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资诈骗罪司法认定中的疑难问题研究

集资诈骗罪属于诈骗罪的一种,与普通诈骗罪之间是种属关系,但该罪之所以独立于普通诈骗罪而被单独评价,在于该罪在犯罪客观方面、主观目的要素的司法认定上具有特殊性。文章分析研究了集资诈骗罪在司法认定中的疑难问题和该罪在犯罪客观方面、主观目的要素认定方面的一些做法,科学界分了该罪与相近犯罪即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异同,以利于在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中进一步探讨。     

集资诈骗罪认定的难点及对策

集资诈骗犯罪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与发展之间矛盾的产物,作为头号的金融犯罪形式,在金融诈骗罪的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近年来,我国各地集资诈骗案件频繁发生,手段翻新,严重破坏了社会和金融秩序。为此,我们结合吴英集资诈骗案等实践和体会,对该罪司法实践中的罪与非罪、非法占有目的、社会公众、诈骗数额、职业介绍人的处理等方面的难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意见。     

贷款诈骗罪司法认定问题研究

贷款诈骗罪中的行为方式、主观方面、主体和其他司法认定中有一些疑难问题需要解决。现行刑法第193条对贷款诈骗罪的规定存在不足,应通过对司法认定实践的总结和国外有关法律规定的借鉴,予以完善。     

贷款诈骗罪司法认定若干问题探析

贷款诈骗犯罪是司法实践中多发性犯罪之一。目前司法实践中对某些问题尚存争议,本文认为首先应当在立法上完善贷款诈骗罪的犯罪主体;其次,＂非法占有目的＂应当是本罪必要的构成要件。再次,对＂其他方法＂的理解应当贯穿于贷款合同的签订和履行的全过程。     

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认定

非法占有目的作为诈骗罪的主观超过要素,是认定诈骗成立必不可少的主观要素。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产生时间问题,在准确认定诈骗罪成立中特别重要,认定时应坚持目的与行为同时存在原则、目的与责任同时存在原则准确认定。非法占有目的作为主观超过要素,实务认定方法主要是刑事推定。     

论集资诈骗罪的认定与司法适用

集资诈骗罪认定的关键要素在于: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和客观上的非法集资行为。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判断不能从主观到主观,要有客观事实予以支撑。客观上非法集资行为的评价,监管部门的许可并非必要的因素,关键在于这种集资行为是否会对集资对象的财产以及财产利益带来具体的危害。     

涉众型非法集资犯罪的司法认定

采用实证分析方法,以2013年1月至2015年6月北京市检察机关办理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与集资诈骗案为样本,发现当前涉众型非法集资犯罪形势严峻,作案手段不断翻新,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与金融安全。因此,基于贯彻罪刑法定原则与激发市场活力的出发点,必须对合规民间融资与非法集资的界限加以准确厘定。在司法实务中,对于重复投资情形下的犯罪数额应当累计计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的投资人不宜认定为刑事被害人,涉案财物的认定和处理应该兼顾投资人与被告人合法权益,最大限度降低犯罪造成的损失。     

刑事和解中的风险控制与司法保障

在公诉案件中,刑事和解的合法化体现了刑事诉讼的发展规律和刑事司法的实践需求。许多诉讼内外的因素可能影响刑事和解的法律功能及其实现。在刑事和解中,预防和解决以钱赎刑、漫天要价、权力滥用等风险,不是“一蹴而就”或者“轻而易举”的。办案机关应强化刑事和解的司法保障,依据实体公正、程序公正目标,严格审查和解的自愿性和合法性。     

试论集资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以“吴英案”为视角

吴英集资诈骗案中,控辩双方争论的焦点为吴英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也是该案定罪量刑的关键。根据《刑法》第192条和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有关非法占有目的认定的三份司法解释,以及2014年公检法三机关联合颁布的《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可以看出,现有立法中存在以下问题:非法占有目的内涵不断扩大、认定非法占有目的时,对推定规则的不当使用,非法占有目的形成时间的向后延伸,以及对责任主义原则的违反。对于上述问题,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回归路径,一是排除事后故意,遵循责任主义原则;二是依据N点一线法,确定基础事实,严格遵守推定规则。     

非法占有目的司法推定的混乱与匡正——以集资诈骗罪为例

非法占有目的作为主观要素,在认定的时候通常采用司法推定的方式进行,我国将推定的事实基础在司法解释中予以明确规定。但是从宏观角度看,这些规定违反了主、客观关系,违反了责任原则,有客观归罪之嫌;从微观角度看,这些规定出现了很多的不合理结论,给司法实践带来了极大的混乱。在司法推定中应当注重行为作为推定基础事实的作用,在规定上应当采用肯定要素和否定要素相结合的推定模式。     

企业并购中的银行借款融资风险及其应对

企业并购一直是个长盛不衰的话题,随着金融危机的发展,中国的企业也加快了并购的步伐,但是从总体来看,中国企业并购的成功率并不高,就企业并购当中的银行借款融资风险进行分析,可以为参与并购的企业控制银行借款融资风险提供借鉴。     

浅析集资诈骗罪的死刑设置——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金融诈骗犯罪领域内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的死刑,却唯独保留了集资诈骗罪的死刑,对此学界观点各异。在现阶段我国经济建设处于转型期的基本国情下,保留集资诈骗罪的死刑具有现实的必要性。然而面对当今社会去死刑化的浪潮,我们也应当正视死刑的废除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取消包括集资诈骗在内的经济犯罪领域的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将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论刑事判例在我国司法体系中的定位

在概念定位上 ,刑事判例是一种刑事判决范例 ;在性质定位上 ,刑事判例是一种刑事司法解释 ;在创制定位上 ,必须经由特定主体和程序来完成 ;在效力定位上 ,应具有普遍约束力 ;在监督定位上 ,必须确立制约制衡机制。     

远离民愤抑或迁就民愤——论民愤在刑事司法中的角色定位

民愤影响定罪量刑是中国刑事司法的现实图景。民愤作为外在的监督力量能够促进司法的良性运作,我们应该正视民愤,杜绝打击、压制民愤,让民愤得到充分表达;但是,司法有其独有的运作规律,民愤与司法在案件的具体裁量上存在着种种冲突与矛盾,民愤不应干涉到个案的具体裁量。     

检察机关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思考

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检察机关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和手段,检察机关在贯彻落实这一政策的过程中必须树立全面的职能观,在具体的执法办案活动中正确把握运用检察机关的审查逮捕权、起诉权,积极探索和完善刑事和解制度,建立健全与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相适应的繁简分流工作机制．     

非法占有目的司法推定的现实困境及路径探析——以“集资诈骗罪”为例

非法占有目的作为一种主观的超过要素,认定时通常采用司法推定的方式,但是由于规范本身的混乱、矛盾,我国现有司法推定模式在实践中面临诸多困境。要完善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推定模式,就应当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合理择取,保证基础事实的客观性、确定性与可靠性;第二,改变以结果型为主的推定模式,采用以行为型为主的推定模式,注重主客观相统一;第三,加强、完善司法推定程序方面的制度设计,保障司法推定的规范化开展。     

论融资犯罪金融风险的刑事控制

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行为的刑事违法性应建筑于融资者不披露或者违规披露与融资相关信息的事实基础之上,通过对融资欺诈犯罪的打击,控制融资市场中信息披露严重违法行为所创制的金融风险,通过对融资诈骗犯罪的打击,控制投资者基于重大诈骗行为而可能遭受的个体金融风险。刑事立法应以融资市场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控制为视角,重构融资犯罪刑事控制原则与具体法律规范;刑事司法应以避免融资市场的类型化风险为核心、从实质解释的视角对融资犯罪定罪量刑标准进行阐释。     

加入WTO对我国刑事司法的影响及思考

我国加入WTO之后,作为世界大家庭的一员,我国刑事司法体制面临着和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相接轨的要求。面对信息化、高效率的市场经济,改革低效的司法制度,平衡诉讼效率与司法公正,充分保障人权,是适应市场开放要求、深化刑事司法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     

从刑事立法框架辨析金融诈骗罪的去与留——以比较法研究为视角

脱胎于诈骗罪立法技术的金融诈骗罪,并不符合刑事立法的规范意义和当前司法实践打击金融欺诈类犯罪的需要。本文结合相关的国外立法实际,拟提出破坏金融交易秩序罪和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的新型立法框架,并在对传统立法模式的反思和新型立法框架的价值分析基础上,对于金融诈骗罪的立法予以剖析、解读,提出见解,以期使这一立法模式更加符合打击金融犯罪的需求,并启发理论争鸣,裨益司法实践。     

社区调解、刑事司法与恢复性司法——法律制度的重构

作者通过对社区调解以及其他恢复性司法程序与刑事司法制度的比较,认为应将恢复性司法从刑事司法制度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制度,并最大限度地用恢复性司法解决冲突;恢复性司法应使用当事双方地位平等的民事诉讼程序模式;当恢复性司法未能解决冲突时,应使用民事诉讼而不是刑事诉讼作为后盾进而解决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