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是这样吵架的

“文革”时有一段时间，人们出门，无论说什么话，只要一开口，就必须说一句毛主席语录，然后再说要办的事。     

“文革”中是谁向毛泽东推荐了王洪文？

对于于洪义来说,1972年9月7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王洪文坐飞机离开上海,前往北京。随行的只有他的秘书廖祖康。     

父母的“辞职信”

为避免重名,李作家在“文革”前生了三个小孩,分别取了他人难于雷同的名字。     

康生为何临终前揭发了江青的叛党行为

康生重病在身,躺在家中,已自知不久于人世。此人与江青、张春桥,有着颇深的渊源。在“文革”中,康生出任“中央文革”顾问,一直是江青、张春桥的亲密伙伴。     

什么样的不公平是不能容忍的

“公平”是一个很含混的词。各人有各人的理解。最直观的公平就是大家都差不多，特别是大家的消费差不多，没有太大的贫富差距。当我们看到当今的社会贫富不均，穷的穷，富的富，消费水平相差十倍百倍，不平之心油然而起，就想到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时候才发现解决公平的问题远不止那么简单。     

语丝

在网上看到一个典故：马寅初有两位老婆,为示博爱平等,他上半夜睡正房,下半夜睡偏房,胡适曾调笑曰马教授的身体是北大最好的,“文革”时红卫兵逼其退掉一太太,周恩来出面调解：马老婚姻乃历史遗留问题,不必施行革命。马寅初高寿,活了101岁,两个老婆亦过百岁。     

诸葛亮“六出祁山”不实

许多描写“文革”的书里都写道：1966年8月5日,毛泽东以奄咆打司令部》为题写了一张大字报。然而,据当年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证实,1966年8月上旬,在中南海院内的确贴出了毛泽东的大字报《咆打司令音酚。对此。《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一书在“目录”的提示中写道：     

慈悲的手段

上海男人很难，难就难在了“男”字上。从中国古人造字的角度分析。“男”由责权利的角色定义，那就是“田”和“力”的组合。在田地里出力气劳作的人就是男人。我没有考证过英语，男人的man，似乎没有什么对男人责权利规定；在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之中，对男人的考核标准是田地里的苦力活。这就委屈了上海男人。从有上海那一天起，上海男人就输了。虽然上海也有人种地，但是上海的主流人群是市民而不是农民。     

世间有不少大事是偶然组合

如果不是魏肇权先生的介绍．我还不知道“文革”中发生过氢弹部件失窃案。这个案件的侦破过程与上一篇文章所说的苏联专家笔记失窃案非常相像，这种相像发人深思。     

我生下来就是乡下人

我生来就是一个乡下人,从小在金山长大,一直到初中还是农村户口。父亲在“文革”后考取华东师范大学,一开学就被检查出患有肝炎,退学了。他通过自学,还是拿到了大学文凭。父亲后来在农村的文化站工作。写作和摄影,我受了他很大影响。父亲开车不行,还好,这点没有受他影响。     

我的文革婚礼

1968年1月6日晚间,我和祖莹侠在黑龙江日报社编辑部会议室里举办了一场“文革”婚礼,并留下一组打着特殊时代印记的婚礼照片。     

江青如何对待哥哥姐姐

江青的姐姐李云露江青有一个同父异母的亲姐姐居住在北京,“文革”期间经济收入很少,生活相当困难,江青对她在生活上没有任何帮助和照顾,就像没有这么个姐姐一样。     

怀念我心中的工人师傅

我通过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走进了向往已久的医学院大门。毕业后被分配到一个工厂的医院。虽然后来离开了那里,但还是常常想起一个叫牛旺的工人师傅。他因为在粉尘环境中工作,患上了严重的哮喘病,总是坐在改装过的那种儿童竹车上,被人推来就诊。当时的大夫护士都不     

“读”饱了撑的

上海女性的硬,不是在攻,而是在守。男女交手的情景是有些惨烈,还有些伤心……上海的女性心里都是有股子硬劲的,否则你就对付不了这城市的人和事。不知道的人都说上海话柔软可人,其实那指的是吴语,上海话几乎专挑吴语中硬的来的。用上海话来说爱几乎不可能,“喜欢”比“爱”这个字还温存些,可见上海的“爱”是实在的“爱”。上海话用来说侠义倒是很好,都是斩钉截铁,一锤子定音的,有着一股江湖气。     

我们该如何相互对待

<正>中国在发展中,要解决太多遗留下来的社会问题。但有一个问题日益严峻:一些人,一些利益群体、心理群体在公共领域中扩张自己的权利和私欲,不断侵入其他公民的权利边界,社会冲突不断。广场舞大妈(大爷)噪音扰民事件就是如此。广场舞在中国,从一线城市到县城,甚至乡镇,都有极为庞大的拥趸。而因为干扰别人休息的权利,一些受不了     

男人就该以貌娶妻

一个年财政收入只有3000多万元的贫困县,却计划斥资60多亿元,在现在县城26公里以外的地方建造新城。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造城运动拉开序幕。令所有决策者都没有想到的是,历经10年,花费了上亿元人民币之后,这里竟成为一座半拉子“空城”。几栋已经建好和正建的办公楼,孤零零地矗立在荒地上,任凭风吹雨淋,猪拱鸟栖。这一闹剧,就发生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     

追忆“硬骨头”廖平

为了追求真理,“文革”中,他站出来大胆地为刘少奇、彭真辩护上书,终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先后被关押过六点。他的女朋友、一位当时著名的歌手整整等了他十年,顶着各种社会压力等待他归来的时刻花好月圆,一时被传为佳话。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中国本土化思考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是西方刑事司法制度中维护犯罪嫌疑人（主要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有精神障碍犯罪嫌疑人）权益的一项重要制度。我国在借鉴英国司法实践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形成了中国本土化的“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初步建立了昆明“盘龙模式”和上海“长宁模式”。尽管该制度在中国的建立有必要性和可能性，但在合适成年人来源、警察机关的相关配置和资金方面仍面临严重的问题，任重道远。     

毛岸英之死的真实事件——彭德怀文革为什么被污有意害死毛岸英

“文化大革命”中,在彭德怀被专案组审查时,专案组提出了一个令彭德怀大吃一惊的问题。他们说：1950年11月在朝鲜前线牺牲的毛岸英不是美国飞机炸死的,而是彭德怀有意害死的。这个诬陷给彭德怀精神造成了很大的刺激,使他又气愤又伤心,连续失眠,甚至发生了幻觉。1972年11月的一天,专案组又为毛岸英的问题提审彭德怀。     

瞎说

代瞎子解放前就是算命的,与众多的同行一样,一根竹杆点点地,一块铜片叮当响,满街遍巷地窜,因为名气不大,一直难以维持生计,老了还是个穷算命的。不知怎么整的,“文革”后期,几乎所有的同行都已经消声匿迹了,已经改邪归正的代瞎子,竟然在我们老城区里成了名人。成了“活神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