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公益诉讼问题研究

行政的本质属性是公共性,这种特性决定了一切行政活动应当依法进行并以促进和维护公共利益为己任。如果行政权背离这一目标,必须运用包括诉讼在内的手段予以救济。检察机关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是公共利益的代言人。为了普遍的公共利益而维护法律,由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上的必要性、可行性。     

行政指导信赖保护原则研究

行政信赖保护原则作为行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行政指导与其在本质上有一种内在的亲和性,自然也应受该原则的制约.研究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指导中的确立、运行,寻求信赖利益有效保护的途径,对行政指导的顺利实施、维护政府诚信、促进依法行政是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问题研究

检察机关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干预社会经济生活,是目前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在我国,建立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机制,以诉讼程序来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已经成为一种紧迫的要求.     

行政行为撤销上的信赖连带保护问题

信赖保护为行政法上一般原则,其集中体现于行政行为撤销问题上,随着行政活动的复杂化和广泛化,越来越多的行政行为涉及第三人利益。第三人的信赖是否值得保护?其信赖保护构成条件如何?其信赖保护方式又是如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很少有学者对此有所论及,笔者认为第三人信赖必须也应该值得保护,这种信赖保护可称之为信赖连带保护。     

行政公益诉讼相关问题研究

<正>2017年6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将行政公益诉讼纳入行政诉讼范畴。这标志着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从理论走进现实。然而,行政公益诉讼与传统的行政诉讼有着诸多不同,厘清其特点和运行机制,对践行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有重要意义。     

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问题研究

对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探讨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核心的问题。本文结合各国已有相关制度经验以及理论界的探讨,在分析我国现行法律及现状的基础上,对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中的原告资格问题的重建提出了一些构想。     

我国行政计划立法中的若干问题研究

行政计划的涵义及其性质、范围、程序等问题,不仅是各国(地区)行政法学研究的热点,而且是制定《行政程序法》时不可回避的焦点问题。我国正在加快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但行政法学界对行政计划的上述问题仍然存在分歧。目前三个具有代表性的《行政程序法(试拟稿)》对行政计划的规定也有差异。如何在立法上对此作出恰当的规定,我国台湾地区的有关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行政公益诉讼

行政公益诉讼是指公民认为行政主体行使职权的行为违法,侵害了公共利益或有侵害的危险时,虽与自己无直接利害关系,但为了维护公益,而向特定机关提出起诉请求,并由特定机关依法向法院提起的行政诉讼。行政公益诉讼在我国目前还未被立法者所承认,但通过对西方法治国家行政公诉制度的考察,在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有理论基础,是现实需要,也是国际诉讼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     

行政公益诉讼与民事公益诉讼比较研究

行政公益诉讼和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在我国的建立已是大势所趋 ,那么两类公益诉讼有何相似之处 ,又有何不同呢 ?通过对二者进行了各个方面的比较研究后 ,得出结论     

论行政规划的法律性质

行政规划的法律性质对于确定行政规划的救济方式具有重要意义。行政规划的性质取决于"确定规划"的性质,作为行政规划的完成阶段,"确定规划"通常以规划确定裁决的形式出现。确定规划裁决所具有的权利形成效果决定了行政规划应当是具体行政行为。但在我国,由于确定规划裁决的"权利形成效果"缺乏法律规定,因而行政规划尚不能被认定为具体行政行为。     

论行政主体的缔约责任——民法缔约过失理论在行政合同制度中的引入与适用

借鉴民法上的缔约责任 ,行政主体的缔约责任是行政主体在缔结行政合同过程中超越缔约规则 ,违反缔约义务 ,给另一方相对人或第三人的利益造成损害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行政主体缔约责任的理论基础是诚信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 ,其中信赖保护的范围更广。行政主体承担缔约责任的前提是违反了缔约义务 ,包括确保缔约程序公正的义务和确保合同合法有效的义务。损害赔偿是行政主体承担缔约责任的方式。     

挑战与应对:民行检察监督制度的新发展

民行检察监督制度获得强力推进的基本依据便是司法实践中不断增长的监督诉求,监督的范围在逐渐扩大,内含于监督中的观念性因素也在此过程中悄然转变,监督理念的现代化更新为监督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泉源基础。目前所需着力实现的制度转轨集中表现在从有限监督到全面监督、从实体监督到程序监督以及从诉讼监督到社会监督等三大转向之上,由此呈现出民行检察监督制度新发展的完整风貌。     

论行政诉讼中的调解——兼与朱新力教授商榷

当前,我国行政诉讼司法实践中广泛存在法院调解现象,这与《行政诉讼法》禁止调解的规定形成冲突。实践表明,在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行政诉讼法》应当适时加以修改,确立有条件适用调解的原则,同时明确规定调解适用的原则和范围。     

论具体行政行为作为民事诉讼证据

确认性行政行为和许可性行政行为等具体行政行为往往成为民事诉讼的重要证据,司法实践中对它们的处理方法各不相同,各有缺陷。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必须有所区别,具体行政行为作为证据在民事案件中出现,它的性质只能是民事证据,对它的审查也只能按照民事证据的规则进行。     

论行政诉讼参加类型的架构

既有的行政诉讼第三人制度架构简陋,设计过于肤浅;相应的理论研究则侧重于第三人发现,忽略了不同第三人的权利差异。借鉴大陆法系的分类技术,引入诉讼参加概念,以必要诉讼参加、普通诉讼参加和行政机关辅助参加重构诉讼参加类型,把各种形态下能够参加诉讼的第三人种类予以覆盖,能够较好地把握不同诉讼参加人的特质,拓宽权利救济渠道。     

英国行政决定说明理由研究

行政决定说明理由正趋于成为英国行政法上的一般规则,它和自然正义、正当期待及公正等原则相关联。说明理由是良好行政的基本原则之一,有助于行政机关的自我拘束,有助于程序性权利的保障,有助于法院开展有效司法审查。官员在特定情形下必须为行政决定说明理由,但在特定的例外情形下可豁免于说明理由义务。欠缺理由说明可能导致行政决定无效或者被撤销。在中国,应进一步扩大说明理由的适用范围,对法律、事实和裁量问题予以充分说明。     

医疗纠纷诉讼的证明责任研究

因医疗纠纷引起的诉讼与其他类型的民事诉讼有着很大的差异。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实行证明责任倒置；因医疗行为引起的违约诉讼,因为侵权与违约竟合,多按侵权诉讼分配证明责任；因医疗器械或医用商品引起的诉讼,按产品质量责任分配证明责任；因社会化的服务引起的诉讼,按合同责任分配证明责任。     

行政协助程序研究

作为实行行政科层制职权分工的国家弥补分工不足的必要手段,行政协助应首先被定位为一项处理行政机关之间合作关系的原则,这早已被域外相关立法所肯定。对行政协助的程序进行研究不能简单借鉴域外立法经验,而是必须以相关理论研究和行政程序法治的整体建设为基础,正确借鉴域外相关立法经验,结合我国的行政体制和行政习惯等实际情况,选择适合于我国的行政协助程序立法模式,最后再从细微处入手全面构建我国行政协助程序制度。     

国务院设定行政许可实践研究

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或者发布决定设定、取消和调整行政许可,是行政许可主要设定主体。国务院设定行政许可权被滥用,设定行政许可程序、内容不规范,设定行政许可具有随意性。国务院将非行政许可审批、核准等措施排除在行政许可之外,规避了《行政许可法》约束。国务院设定行政许可的实践妨碍了《行政许可法》实施,增加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