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诉讼观念探析——从比较法律文化的角度思考

法治是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制度要求,中国的法治建设,已成为国人关注的政治法律问题。所谓诉讼观念,是指人们关于诉讼制度和诉讼现象的认识、定位和价值判断,以及当发生诉讼时运用诉讼来解决纠纷的期望值。诉讼观念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受到政治、文化、法律、传统习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形成的。与西方的"法理文化"迥异的是受中国的"礼治文化"影响,中国传统的厌讼和惧讼的产生自有其深刻的思想、政治、经济和社会根源,"无讼"成为传统诉讼观念的价值取向。     

“无讼”与治安调解

“无讼”的思想观念来源于中华传统的儒家思想，无讼存在的基础是熟人社会，无讼的前提是不争，所以它不仅是一种诉讼观念，更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人们对和谐的大同世界的向往与追求。治安调解作为秉承中国调解制度渊源，符合当前社会治安形势的一种办案方式，发挥着行政处罚所无法替代的作用。     

和合思想·无讼·诉讼调解

和合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也是中国古代追求“无讼”法律价值的思想根源,二者对我国目前诉讼调解的盛行具有重大影响。应当促进和合思想现代转型,将其作为设计诉讼程序的价值取向,克服“无讼”观念,限制诉讼调解,并重构和合思想与诉讼的关系。     

乡土社会中公力救济异化的理性分析——以民间法中的“私了”为叙事视角

乡土社会中法律的地方特色已为众多学者所提及，以乡土社会中大量存在的“私了”现象为解读文本具有实践价值。以国家——社会作为叙事平台，需要对“私了”的概念从实质上进行重新厘定；从哲学上的优先逻辑理论，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对冲及传统文化中的“厌颂”观念进行理性考量，可以显见“私了”在乡土社会根深蒂固的社会条件和心理文化基础。对“私了”现象进行国家法改良的可行性路径包括：形而上的观念的转变；形而下的司法制度改革。     

农村犯罪刑事和解探析——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语境下的考查

在我国,由于农村人情浓厚,厌讼心理根深蒂固,农村纠纷解决的司法机制尚未建立完善,"私了"现象频现。有针对性地在农村犯罪的处理中开展刑事和解,对农村犯罪"私了"给予相应的法律规制和引导,有利于将农村犯罪中广泛存在的"私了"阳光化,既可以更好地修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符合农村人情社会的特点,又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获得有约束力的协议。农村犯罪刑事和解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也是实现农村法治的重要保障,无论对于加害人、被害人,还是社会,都是有利的。     

以“重讼”思维求“少讼”境界

以封建宗法制度为政治构架，农耕自给为经济基础，儒、道思想竞逐交融的数千年中华文明，常以“无为”、“无欲”、“不争”、“重农轻商”、“重义轻利”等作为共同愿景与追求，于是自然衍生出“厌讼”、“轻讼”、“无讼”的社会观念。     

“无讼”的理念及其现代诠释

“无讼”的观念在传统中国为伦理思想、国家权力和社会结构所支撑，而从其目的论上讲则在于追求社会和谐与中道，但这种追求不可能在根本上消除诉讼；“无讼”与中道精神相契合，但要达到“无讼”的境界实非易事，而必须仰赖于实践智慧；“无讼”表明了中国人主体自我意识和权利观念的匮乏，但这并不意味着随着今天中国人主体自我意识和权利观念的增强，就可以忽略“无讼”的现代价值，今日之中国依然需要珍视“无讼”这一传统法治资源。     

“私了”合同法律效力之探讨

一律将“私了”合同确认为无效合同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对“私了”合同进行深入的理性分析。受害人的正当利益为“私了”合同的合法性奠定了基础，而侵害人的非正当利益往往成为“私了”合同难以处理的主要原因。     

被告人与辩护律师意见冲突研究

中国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辩护人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这种对辩护人地位的认识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被告人与辩护律师在法庭上“各说各话”的现象.美国刑事诉讼中也出现过被告人与辩护律师意见冲突的实例,并且也具备解决这一问题的相应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虽经二次修正,但是都未明确“辩护人诉讼地位”.由于现行法律未能明确规定这一问题,就需要根据现行法律关于辩护和代理的规定来分析我国对被告人与辩护律师意见冲突的态度.     

我国诉讼文化的乡村视域

法治实践离不开诉讼文化的范导和支持 ,我国乡村法治的前提之一在于乡村诉讼文化品位的重塑与提升。无讼和非讼观念仍然困阻着乡村法治的进程 ,民间“习惯法”大有吞并置换国家“制定法”之势 ,诉讼救济或曰法律救济尚未成为乡土中国利益实现的主渠。依法治国这一伟大方略的实现有赖于找准“现代”与“本土”的接点 ,进而着力于乡村诉讼文化的批判性传承和创新。     

浅谈“私了案件”的成因与对策

我参加公安工作十几年了,虽说接触各类案件,但有些“私了”案件对我印象较深。所谓“私了”案件,我认为是已构成的民事纠纷、治安案件、刑事案件、交通肇事等案件,公民本应按政法机关所分管的范围去反映、报案、诉讼;而当事双方确以某种形式自动私自调解的行为,统称为私了案件。这种     

审视法治背景下的“私了“

本文试从“私了”与法治的角度,对我国“私了”这种特有概念重新进行反思,以期能对当前我国实现法治现代化有所贡献。     

再评“法律信仰”——向许章润先生汉语法学的进言

法律信仰是当代中国法理论述中的一种独断样式,它几乎成为当代中国学人的一种不自觉的思维方式,它甚至渗透到人们对法律的一般言说中,本文认为,不对这种思维样式进行彻底的清理和批判,当代中国法理学就无法过渡到成熟状态,因此所谓的“汉语法学”就只能是一厢情愿,更重要的是,这种思维方式严重地阻碍了人们对法律进行理性的深入思考,因而它也无法对当代中国法治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     

实然与应然：中国刑事诉讼法律的危机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任何一种法律，倘要获得完全的效力，就必须使得人们相信，那法律是他们的。我国刑事诉讼法律面临的“法律自法律，社会自社会”的运行困境，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在于缺乏中国主体意识的法律移植。我国刑事诉讼法律的移植应当立足于本土资源。     

山区农村“私了”现象透析

“私了”现象对农村法治建设有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一）使农民法制观念更加淡化；（二）助长了宗族势力；（三）包庇了违法犯罪；（四）使民转刑案件增加。其成因有：（一）封建宗法观念根深蒂固；（二）农民受教育少；（三）诉讼成本相对过高；（四）部分执法人员滥用权力。     

论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及规制

网络虚拟财产作为一种新生事物,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的关注,它已经不仅仅在网络游戏中产生着影响,它还把这种影响延伸到了现实世界里,并不断地挑战着传统的民法,刑法规范。现行的法律对其却是束手无策,而要对其进行规范,首先要在法律属性上对它准确定位,进而构建法律体系。     

古代证据意识在现代社会的折射

在行政司法合一的社会制度中,官方取证的职权意识强烈,刑讯逼供、亲属相隐等取证意识随之形成,在息讼、畏讼状态下,民众证据意识缺失。这些观念以传统文化的形式得以保留,并对现代中国仍然产生重要影响。现代中国诉讼制度中职权主义证据意识仍然具有影响力,厌讼意识和法律的缺失共同导致证人出庭作证率低。为此,必须从立法和公众意识等方面,强化证据观念,对传统证据意识进行批判地继承,以期促进法制化与和谐社会的建设。     

殊途同归：“无讼”与现代法治精神之间

“无讼”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要价值取向之一,是当时自然社会条件和社会结构的必然选择。它与现代法治精神具有同样的历史合理性,体现了不同社会条件下人们对以秩序与公正为主题的社会理想的共同追求,但它们在社会现实中有着不同的实践模式。在不同的实践模式中形成了不同的观念:对人的信任与对法的信仰。鉴此,寻求二者契合,进行适度宽容的制度设计,理性选择现代法治建设之路,当是一种明智之举。     

传统文化对行政法实施效果的影响

法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实施效果与一个社会中的文化特点、公民偏好与取向直接相关.传统文化中的差序文化传统、权力善属性、青天情结与“无讼”思想对平等精神、权力制约、程序正义与行政诉讼等行政法基本内容产生了一定的制约和阻碍,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行政法在中国的实施效果.这是中国行政法实施效果存在赤字的法律文化原因.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无讼思想与法治社会的构建

无讼法律文化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价值取向.无讼思想产生于特定的历史社会背景,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在构建法治社会的过程中,一方面,无讼法律文化维护等级制度的目的性,导致人人平等法治观念的认同障碍;无讼法律文化“道德至上”的价值取向,也导致民众权利意识匮乏,缺乏法律信仰.另一方面,“无讼”法律文化以调解为主导的多元纠纷解决手段和伦理本位思想,对法治社会构建亦具有重要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