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的成本、效益与代价问题

在一定阶段上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成本与效益应该保持一种相对合理的关系。社会发展成本可以从广义来理解,它与社会发展代价是两个相通的概念。应该从不同的角度对这种广义成本做出具体的分析,从而达到对社会发展代价的进一步的认识。     

论邓小平的依法治权思想

历史的巨大进步,往往是以历史的巨大灾难为代价的。“殷忧启圣、多难兴邦”。由于不重视民主法制而最终导致民主法制的毁灭,国家的混乱和人的尊严与自由的丧失,这是中国人付出的沉重代价。正是这种代价,为今天的中国全力推进民主法制建设提供了最初始的动力,而这一动力的启动者就是邓小平同志。依法治权思想是邓小平民主与法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思想的形成,发展和完善,对防止权力的寻租和腐败,防止专制和独裁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发展与代价理论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的发展与代价理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二重性。当代中国社会既处于黄金发展期,又处于矛盾凸显期,社会风险增大,进入高风险社会阶段。虽然马克思恩格斯的发展与代价学说主要是关于特定社会发展的二重性理论,但它对一般社会发展的二重性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当代中国应充分利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发展与代价这一理论成果,趋利避害,努力建构制约人为性代价的社会运行机制,力求达到发展成果的最大化和付出成本的最小化,以便实现风险社会向和谐社会的成功转型。     

科技发展与代价的辨证认知

科学技术在推动社会前进的同时 ,也带来了负面的效应。后现代主义对科技问题的哲学反思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西方现代诸学派的认识高度 ,但其缺陷也是明显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科学与价值相统一的高度出发 ,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一个辩证的、历史的过程 ,代价的存在是暂时的、有条件的 ,人最终会找到一条扬弃科技发展中出现的代价问题的现实道路。     

卢梭的社会发展代价思想及其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

卢梭的社会发展代价思想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一是科学与艺术的进步要以道德的败坏和社会风尚的颓废为代价 ;二是人类文明的发展要以人的堕落为代价 ;三是人类文明的发展造成了社会不平等。这些思想是对私有制社会的鞭挞 ,也是对当时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富有远见的揭示 ,对马克思恩格斯产生了较大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卢梭的抽象人性论的基础上 ,吸取了卢梭上述思想中的合理内涵 ,使之变为他们社会发展代价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与共产主义

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是恩格斯晚年的伟大贡献,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完善。两种生产的核心是人,人的需要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两种生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作用不同,社会越发展两者的融合程度越密切,最后逐渐成为一个整体。两种生产理论与共产主义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它决定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到来、主要内容、存在方式和发展历程,也是今天我们实行以人为本,坚持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依据。     

“生态人”理念及其培育路径

资产阶级在"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出一个世界"的同时,使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环境承载着越来越不堪重负的载荷。超越资本逻辑支配的"经济人"维度,寻求一种既满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需求,又满足于社会发展的生态需求的发展新维度,是当代"人"发展的根本出路。"经济人"是资本逻辑的产物,其发展以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人化自然"和毫无节制地索取"自在自然"资源为代价;"生态人"是对"经济人"的跃迁,它是以保护自然界为前提,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己任。"生态人"的培育要在革除旧世界的劣根性中进行,致力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多维和解。     

论“道德代价”问题研究的意义——基于现实、历史及学科发展视角的考察

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不仅创造了无与伦比的佳绩、也付出了沉重的道德代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书写更辉煌的历史篇章,必须最大限度地减少和降低道德代价,为此,就必须研究道德代价问题。研究道德代价问题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探寻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迫切需要,是发展学特别是发展伦理学的理论拓展。     

论社会发展代价视阈下“人的新农村”建设——以革命老区福彩村为典型案例分析

农业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础和支撑,目前仍是突出"短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难点仍然在农村。从社会发展代价视阈下,以革命老区福彩村为典型案例分析"人的新农村"建设的历史进步性,透视"人的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代价机理以及控制代价的原则,以此树立科学、合理、积极的代价意识与主体自觉,推动"物的新农村"和"人的新农村"建设齐头并进,构建信息化的"田园村庄",达成中国新农村最优化建设的可能性,为早日实现中国梦蓄力远航。     

自由和平等的秩序--浅谈现代国家起源、性质和职能

“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 ,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 ,不因人的善、恶而存在和消失 ,不专属于某个阶级、某种制度 ,是掌权者或统治阶级赋予它特质。国家职能的演变是个自然的、渐进的过程 ,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国家本身只是用来维持社会秩序的一种工具。由于现代国家产生于封建国家灭亡之后 ,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 ,从建立之初 ,它就具有了自由、平等、主权在民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属性。从而赋予了现代国家的职能是创造和保护用以保障公民自由与平等的社会环境和秩序。     

唯物史观与社会生活史研究的理论基石

作为社会史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史研究主要建立在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本文试图对唯物史观在社会生活史研究中的理论基石作用做一些初步探讨。首先,唯物史观从社会生活的角度来认识人类社会历史的产生和发展,社会生活史研究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其次,唯物史观透过社会生活的表层,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第三,以唯物史观指导社会生活史研究,能够实现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统一,克服微观史学研究和结构主义史学研究的局限性。     

转型期中国社会建设国内外研究述评

社会转型是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历史进程,因此,国内外学者从转型的视角对我国社会建设问题展开了较为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相对而言,国内研究此问题的目的较为单一,那就是为了推动转型期社会建设更好更快的发展;而国外的研究则倾向于对该问题的"认知和理解"、"先入为主"的观念较为明显,有时甚至将此问题意识形态化。鉴于研究目的的不同,二者在研究方法、研究深度、问题的关注点以及所得出的结论、存在的不足等方面也有所不同。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理路探析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是建立在对现实社会生活的考察基础之上的。马克思在历史发展的语境中分析了现代性的价值,阐述了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是人的发展、社会发展的应然目标。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对人与社会发展目标的道德批判,而是利用科学发展的成就,客观分析社会生产力变革的进步意义,提出人的发展的社会基础以及发展的三个阶段的理论。马克思批判现代性,以历史原则使道德理想、人本关怀与科学理性价值获得统一,确立批判现代性问题的历史立场,探寻认识现代性及其人的发展问题的正确理路。     

人性与制度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需要即人性。因此，人性是历史的、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上的人性善恶说，曾被作为社会制度的预设前提，人性的发展要求也在影响着制度的变革。反之，制度的优劣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或制约着人性的发展。人性与制度的辩证关系，对我国当今的制度创新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从广义维度看人类社会政治实践的历史形态

政治实践与人类社会同步产生，并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从立体结构的视角来看，政治实践发展的主流形态表现为“社会政治实践-国家政治实践-社会政治实践”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轨迹；而从政治主体的视角来看，人类社会政治实践的历史发展表现为“氏族型政治实践-阶级型政治实践-人民型政治实践-人类型政治实践”整合性推进的历史沿革。     

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性表现及对广州基层社会治理的启示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枫桥经验”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获得了持续的创新与发展,主要体现在:丰富基层社会治理的社会化内涵、积极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化、以智能化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效能革命”,提高基层治理的专业化水平和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现代化。基于此分析“枫桥经验”对广州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借鉴意义,并提出对“枫桥经验”进行创造性转化,构造广州基层社会治理三个新的“增长点”:扩充基层社会治理目标内涵、激发调动社会要素的活力和注重基层社会治理的“中西贯通”。     

论人的自由发展与全面发展的内在统一及其历史过程

人的自由发展是指人作为主体的自觉、自愿、自主的发展,是为了自身人格完善和促进社会进步而发展,是把人作为目的而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指建立在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人类特性、社会关系、需要和个性的整体发展。人的自由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它们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相互促进。我们认识人的自由发展和全面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应该从历史的角度,把它看作逐步提高、不断推进和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观及其中国化进程

马克思使辩证法走向历史的深处,以实践观更新了以往哲学家观察历史和现实的方式,指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历史唯物主义对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启蒙,更新了中国人的政治观念,形成了百余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生动图景。改革开放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形成了灵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自觉。推动改革进一步走向深入,必须深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观及其中国化进程,形成与当今中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相适应的文化气象,这是推动中国改革的实际需要,也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利己利他双重人性论

从利益角度,人性可分为利己人性和利他人性,利己和利他是同一个人人性的两个方面。但利己性和利他性在现实中的行为表现随着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取决于社会制度和各种环境。塑造以利己利他双重人性为基础的“道德经济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回应型司法与刑事契约

回应型司法的权力和权利关系为具有后现代意味的刑事契约的生成提供了政治和法律制度环境,对社会主体多元化利益诉求的回应为其提供了社会民间化解纷的民众动力。我国移植刑事契约缺乏传统法文化的的历史支持,现存的社会急剧变革时期共存的多种社会秩序也不能为刑事契约所适宜的权力与权利结构奠定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基础,因此刑事契约的本土化借鉴应该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