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枢纽型”社会组织:目标偏离与防范

近年来,作为对同类别、同性质、同领域社会组织进行联系、服务和管理的大型联合组织设置,"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实践探索在各地渐次铺开,而有关"枢纽型"社会组织的质疑和挑战也引发了各方思考。突破"双重管理体制"的治理困境、消解"高分化、低整合"下的社会矛盾、实现对社会组织的"网络有机整合",是"枢纽型"社会组织的产生背景。当前,我国的枢纽型社会组织在运作中存在目标偏离现象,这与"枢纽型"社会组织在创建方式、发展阶段和多重目标平衡方面存在的问题不无关联,亟待防范和矫治。     

“枢纽型”社会组织:目标偏离与防范

近年来,作为对同类别、同性质、同领域社会组织进行联系、服务和管理的大型联合组织设置,"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实践探索在各地渐次铺开,而有关"枢纽型"社会组织的质疑和挑战也引发了各方思考。突破"双重管理体制"的治理困境、消解"高分化、低整合"下的社会矛盾、实现对社会组织的"网络有机整合",是"枢纽型"社会组织的产生背景。当前,我国的枢纽型社会组织在运作中存在目标偏离现象,这与"枢纽型"社会组织在创建方式、发展阶段和多重目标平衡方面存在的问题不无关联,亟待防范和矫治。     

当前改革促进力量的分布与特点

正改革促进派的广泛分布最强烈的改革促进派分散在社会中的不同领域。第一支力量当属新兴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新兴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发展起来,它们吸纳了大量的民间精英,他们有慈善的心态,有社会公益的心境,有参与社会管理的热情,他们以新型组织方式、新型服务供给方式、新型社会参与方式成为"增量改革"的主力军。     

中国地方公安改革:议题、选项与逻辑

以社会管理创新为契机,全国各地推行了多姿多彩的公安改革。理解这些改革实验试图解决的现实问题、理论假设和制度选项,解释其背后的逻辑,将为全面深化公安改革提供科学决策的经验基础和制度细节。多案例分析的结果表明:在编制和经费"硬约束"的前提下,公安改革倾向于通过组织体系变革来提高运行效率,即组织和效率逻辑成为改革的主导逻辑。零星的个案涉及互动治理来优化警务职能和社会效果,实现制度驱动的改革。未来的改革选项中,公安组织结构体系的变革依然有很大空间;社会分权和治理转型能释放社会活力以提供更多的改革选项;改革的复杂性需要考量不同逻辑选项在制度框架上的嵌套性和兼容性。     

社会组织腐败治理:政社分开的逻辑进路

政社分开改革意在从源头切断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利益链条,然而在某些地方政社分开改革后却出现政府与社会组织合谋腐败和社会组织滥用职权腐败等新的问题。社会组织腐败治理成为政社分开中迫切需要化解的重要课题。随着政社分开改革的推进,各项改革法规和政策中腐败治理措施相继出台,但是由于腐败的错综复杂环境以及与各领域高度关联性,使得法规政策制定名目繁多,却出现"制度重复""制度冲突""制度无力"等政社分开中社会组织腐败治理的现实困境。因此扭转这种困境的路径就是分步化解政社分开中社会组织腐败治理的软肋,综合考虑各项政策法规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有效支撑,以及全面深化政社分开中涉及社会组织腐败治理的重要改革,从而构建政社分开与社会组织腐败治理的科学体系。     

"放管服"改革背景下 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工具选择 ——基于2004至2016年省级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架构适切的政策工具是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保障.在霍莱特和拉姆什的政策工具分析框架基础上,将社会组织政策工具分为放松管制、监督管理和培育发展三种类型,对2004-2016年我国省级层面社会组织发展的503份政策进行文本收集、遴选、编码以及量化分析,进而探究"放管服"改革背景下社会组织发展政策工具的演进路径、空间差异和组合选择.研究发现:当前各地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工具与"放管服"改革的政策目标匹配度较低;政策工具类型方面以监督管理工具为主,放松管制工具次之,培育发展工具最少;政策工具选择存在明显的地区性差异,中、西部地区放松管制政策工具运用率较高,而东部、东北地区监督管理与培育发展运用率较高.结论指出我国发展社会组织应因地制宜,综合考虑各种不同政策工具的要求条件和政策效果,并注重政策工具的优化组合.     

逻辑、表征与建构:工会联系引导劳动关系领域社会组织的治理场域

工会联系引导劳动关系领域社会组织是工会构建劳动关系治理场域一次重要尝试,更是工会"强三性去四化"的重大举措。工会以走向整体性治理的工会的逻辑,以"强三性去四化"为逻辑起点,用改革作为动力,系统提升工会服务职工群众的能力。这种治理逻辑主要通过政策性、组织化、机制性表征呈现出来,构成了工会联系引导劳动关系领域社会组织图景。新时代,工会在联系引导劳动关系领域社会组织中应注重建设协同高效伙伴式治理关系,在竞争合作中互为嵌入强化政治引领,善于运用互联网、大数据,构建关系领域协同精准治理的工会。     

社会组织管理的政策工具——以广东省深圳市为例

近年来,全国各地对社会组织管理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其中深圳的改革最具代表性。当前社会组织管理改革进入政策执行阶段,不同政策工具的作用因素及实现条件会决定社会组织管理改革是否成功。本文以广东省深圳市为例,运用政策工具理论,将深圳在社会组织管理改革中所使用的政策工具分为强制性政策工具、财政支持工具、信息化工具和社会化工具,并分析不同政策工具的作用因素,提出不同政策工具生效的条件。     

社会组织管理的政策工具简

近年来，全国各地对社会组织管理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其中深圳的改革最具代表性。当前社会组织管理改革进入政策执行阶段，不同政策工具的作用因素及实现条件会决定社会组织管理改革是否成功。本文以广东省深圳市为例．运用政策工具理论，将深圳在社会组织管理改革中所使用的政策工具分为强制性政策工具、财政支持工具、信息化工具和社会化工具，并分析不同政策工具的作用因素，提出不同政策工具生效的条件。     

"三社联动"社区治理机制实现策略研究

社会治理是我国社会领域改革的目标,社会协同治理是改革的过渡阶段.在这一背景下,"三社联动"机制是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具体体现,其核心的问题包括"三个主体如何产生、每个主体承担何种责任、彼此间如何联动".引入社工、培育社区组织、推行"两务分离"、实行"社区事务工作坊"是"三社联动"的实现路径.     

“双重整合”：基层社会治理的新形态——基于苏州经济发达镇的案例研究

新时代基层治理承载着"党建整合"的顶层设计。苏州市凭借经济发达镇的综合改革,形成了"党建整合"+"社会整合"的"双重并轨"治理模式。这一模式依托党建整合,引领组织、联动、责任和激励等横向工作性组织活动,推动社会治理场域内多元主体的"整合"式行动参与和过程性协同。基层治理"双重整合"提升了基层治理的治理效能,丰富了我国基层治理领域的制度选择。     

社会企业与公共服务创新

当前,推进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创新公共服务体系,是提高我国公共服务效率和质量,解决公共服务供给不充分、不平衡问题的基本途径。作为公益与商业相结合的组织形态,社会企业致力于以商业性的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它在组织、观念、模式、内容和方式方面建构起"五位一体"的公共服务创新体系。社会企业是兼具非营利属性与营利属性的组织形式,它把企业家精神注入到组织运转和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建立起与政府部门、非营利组织以及传统企业的合作网络,致力于弥补公共服务领域的空白,寻求构造特色化的组织运营工具,最终实现公共服务的目标与价值。     

工具替代、利益阻滞与户籍改革中的政策“粘附”剥离

户籍改革之所以困难重重是因为在户籍政策之上"粘附"着众多重要领域的社会政策,因而剥离这些"粘附"的政策就成为户籍改革的关键。尽管户籍改革举步维艰,但经历30余年的探索,一些领域的政策与户籍政策的"粘附"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剥离。基于政策变迁路径依赖理论的启发,提出"工具替代"和"利益阻滞"两个影响政策"粘附"剥离的关键变量。不同领域的政策与户籍政策"粘附"的剥离因其"工具替代"水平的差异和"利益阻滞"情况的不同而出现完全剥离、基本剥离、部分剥离、有限剥离等不同效果以及"区域剥离"的特殊情形。在后续的户籍政策及其"粘附"政策的改革中,鉴于"工具替代"空间提升的有限性,减小"利益阻滞"就成为努力的基本方向。户籍改革中的政策"粘附"剥离现象还显示在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转型时期,要加强各领域政策"顶层设计"的科学性,注意政策结构和政策关系的合理安排。     

公共服务购买的历史与现状分析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是上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为解决福利危机而产生的,并在短时间内发展迅速、效果显著。而现在随着中国改革从经济领域到政治、社会领域的深入,公共服务购买也成为了各级政府探索改革之路的主要实践。本文综合分析了公共服务购买在海外的兴起、发展、特征和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国内公共服务购买的渊源、实践、制度和问题,对政府体制改革的完善、社会组织的蓬勃发育与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实施机制与制度效应

全面推进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是一项重大的农村基层治理制度变革。在梳理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研究脉络和政策演进的基础上,结合各地政策经验分析了"一肩挑"制度的差异化实施机制。从政治领导能力、组织团结能力、村级治理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四个维度分析了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的制度效应。全面推进村级负责人"一肩挑"制度有助于增强党对农村社会的政治领导能力,而能否增强组织团结能力、村级治理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则存在不确定性因素。     

养老服务领域公私伙伴关系研究综述——兼及事业单位改革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衔接机制

政府购买已经成为学界和政府倡导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养老服务是国内较早践行政府购买的领域之一。以中国知网为文献来源可知,对该领域的研究,大多以"社会化养老"为主要的表达概念,相形之下,直接使用"政府购买"的文献总量尚比较少,但是也呈增加态势,这表明该领域正在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对于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的既有研究主要表现出两种取向:一是透过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关心国家治理结构、社会管理理念和手段等方面的革新,这种研究取向的重心在于"理论关怀";二是把政府购买视为响应人口老龄化和养老压力的技术手段,通过梳理各地的实践经验来描述这项技术手段的"技术参数"。围绕"向谁购买服务"的问题,鲜有文献注意到与事业单位改革的结合。针对这个题目,未来可能有两种研究方向或者实践方向:一是政府向转型为公益类的相关事业单位购买养老服务,二是相关公益类事业单位向其他社会组织购买养老服务。     

扩大新的社会阶层女性群体参与推动妇联组织改革

妇联组织改革要回归组织宗旨,回应女性群体参与的内在特点与需求。本研究以问卷调查为基础,考察新的社会阶层女性群体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公民参与情况及其对妇联改革的新要求。提出妇联要从职能定位、组织架构、行为方式上进行整体改革。在职能定位上,要代表女性与围绕中心;在组织架构上,要理顺体制与强基固本;在行为模式上,要内部挖潜与建构网络。     

政治吸纳与空间拓展: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政治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们总是与特定时期社会政治生活的中心工作较紧密结合在一起:中心工作向社会组织开放,社会组织为中心工作服务。这就是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政治吸纳";通过吸纳,政府预防了社会组织发展成为体制外的力量,社会组织则获得了发展的空间。具体而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社会组织提供了基本的发展前提和环境,政府职能转变是社会组织发展的直接动力,服务型政府建设为社会组织确立了社会地位,社会管理和和谐社会建设确定了社会组织的协同角色,协商民主则拓展了社会组织的功能。通过政府"政治吸纳"来获得发展的空间,这是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特殊道路,也是适宜的道路。     

从“双重管理”到“三层协同”——中国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的重新构建

传统的社会组织双重管理体制越来越不适应中国建设现代社会管理体制的需要,造成了大量社会组织合法性或合理性的缺失,导致了合法的社会组织具有较强依附属性并存在着对社会组织监管不足的问题。经过双重管理体制下弱化业务主管单位的改革、特殊区域内探索一元登记管理的改革,以及对部分社会组织实行直接登记的改革,双重管理体制进入后双重管理阶段,实行直接登记与双重管理并行的双轨制度。社会组织的管理应围绕着登记、服务和监管三个层面重新进行定位,并努力实现三层管理的协同互动,构建"三层协同"的新型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     

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的对策建议

"枢纽型"社会组织是仅近几年提出的新概念,引起广泛关注,目前枢纽型社会组织被认为是在现有社会组织体系中处于枢纽地位,通过健全的组织系统和有效的服务支持,加强统筹协调与纽带联系,促进同类型、同性质、同领域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社会组织。并通过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建设为推动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和社会组织的创新管理提供政策建议和可操作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