋予决议时的股东、缺席股东、无表决权股东享有撤销权;并可以通过裁量驳回、诉讼担保、股东异议诸制度的设计来防止撤销之诉的滥用。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决议与决定的应然界分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议、决定,在使用中较为混乱。凡对重大问题存在分歧,由会议讨论形成多数共识的,或者政治性较强的,以及号召性、政策性的事项,宜称决议。凡宪法法律规定由两机关行使决定权的,或者法律性较强的、改革探索性的事项,宜称决定。区分重大问题的决定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意义不大。决议、决定的效力与法律、法律解释等是否有区别,宪法法律对此缺乏规范,需分类明确。两机关不宜以决议、决定形式频繁地、大规模调整国务院机构的组织职权。     

论“红岩精神”的丰富内涵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及其领导下的广大党员、干部战斗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脏,抗住国民党当局的拉拢和利诱,顶住国民党当局的压制和迫害,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南方局领导下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在伟大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崇高共产主义思想境界和无私奉献的爱国主义情怀,从一个侧面展现出红岩精神的丰富内涵,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应当永远珍视和发扬的宝贵精神财富。     

Thoughts on the theories and practice of chinese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The parties can only choose facultative legal norms,” “the parties of all foreign-related civil and commercial cases may agree to choose Chinese law as the applicable law governing their legal relationship,” and “the applicable law to the contract chosen by the parties shall not avoid the mandatory provisions of Chinese law” —such viewpoints that have substantial influence among the theorists and in the judicial practices of Chinese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are actually based on misunderstandings of Chinese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It is a task of the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community of China to eliminate such misunderstandings, hence facilitat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哈尔滨解放区对外侨案件的审理

哈尔滨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稳定政权的第一个国际化大城市,外侨人口众多,犯罪率高,法律纠纷量大。从1946年—1949年,哈尔滨解放区法院受理外侨刑民事案件分别为447件和813件,占其所受理的刑民事案件总数的8.3%和14.7%。法院在涉侨审判中以民国法律、解放区的革命政策法令、苏联法以及外侨的善良风俗作为审判依据,有效地解决了纠纷,维护了社会秩序。     

解决无单放货问题的现实之需和立法建议

中国现有立法中缺乏无单放货的制度,大量无单放货的案例亟需立法进行规范.在司法实践中,无单放货案件在所有海事案件中的问题较为突出.面对现实之需,中国解决无单放货问题的立法应当主要平衡海上运输法律关系的各方权益,而不应将所有相关主体的利益放在同等地位;同时,立法目标应兼顾效率和安全.建议主要基于中国现有立法和最新司法实践成果,并参考《鹿特丹规则》,利用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之契机,完善海商法中有关货物交付的制度.     

设立我国分居制度的社会基础及其制度构想（上）

根据我国《婚姻法》＂保障离婚自由,防止轻率离婚＂的立法指导思想,设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分居制度,可以为婚姻当事人提供一个离婚的缓冲期间,为双方提供一个冷静思考的机会,使其慎重地处理面临的婚姻家庭纠纷,从而理性地决定是否离婚。这既有利于保护婚姻当事人及其子女的利益,也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设立我国分居制度的社会基础及其制度构想（下）

根据我国《婚姻法》＂保障离婚自由,防止轻率离婚＂的立法指导思想,设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分居制度,可以为婚姻当事人提供一个离婚的缓冲期间,为双方提供一个冷静思考的机会,使其慎重地处理面临的婚姻家庭纠纷,从而理性地决定是否离婚。这既有利于保护婚姻当事人及其子女的利益,也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诉讼标的之本土路径

美、德、日等国已在诉讼标的问题上作出了明确选择，而我国实务仍呈纷乱状态，至少有三条路径并存。既往的标的论低估了新、旧说之差异，高估了新说一次性解决纠纷之功效，诉讼标的相对论对新、旧说之折中并不合理。事件说在纠纷的一次性解决上最为彻底，而其缺陷其他诸说也有。国内法院普遍排斥竞合合并、预备合并，现行法苛待诉的变更，多数当事人系本人诉讼，故本土目前不具备采新说、事件说和相对论的条件，最高人民法院的新路径也不可采，只能采旧说。但应通过释明等措施尽力减少其负面效果，并朝新说乃至事件说努力。     

民事诉讼收费制度改革的理念及路径

民事诉讼收费的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一个国家的人民享受法律保障的程度。但我国自开始实行诉讼收费制度以来,所有有关诉讼收费的规范均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在我国目前各级财政尚不能全额支付法院全部所需费用的情况下,法院本身与诉讼收费有着直接的利益关系,诉讼收费成为支撑审判成本的主要来源。这种制度安排不但使当事人承担了高额的诉讼成本,而且可能直接阻却当事人行使诉权。因此,诉讼收费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我国应当理性地确定国家和当事人各自应承担的审判成本,并应将诉讼收费制度纳入民事诉讼法的调整范畴。     

百年法治进程的基本逻辑与执政党角色——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依法治国”方略提出24周年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法治工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最本质特征。中国法治进程近代发端的特殊性在于其被动性和外在强制性,中国法治现代化面对的基本难题是其所遭遇的"矛盾的现代性":一方面必须彻底反帝反封建以实现民族独立,另一方面必须学习并移植西方先进的法律制度和生产方式以实现现代化,这就决定了中国走向现代法治之路的曲折性。新中国建政之初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不仅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还是当代中国法治体系的"基础规范",它内在蕴含着"法治国家"的必然性。新中国法治建设在经历一定时期的挫折之后,得益于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和正确领导,终于走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正途,开创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全新局面,形成了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习近平法治思想",向着"法治中国"战略目标不断胜利推进。所有这些伟大成就的取得,归功于执政党之于中国法治建设所承担的领导者、设计者和推动者的伟大角色,亦归因于法治建设进程中执政党对建构理性和经验理性方法论的兼重与融合。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之宪政经验述略

清帝逊位之初十几年的中国近代史，就是围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斗争史。国民党试图凭借《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实现责任内阁和政党政治；袁世凯或明或暗地破坏该法，欲使中国社会回归传统，让自己君临天下。然而，最终双方都以失败而告终。何也？在袁世凯，大概因为封建传统思想严重，过于迷信武装的力量和政治手腕，以至于公然逆民意和历史潮流而动，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国民党，大概因为没有真正接受宪政文化的洗礼，没有彻底摆脱传统文化的影响，对时局的把握也不够准确，以至于不知不觉地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