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参与行为对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基于浙江省闾村基层民主选举投票的实证调研

在关于政治参与影响政治效能感的研究中,国外学者发展出了＂工具说＂、＂发展说＂和＂结果说＂三种解释框架。虽然三种解释不尽相同,但学者普遍认为积极的政治参与对政治效能感有一定的正面影响,尽管影响的因素、程度和范围存在不同。本文基于浙江省闾村实证调研,发现选举式的参与活动（参与投票、参与竞选活动、投票给当选者、参与当选者的助选活动）均未能显著影响政治效能感和村民效能感。甚至在村民的投票行为与主观期望的结果相一致时（投票给当选者、参与当选者的助选活动）,亦未能发现其对效能感的显著影响。     

网络盗窃及其刑法评价

网络盗窃是在他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侵入他人网络账号,排除他人对该账号的使用,窃取账号内的金币、装备等的行为。我国刑法没有明确规定网络盗窃罪,导致网络盗窃行为在实务中定性不一,司法实践中有将网络盗窃作为民事侵权处理的,也有以计算机犯罪、侵犯财产犯罪予以定罪的。从刑法谦抑性和精细化角度出发,宜将网络盗窃行为依不同行为人、行为对象、行为模式进行分类,进而更准确地在法律上对网络盗窃行为进行评价。     

法经济学视野下有限责任公司治理中的他律与自律

广义的公司治理主要是针对各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联系及契约安排,并涵盖市场和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两个部分。狭义的公司治理仅含公司内部治理结构问题,不包括治理中的外部体系。本文所指的有限责任公司治理为狭义的公司治理,即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法中公司治理的两种基本模式为国家强制与公司自治,本文称之为＂他律＂与＂自律＂。从法律视角界定有限责任公司治理他律指通过义务性规则和权义复合性规则体现国家强制,直接要求公司治理相关当事人作为或不作为并对违反义务性规则的主体作出否定性法律评价,实质是为治理有序、维护社会利益提供保障。有限责任公司治理自律指以公司章程为统领,通过授权性规则实现公司自治,表现为公司治理中的相关主体可以作为、不作为或要求别人作为、不作为,实质是为公司治理的自主行为和良性互动提供行为模式。在私法自治的框架下,公司自律的主导性是不证自明的。但20世纪后随着＂私法公法化＂和＂法律社会化＂,公司法的公法特征越来越为研究者所关注,在此背景下研究公司治理自律与他律的博弈是很有裨益的。     

“一人竞拍”法律效力探究

狭义上的＂一人竞拍＂是指在一个拍卖标的的拍卖中,只有一个竞买人报名参加拍卖活动的过程,对于其效力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疑义。＂一人竞拍＂符合拍卖＂公开竞价＂的本义和拍卖活动的价高者得规则。对＂一人竞拍＂法律效力的考察,除符合成立和生效要件外,还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     

侵犯网络账号的行为定性与刑法规制

侵犯网络账号的行为定性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反复。网络账号的定性固然重要,但不能让网络账号的法律属性承担过多的区分罪与非罪的功能,仍然应当结合具体犯罪构成要件进行认定。刑法应从属于民法,虚拟财产可以成为物权的客体而被认定为无体物,成为刑法保护的对象。虚拟财产具有数据属性、物品类财产属性、网络账号类财产属性、信息属性,且彼此存在竞合。针对司法实践中"出信""洗信"行为应当具体分析而不能作"一刀切"。     

技术、资本与数字公司的国际话语权

数字公司因技术禀赋和资本力量成为数字全球化时代掌握国际话语权的新兴力量。技术禀赋包括领军型技术创新、多赛道数字技术进步与融合能力、技术衍生关系。资本力量包括数字公司的主权级资本体量、数字资本的全球拓展性和社会渗透力。数字公司的国际话语权体现为四种权力,即信息剪裁、规范塑造、议程设置和政策影响。数字公司可以展示和隐藏信息、强制封锁和关闭网络账号以及审查特定信息,拥有对规则、伦理和法律法规的影响力。依托庞大的用户规模,数字公司成为新的议程设置者,供给特定的新闻内容,操控网络群体心理,炮制虚假信息。数字公司通过扶植政治代理人、政治游说以及对媒体和公众的公关影响政策制定。适度的国际话语权是数字公司的正当权利,但如果其国际话语权过度扩张或出现政治化倾向,就会冲击国际秩序、挑战国家安全和国家的国际话语权。     

技术、资本与数字公司的国际话语权北大核心CSSCI

数字公司因技术禀赋和资本力量成为数字全球化时代掌握国际话语权的新兴力量。技术禀赋包括领军型技术创新、多赛道数字技术进步与融合能力、技术衍生关系。资本力量包括数字公司的主权级资本体量、数字资本的全球拓展性和社会渗透力。数字公司的国际话语权体现为四种权力,即信息剪裁、规范塑造、议程设置和政策影响。数字公司可以展示和隐藏信息、强制封锁和关闭网络账号以及审查特定信息,拥有对规则、伦理和法律法规的影响力。依托庞大的用户规模,数字公司成为新的议程设置者,供给特定的新闻内容,操控网络群体心理,炮制虚假信息。数字公司通过扶植政治代理人、政治游说以及对媒体和公众的公关影响政策制定。适度的国际话语权是数字公司的正当权利,但如果其国际话语权过度扩张或出现政治化倾向,就会冲击国际秩序、挑战国家安全和国家的国际话语权。     

浅议飙车行为的入罪条件——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八）新设立了危险驾驶罪,对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且情节恶劣的行为,也即情节恶劣的飙车行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判断对具体＂飙车＂行为应否追究刑事责任,取决于其是否同时具备危险驾驶罪的四个犯罪构成要件。     

公司章程自由与公司法强制性规范的协调

公司章程自由是实现公司自治的决定性因素,而公司法中的强制性条款的设定也是必要的。对＂章程不得违反公司法中的强制性规则＂的原则,应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分析,从而判定行为的效力。     

扒窃行为的司法认定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公共场所扒窃的行为日益增多,严重扰乱社会秩序,降低民众社会安全感。为此《刑法修正案（八）》第三十九条增加三种盗窃罪情形,即＂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但是对＂携带凶器盗窃、扒窃＂中这个顿号含义的不同理解造成司法实践对＂扒窃＂案件处理的不一。对此,无论从扒窃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入手还是回归立法本意,都应理解为有＂扒窃＂行为即可入罪,而不需要＂携带凶器＂等附加条件。     

公司慈善捐赠中董事行为的制约机制探讨

妥当约束公司慈善捐赠中董事的行为,是解决慈善捐赠活动与公司营利性的矛盾、解决公司慈善捐赠中代理问题与利益冲突的关键环节。客观上公司慈善捐赠会增进社会公共利益,但董事决策公司慈善捐赠的行为目标应该与董事在公司治理中的职责相一致,即促进公司利益最大化;董事决策的公司慈善捐赠属于经营管理决策,其妥当性判断标准应引入经营判断规则。     

“警察依法防卫”与“儿童利益优先”平衡——防卫危害校园儿童犯罪之临战行动规则的确立及应用

有效防卫危害校园儿童安全犯罪,应坚持＂警察依法防卫＂与＂儿童利益优先＂相平衡的防卫原则。本文讨论了确立该原则的价值取向、制度依据和策略保障,并围绕这一原则,在分析其衍生规则即危害校园儿童安全犯罪防卫之临战行动规则理论及技术要素及其结构的基础上,提出了创新、确认其衍生规则的可选择路径,构建了更适宜应用和评价的与犯罪侵害行为层阶和梯次相适应的警察临战应急行动标准体系。     

扒窃行为的解读与评析

《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入刑,作为盗窃罪的行为方式之一在客观上没有数额和次数的限制,使得许多司法实务者认为扒窃由＂结果犯＂变成＂行为犯＂,即只要实施扒窃行为即使没有窃取财物仍然构成犯罪既遂,因而对于一切扒窃行为都要定罪处罚。文章认为,虽然扒窃行为没有数额和次数限制,但是扒窃与普通盗窃所侵犯的法益是一致的,其仍属于结果犯范畴。对扒窃行为的认定要受刑法总则第十三条＂但书＂规定的制约。     

超越商事交易裁判中的“普通民法逻辑”

网络黑灰产业链中常见的上游行为主要有侵犯信息与虚假流量两类。利用能够规避或突破网络安全防护系统的软件技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想象竞合，而利用破坏性程序软件虚假注册的行为则可能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现行刑法无法对恶意注册行为进行有效规制，应通过刑事立法增设“妨害信息网络管理秩序罪”，以保护包括互联网实名制在内的信息网络管理秩序。实践中可以以“大于半数规则”作为量化标准推定网络中立业务平台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行为中“明知”的成立。刑法应当密切关注人工智能技术与网络黑灰产犯罪结合带来的破坏。     

公司自治与国家强制之解读——以公司章程为切入点

公司自治是私法自治在公司法领域的体现,但由于"市场失灵"、公司社会责任的缺失及对公司利益相关者保护的原因,国家又要对公司自治行为进行管制,表现为公司法中的强制性规范。公司章程是规范公司组织和活动的自治规则,体现了公司自治性和国家强制的对立与平衡。     

网络著作权侵权证据能力研究

伴随网络著作权侵权纠纷日益滋长之势,如何确立和适用证据来解决网络著作权纠纷,已成为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需要直面的难题。在网络著作权侵权证据方面,我国应该效仿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在原有诉讼法体系中不断发展和完善我国现有的证据制度,从动态与静态两个方面对法官认定事实所依据的证据加以区分。同时,我们也应当在奉行＂非歧视性＂原则,在遵循现阶段＂自由心证＂主义、力求＂客观事实＂的基础上,适当地引用英美法系的证据可采性规则来限制法官＂自由心证＂的程度,为法官的具体裁判行为提供一种可＂授权性＂的法律依据,从而在遵循法定诉讼程序过程中,推断出符合法定证明标准的事实,作为法官裁判的基础事实。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范围探讨——兼论《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规定》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范围以及适用模式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核心内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范围从总体上可以包括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以及通过非法证据所获得证据,即＂毒树之果＂。《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规定》从防止冤假错案发生的角度规定了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及其操作程序,没有规定对实物证据的排除,也没有提及＂毒树之果＂。非法证据排除规的宗旨并不是为了防止司法误判,而是为了抑制官员滥用权力侵犯人权。作为一项程序性制裁手段和一种权利救济手段,为达到抑制警察非法滥用职权的行为和保护民众不受非法侵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范围不能仅仅限于非法言词证据。     

当代中国青年网络政治参与基本状况研究报告——全国范围内的基础调查

一项全国范围内的关于当代中国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状况的基础调查显示,青年上网目的的多样化与聚焦性同时并存,而获取政治信息是青年网上排名第一的行为;青年网络参与的政治内容比较丰富,民生和主权问题是青年参与度最高的领域;国际政治是青年网络参与的重点之一,尤其重视国家主权利益;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意识虽然较强,但参与层次不高,在参加网络投票、民意测验以及组织网民关注某事件这三项典型的网络政治参与上,青年的参与度呈递减趋势。     

信用卡诈骗罪“构罪数额”问题研究——以恶意透支与其他普通信用卡诈骗行为的关系为视角

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信用卡诈骗罪规定了四种行为类型,其中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的＂构罪数额＂与前三种行为类型不同。当出现不同种行为交合的情况,即行为人在实施前三种行为的一种或几种的基础上又实施恶意透支行为的,应当以前三种行为的＂构罪数额＂定罪处罚;当出现不同种行为并列的情况,即行为人既实施了前三种行为的一种或几种,又实施了其他恶意透支行为,且二者之间不存在内在逻辑联系的,可以对不同种行为数额累计,然后依据刑法有利于被告人的精神就轻认定;当出现同种行为多次实施的情况,即行为人对以自己身份合法申领的多张信用卡进行恶意透支的,无论单张信用卡的恶意透支额是否达到＂构罪数额＂,都应当将同种行为的数额累计定罪处罚。     

践行科学发展“八大观念” 推动公司科学和谐发展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坚持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作为各项工作的总抓手,通过集思广益、集智谋划、集中研究,创造性提出了符合职工群众意愿,符合公司发展实际,具有可操作性的科学发展＂八大观念＂,在公司上下掀起了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热潮,有力地推动公司实现科学和谐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