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析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哈贝马斯根据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已经失效了,并对其进行了重建。否定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基本理论,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机制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而是学习机制。文章重点评析了哈贝马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三个理论的重建,证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科学性。     

论哈贝马斯的公民政治哲学

公民政治哲学是关于公民政治价值规范和生活方式的理性思考。哈贝马斯把对现代民主模式的分析作为其公民政治哲学的起点,探讨了以交往行为与交往理性理论为主要标志、人民主权理论为主要支撑的现代性理论形态下公民政治哲学的内在逻辑和理论面貌。     

从主体间性到交往理性:哈特与哈贝马斯的法律观比较

法律内在观点是哈特法律理论的核心,蕴合法律的主体间性,但不足以使法律具备合法性.交往理性法律观以普遍商谈理论为进路,通过语用学条件的预设、生活世界的导入、事实性与规范性的界分,逐步推导出具有正当、合理、可接受性的合法之法,从而超越了法律内在观点的理论局限.交往理性法律观认为,法律的制定者即法律的承担者,合法之法凝聚着普遍共识,是实现社会整合的必由之路.     

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思想述评

哈贝马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许多理论已经过时，必须进行“重建”。从哈贝马斯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范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范畴、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范畴以及人的解放学说的”重建”四个方面，进行分析评论，指出其错误之处，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全面而准确地解读历史唯物主义。     

论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哈贝马斯立足于交往合理性理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进行批判性考察,并按照他自己的解释模式对历史唯物主义加以改造,以适应其重建批判理论规范基础的要求;哈贝马斯根据当代资本主义的新情况,批判了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社会问题的解释失效,主张用"新进化论"和结构主义的观点"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然而,哈贝马斯并没有把马克思的原典和后来的庸俗的、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在他重新检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时,曲解了马克思哲学由以建基的"劳动"概念,将其归结为工具理性行为.由此引发的对唯物史观其它范畴的批判,就更加远离了马克思哲学的本义.     

论哈贝马斯批判社会学的道德教育观

以沟通行动理论为核心的哈贝马斯的批判社会学,蕴含着显著的道德意味与独特的道德教育见解。沟通理性与道德共识、意识形态的批判与制度文化、相互理解与互为观众、自由辩论与沟通互动,分别构成了其批判社会学的道德教育目的观、课程观、过程观和方法论。批判社会学的道德教育观,对人们深入把握道德教育的本质与实践策略,具有重要的价值论与方法论启示。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与传媒

哈贝马斯是当代罕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大思想家。他在 4 0年前出版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提出了传媒在他所谓的公共领域中的中心地位的著名观点。尽管他的传媒理论同他的其他理论一样被认为具有乌托邦色彩 ,但其给予传媒学术界和业界的思考是多维而深层次的 ,对于在现实情境下建构中国的公共领域和发挥传媒的社会公器功能具有学术和实践意义     

从不确定性到模糊性：人类选择行为不确定性理论的演进及其展望

选择行为理性与非理性的理论之争本质上是相融合的。导致“非理性”行为的主要因素就是选择行为的不确定性。关于不确定性的理论研究至今没有统一定论,从期望效用理论到信息不对称,再到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的决策心理学方法,无不涉及到选择行为不确定性问题。比较各种不确定性理论,以可度量性和信息完备性两个维度将不确定性划分为四种类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Ellsberg—Zhang悖论。研究发现,决策成本越高,选择行为面临的不确定性就越大;从降低选择行为成本的角度做深入研究是未来不确定性理论的一个可能发展方向。     

哈贝马斯的国际政治观

除了理性批判和社会批判,哈贝马斯思想中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即政治批判。哈贝马斯逐步形成了以政治批判为核心内容的政治概念———话语政治,并努力地把话语伦理全面应用到国际政治领域,力图阐明一种话语型的新的世界秩序。哈贝马斯的国际政治观也存在西方中心论、逻辑上欠严密等缺陷。     

析哈贝马斯集体认同理论的局限性

哈贝马斯的集体认同理论,以后民族主义和宪法爱国主义为两大框架,以两德统一、欧洲联盟以及移民与全球化浪潮为三大背景。通过回顾历史、考察当下,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欧洲政治共同体的建立应突破民族认同,以宪法爱国主义将取代民族主义。然而,在这片深深扎根于民族主义的土地上能否结出后民族主义的果实？超民族的欧洲共同体是否可欲,致力于构造欧洲认同的宪法爱国主义能否可行？本文认为无论是后民族主义还是宪法爱国主义?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理论缺陷,在政治实践中也将不可避免地遭遇现实挑战。哈贝马斯将自己的理论建立在规范与现实之间的空场之上,注定是在任何一方都找不到牢固的话语根基。     

从音乐形象的模糊不确定性看多媒体音乐欣赏教学

音乐形象的模糊、不确定性来自音乐本体特殊性和欣赏者的不同体验,也是音乐艺术独有的特点。辩证的看待这一特点是音乐欣赏教学改革的关键,适当的以多媒体技术手段结合视觉形象进行教学,才更好的拓展音乐想象空间。     

现代民主范式的重建——哈贝马斯的民主思想分析

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社会的分裂性生活并不是不可救药的,它是现代性生活历史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阶段。拯救它的唯一措施就是以商谈原则为民主程序的正义原则、以公共领域为结构性载体,重建公民自治的政治共同体,这正是哈贝马斯的商谈民主理论所关注的核心问题。     

哈贝马斯交往理论视域下人的发展问题研究

现代社会中工具理性的弊端和人的发展问题愈加凸显,哈贝马斯在对工具理性批判的基础之上,建构了交往理性。他认为,交往理性能够对抗工具理性的扩张,实现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哈贝马斯批判工具理性进而构建交往理性的过程,同时也是其试图超越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进而达至生活世界的合理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实质上也就是人的发展由畸形、片面到自由、全面的过程,是一条预设的关于人的发展的大同之路。     

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的阐释与评价

“市民社会”发端于古希腊,是一个历史渊源久远、内涵丰富的概念。哈贝马斯是对当代市民社会理念做出突出阐释的人,其贡献主要表现在他将“公共领域”和“生活世界”概念引入市民社会的讨论,并在全新的意义上讨论了市民社会内涵和作用。哈贝马斯被誉为“当代的黑格尔”,其市民社会思想虽然具有巨大独创性和深刻性,在多个方面把握了现代生活,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其理论本身还是存在许多缺陷。     

哈贝马斯的公共性概念探幽

公共性是哈贝马斯庞大交往行动理论体系的基石型概念,尽管其表达晦涩深奥、思想偏于保守,但对于分析民主法治国诸多现象却极具价值.我们应从多个方面对哈贝马斯关于公共性理论本身的历史生成、内在矛盾与当代转型进行解读,厘清公共性表述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疑惑,以期能够深刻把握其思想精髓.     

法律合法性理论的现代走向——以卢曼/哈贝马斯之争为线索

在以自然法学和法律实证主义为代表的理论模式走向衰落之后,卢曼与哈贝马斯从不同立场出发对法律合法性问题进行了新的理论建构,并围绕该问题展开了长期的争论。这一争论不仅是双方各自的观点之争,更是两种立场与思维方式在共同的现代性语境中的碰撞与交流,由此形成的共识代表了一种对现代社会基本状况的普遍性判断,而凸显出的差异则标示出了面对该问题时具有代表性的路径选择。透过对这一争论的解读,使我们有可能在宏观上对法律合法性理论在现代社会中的发展走向获得基本的认识与把握。     

社会合作的可能性:利科对哈贝马斯商谈伦理的改进

商谈伦理是协商民主的哲学理论基础.虽然哈贝马斯很少使用“社会合作”术语,但其探讨的核心议题是社会合作的可能性.保罗·利科认为,社会合作的先验条件并不充分,主张对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进行改进.他认为,在社会合作中,普遍化的纯化和先验进路是不必要的,普遍性证明是开放的,商谈伦理兼容于实践智慧.通过强调实践和应用的维度,利科补充了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带有功利主义和目的论色彩,这是对康德推崇自律的主体性伦理学的进一步偏离.     

论法律的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的存在是各个学科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法律的不确定性的存在是由许多原因所决定的。法律不确定性的提出具有社会原因和哲学上的原因。这个命题对我国的法制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论犯罪心理的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总是与偶然性、复杂性、模糊性、相对性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的。犯罪心理具有不确定性,个体犯罪心理的发生在事先是不能唯一确定的,这是由客观环境的复杂性、主体心理的复杂性和主、客观互动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在不确定性视野下需要对犯罪心理概念进行再解读。不确定性给犯罪心理学带来了挑战。     

中欧关系的不确定性来自何方？

中欧关系的走向最近似乎多了一些不确定性,中国向欧洲频频示好,欧洲国家却不＂买账＂,欧盟似乎在＂考验＂中国的耐心。这些不确定性主要来自双方在国际格局中地位的变化以及欧洲人的＂中国观＂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中暴露出来的欧盟国家内部的不团结,以及欧盟国家出现的民族主义情绪与倾向,使未来中欧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可能增加,中国有可能成为＂替罪羊＂。未来的中欧关系可能更多地向中国与欧盟某些成员国加强合作的方向发展,这种趋势并不以中国的意志为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