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近代政治哲学中政治与道德分离的内在理路

西方近代政治哲学中的政治与道德分离包含丰富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政治不再建立在道德之上，而是另有根基；政府不承担道德职能，政治不得干涉道德等。人们通常主张的政治与道德分离关注的是，政治与道德分属外在事务与内在事务的不同领域，应该互不干涉。这个主张的存在是由于西方长期以来形成的政教分离的传统，发达的公共领域和隐而不宣的道德文化土壤为其提供了保障因素，在规范政府行为、保护个人权利方面具有现实意义，值得肯定。但它既忽视了对政治的道德基础问题的讨论，也忽视了自身得以产生并赖以运行的社会文化土壤，有以偏概全之嫌，存在一定的理论局限。     

道德与法律关系的现代争论

道德和法律是两个最重要的社会规范体系 ,但两者的关系却是哲学界和法律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有关这一问题的著名理论———托马休斯 -康德模式并未解决这一问题。现代新自然法学派与实证法学派之争又将这一问题再次突显。现实和理论的双重需要都要求我们一方面为道德与法律划定基本界限 ,另一方面对道德与法律关系的有关难题作出细致的分析 ,对有关行为方案作出谨慎的选择。     

论法治社会中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在法理学中是一个永恒的问题,不同学者可以站在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从对中西方关于法律与道德关系的论述可以得出法律与道德关系发展的一般规律,对于研究现代法治社会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法治社会中法与道德的关系

法治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普遍要求。但法律也存在肓区,也还存在其不能调整和管辖的范围和事件,此时,人们往往借助于道德的调控。法与道德的关系,我国历史上和西方学界均作过多种阐述。我们认为法与道德的关系十分复杂,法与道德之间存在着多元联系。     

道德回报与道德回报机制的构建

由于道德义务感的存在,人们自觉地从事道德善行,摒弃道德恶行,这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进步。虽然履行道德义务并不是以获得权利为前提的,但是道德义务并不能否认道德权利即道德回报的存在。尤其是,在社会关系纷繁复杂的今天,不和谐、令人担忧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广泛的存在,道德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善恶因果得不到有效循环的现象也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建立完善的道德回报机制并以此来激励人们行善的积极性、提高人们的道德觉悟势在必行。本文从道德行为与道德义务的关系,道德回报的含义、意义以及如何实现道德回报等方面论述了道德回报与道德回报机制建设之间的关系,旨在促进道德回报机制的完善,进而促进社会和谐。     

Sars危机与公民道德权利

在Sars危机中发生的道德侵权现象 ,说明当前强化公民道德权利意识的重要性。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虽有差异 ,但是却有很大共性 ,在调整社会关系方面发挥着互补作用。应该利用法律、政策等措施强化道德权利的要求权、受回报权和自由权 ,建立公民维权意识和尊重他人、尊重社会公众权利的理念 ,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公民道德教育     

近年来执政党道德研究综述

目前国内学界对执政党道德的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是执政党建设领域的一个薄弱环节。但是,对执政党道德的研究有助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有助于保持党的先进性,有助于党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前做出正确的选择,同时有助于推进党建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此,现将学界近年来对该问题的研究综述如下,以期对该问题的深入研究有所裨益。一、执政党道德建设的研究路向、视角、框架与方法有学者指出,中国共产党执政道德建设的研究路向是以“中国共产党执政道德”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为逻辑起点,以推进中国共产…     

现代西方政治哲学视野中的“和谐社会”

和谐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追求。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在这方面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丰富的内涵设计:社会契约理论奠定了社会和谐的道德基础;分权学说设计了使国家权力和谐运行的政府机制;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理论追求的是经济的和谐发展;对个人权利与社会权利划界,追求的是公权与私权以及不同思想观念之间的和谐;“积极自由”关注的是实现社会和谐所需的物质条件;责任型政府则为实现社会和谐提供了物质、制度和法律方面的保障。在对以上诸领域和谐的一步步探索中,西方国家建立起了他们的“和谐社会”。     

法律目的下的法律与道德——庞德的阐释及启示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历来是法理学所关注的重要而复杂的问题,庞德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从法律目的这一特定视角出发,通过划分法律发展的五个阶段来具体解析相应的法律与道德关系的五种不同模式并旨在指导法律实践活动。这种理论智识和分析方法对我们今天的法学研究和法律实践活动都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公民救助受益人不当侵权的德法思辨与矫正

公民人身安全在遭遇突发性伤害或面临紧急伤害危险之时有权获得有能力公民的及时、必要救助,受益人在接受公民救助时也不应当损害救助人的合法权益。当前公民救助过程中经常出现三类易于打击救助人积极性、损害救助人权益的情形。探寻受益人损害救助人权益的生存需求动因,检讨公民救助相关立法道德化以及公民救助在社会救助体系中的不当定位,用道德法律化应对公民救助纠纷,构建公民救助立法,明确国家、救助人、受益人三方法律权利与义务关系,遏制受益人不当侵权。     

法律价值再思考

法学界对法律价值理解出现偏差 ,造成这种偏差的原因是 :法律价值概念本身的复杂性和各种错误观念的影响以及所属术语上的约定俗成等因素导致的 ,其表现在于法学界把法律价值与法律具体价值 (如法律价值标准、法律价值目标 )混为一谈 ;将经济学中价值理论照搬到法律价值理论上来 ;法学理论界对西方法哲学著作翻译时用词混乱。法律价值再思考 ,是通过语义上来重新界定法律价值 ,即法律价值是主体通过认识、评价和法律实践促使法律适应和服从主体的内在尺度而形成的法律对主体的从属关系。在内容上是通过对法律价值的属性 ,即法律价值主体性、客观社会性、伦理性、以及法律价值与法律主观的同一性来进一步阐释法律价值的内涵     

文化权利:公民权利的社会基础

西方国家政治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取得稳定发展的同时,国内少数民族文化权利问题开始成为主要矛盾。西方主要的三派政治理论分别从不同的立场提出解决少数群体文化权利问题,其中自由主义的多元文化政治理论提出少数民族自治来实现公民权利平等的社会正义理论。但是这些主张与国家普遍公民权发生冲突,进而影响到自由民主价值和政治制度稳定。因此,自由主义的民族政治理论只有进一步地探讨如何有效地处理民族国家的一元文化要求与多元文化的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保障少数民族公民权利和公民文化权利和睦相处才能真正解决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     

法权理论下环境权内涵的重构

法权关系理论的发展向我们揭示了现代法律体系在权力与权利这两个基本范畴矛盾发展下的衍生变化,、法权是权利与权力的统一体,是人民权利的法律表现。而一直占据人们思维中心的义务概念,从本质上说只是权利（权力）的表现形式,从社会内容上看则是权利（权力）的利益反射。厘清权利与权力,权力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关系不仅有助于理解和分析现实的法律关系,而且对于正在建构中的环境权理论也多有启发。环境权利从“应然”向“实然”的转化过程中,我们不仅要着力于公民环境权的创设,同时还要关注国家环境管理权的完善,二者的平衡发展才是环境权走出困境的现实选择。     

浅议富勒的法律与道德理论

朗·L·富勒是新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其关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的论述是对实证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批判,也是对传统自然法理论的突破。虽然富勒的法律与道德关系理论并未达到逻辑上的自洽,但其关于法律的内在道德与外在道德动态关系的论述切中了法律发展的轨迹与脉络,对于当前的立法与司法活动仍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公务员对上级违法决定和命令不服从的行为特征浅析

公务员法确立了公务员对上级违法的决定和命令的不服从,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现代法治国家公务员与国家是一种职务上的委托关系,上下级之间是法律意义上的领导与服从关系,而不是人身依附关系。在国家政治和公共管理中,公务员服从上级的决定和命令是基本要求,不服从是例外,只有对上级违法的决定和命令才可以不服从。公务员不服从是一种责任,是一种义务,在行使不服从的权利时,应当有一个科学合理的程序。     

追问道德的法律承担——以“虐猫事件”为例

“虐猫事件”显示了网络强大的道德强制功能,更引发了法律人对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的深度思考,特别是对道德的法律强制实施的关注．法律对道德的承担不仅可能而且必要,但必须注意合理性限度。法律对道德的过多承担会造成法律对道德的取代,也会戕害法律本身。     

公务员对上级违法决定和命令不服从行为特征浅析

公务员法确立了公务员对上级违法的决定和命令的不服从,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现代法治国家公务员与国家是一种职务上的委托关系,上下级之间是法律意义上的领导与服从关系,而不是人身依附关系.在国家政治和公共管理中,公务员服从上级的决定和命令是基本要求,不服从是例外,只有对上级违法的决定和命令才可以不服从.公务员不服从是一种责任,是一种义务,在行使不服从的权利时,应当有一个科学合理的程序.     

现代西方政治话语体系的形成及其内在逻辑

随着现代化的展开,现代西方政治话语形成了权力与权利两个基本维度。就权利话语来看,经由古代罗马到现代的发展,逐渐由自然法转变为自然权利,形成了以个人权利为内容的权利框架;就权力话语来看,古代希腊的道德权力也逐渐实现了道德与权力的分离,形成了以国家权力为核心的权力框架。现代西方政治话语体系的形成既是对古代政治话语体系的扬弃,也是西方政治话语现代化的结果。     

重新审视民族建构——对西方民族建构理论的反思

在民族主义研究领域中,现代主义范式及民族建构理论已成为学界主流。建构论强调民族的人为建构特性,容易夸大社会精英与国家的主观能动性,受到西方学者的诸多批评。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学者仍未充分认识到建构论的缺陷。因此,应当分别从文化、政治及道德这三个方面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民族建构理论进行批判性的分析,提醒人们注意民族建构的限度,慎重对待那些不顾现实条件的民族建构主张。     

道德缺失背景下的道德法律化探究

近年来,随着小悦悦事件、虐童事件等一系列恶性社会事件的出现,关于道德滑坡、道德缺失等观点深深地烙印在人们的心中,怎样挽救国民的道德水平,重建道德体系也随之成为人们深入思考的问题.其中呼吁将道德法律化,用严刑峻法来挽救道德的呼声比较高涨.从道德的特点、中国的现实情况以及公民道德形成的规律来看,道德法律化确有其必要性.且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来分析,也存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可行性.但造成道德滑坡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法律空白只是其中的一点,因此,道德法律化并不能最终有效解决道德滑坡的局面.反而过分地强调法律会扼杀道德的生存空间.只有将道德法律化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才能平衡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系,达到预期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