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公务员的教育与培训

公务员素质和能力是行政管理中的一个关键性因素,而素质和能力又取决于教育和培训。如何充分发挥教育的效能,如何提高公务员的能力,是公务员教育和培训的重要课题。本集中讨论了德国公务员的教育培训制度,介绍和分析了德国公务员的职前教育和职后培训的基本做法,为我国公务员的教育和管理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论公务员培训方法创新及发展趋势——基于北京市公务员培训实践的思考

近年来,为适应时代的需要,北京市在公务员培训中不断进行方法的综合创新,形成了多种有针对性、实用性、灵活性的培训方法,表现出公务员培训方法发展趋势由单一教学向多元教学转变,由教师讲授向教学互动转变,由被动听从向主动参与转变。公务员培训方法要进一步改革创新,必须要顺应发展趋势,以提高公务员素质和能力为着力点,综合运用多种培训方法,并通过质量评估来检验创新的实效。     

论我国涉外民事诉讼模式改革中的几个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级法院按法律规定,都进行了一系列国内民事诉讼的改革,但不尽人意的是,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在实践中,都忽视了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改革.本文就是从涉外民事诉讼的现状分析入手,探讨涉外民事诉讼的管辖权、翻译与律师制度、上诉与再审制度,以期对涉外民事诉讼模式的完善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中外文化的三次成功交流

中外文化有过三次成功的交流。第一次是中国古代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的结合 ,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第二次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结合 ,产生了毛泽东思想。第三次是马克思主义、西方市场文化与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结合 ,产生了邓小平理论。中国社会伴随着中外文化的成功交流不断走向文明和进步     

论公务员权利保障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公务员法将保障公务员的权益作为立法目的之一.公务员权益的保障,不仅需要国家采取措施保障法律赋予公务员的权益得以实现,而且更主要的是应当建立公务员权利救济机制.本文认为,以法明确公务员依法履行职务的行为不受非法侵犯,国家保障公务员权益的实现,当对公务员实施不利处理时应严格依法定条件、权限和程序进行,建立公务员不利处理的事后救济机制,特别是将人事行政争议纳入司法救济范围是完善和发展公务员权利保障制度的重要举措.     

铁路公安机关国家公务员招录面试工作的实践与思考

铁路公安国家公务员招录面试工作是铁路公安机关整体转入国家公务员队伍后面临的一个全新课题。实施精细化管理运作,做好人员分类管理、后勤保障支持、区域协调沟通、严格工作程序、实施人性化服务是确保招录面试工作正常开展的基本条件。面对招录考试中理念与现实、原则与操作之间的矛盾,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理念,加强考官队伍建设,提高面试专业化程度,减低面试成本,缩小生源范围,进一步提升工作水平和管理能力,确保招录面试工作公开公平公正。     

中外项目管理比较及对策研究

在国外项目管理日趋成熟之际，我国项目管理还处于起步阶段，存在着诸多的缺陷和不足。在比较国内外项目管理现状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我国项目管理中存在的不足，对促进我国项目管理健康、蓬勃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浅析加入WTO后中外银行业的竞争

以金融全球化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潮流 ,加入世贸对我国经济扩大对外开放以及主动适应这一潮流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对于市场经济机制尚不完善、商业化程度不高、国际金融业务尚不熟练的的我国银行业来说 ,入世后营运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冲击将在所难免。我国银行业应该尽快研究应对策略 ,抓住机遇 ,以求得生存和发展。一、“入世”对我国银行业的直接冲击“入世”后我国银行业至少要在以下五个方面付出代价 :第一 ,我国银行业的市场占有率将明显下降。在五年过渡期内 ,随着外资银行机构的逐步进入 ,我国相对割据的银行业…     

中美人才使用比较及启示

人才使用是一门艺术,如何更好地发挥人才的作用,在竞争激烈的今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国古代和一些西方国家在人才使用上积累了很多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本文在分析我国古代人才使用观和美国人才使用观的基础上,比较了我国古代和美国人才使用在人才观、人才价值和地位、人才使用基础、标准、激励、效应等方面的差异,针对我国人才使用中的一些误区,提出完善人才评判标准,实行科学的人才观;建立人才流动机制,促进人才的社会化;转换视角,注重人才使用的群体效益;认可人才的价值,合理拉开收入差距;爱护人才,确保人才的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Community Building,Civil Society and Societal Service Production in China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Chinese scholarly discourse about promoting civil society, constructing urban and rural communities, and transferring social service provision to society. It finds that this discourse treats two separate models as if they were one. The civil society model stresses freedom to organize for advancing the aims that participants share. The community building model emphasizes community governance and empowerment. Together, these two models expect both the state and society to strengthen their presence in the same communal space. These two models have theoretical inconsistencies, but these inconsistencies disappear if civil society is understood in the very narrow terms of the ‘small government, big society' model in which the state wants to reduce its own economic burdens in social service production. It is thus likely that in China civil society either remains secondary to the state-initiated channel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ies, or takes place mainly on the regional or national scope in which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no longer compete with communal on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