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检察的现状及其完善——以四川等省20年（1990-2010）的行政检察实践为素材

20年的行政检察实践表明,域外移植是行政检察的制度起始,尚未定型是行政检察的发展现状,尊重理性、传统与规律是行政检察的完善原则,本土探索是行政检察的进化路径。     

行政检察调查核实权的规范化运行

检察监督基于查明案件相关事实的需要,天然蕴含调查核实的权力内核。在强调四大检察均衡发展,全面深化行政检察监督的新时代,需要充分认识行政检察调查核实的重要意义以及行政检察调查核实的特殊性。行政检察调查核实是个案监督工作的基础,是行政相对人表达诉求和补充法院卷宗外相关案件事实的重要途径,关系到案件办理的质量和效果,以及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工作的正常开展。目前,检察机关行政检察调查核实权运行中存在调查核实理念存在偏差、法律依据供给不充分、强制性手段缺乏、证据效力有争议等问题。要全面深化行政检察监督,就需要树立能动式调查核实理念、明确调查核实原则、明确调查范围、科学设置调查程序、强化调查核实保障措施,以发挥调查核实权的功能作用,促进行政检察监督制度完善和提升监督质效。     

略论行政检察监督的职能配置与制度设计

在我国,检察机关在行政诉讼中仅有抗诉职能,没有起诉和参诉职能。而且,检察机关在行政诉讼中的抗诉职能无论是在制度设计上还是在司法实践层面都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应当在行政诉讼中合理配置检察监督职能,逐步设计完善的行政诉讼检察监督程序,这将有利于司法公正目标的实现。     

作为监督行政制度的诉前检察建议刍议

诉前检察建议是目前检察机关五类检察建议之一。作为监督行政的重要方式,诉前检察建议虽是行政公益诉讼的前置程序,但在实践中被广泛运用,特别是在促进行政争议的诉前化解和实质性化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监督行政方面具有独立于行政公益诉讼的重要价值。在实践中,诉前检察建议还存在规范性欠缺、适用范围狭窄、效力缺乏保障等问题,应进一步加强完善立法,通过明确诉前检察建议遵循的基本原则、拓展诉前检察建议的适用范围、完善诉前检察建议的程序等,充分发挥诉前检察建议监督行政、促进依法行政的功能。     

检察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的实证分析

检察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是一个理论和实践交叉的疑难课题,涉及被诉主体类型、被诉违法行为类型和诉讼拟救济利益类型三个核心要素。通过对已有检察公益诉讼案例的分析和理论比较可知,检察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被告类型应限于国务院或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中对环境、生态、资源保护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职能部门,可以是单一被告,也可是共同被告,但一般多属于普通共同诉讼。被告的涉诉行为可能是环保领域的行政不作为,也可能是违法行使职权。检察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应以救济环境公共利益为主,环境公共利益应区别于基于国家自然资源所有而产生的国家利益。     

检察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困境与纾解

检察机关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可以破解行政争议程序空转桎梏、实现权力动态平衡,维护客观法秩序的统一。但由于制度供给的缺位,检察机关工作开展的实践中也出现基层检察力量难以下沉,办案人员内在驱动不足,检察听证运用不畅等问题。针对检察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过程中表现得比较吃力的现实问题,完善“一体化”办案机制,变革考评机制,完善检察听证等优化措施,以提升行政检察质效。     

检察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制度分析和实践完善

目前着力开展的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还面临着认识不清的困境,有必要探究其内在逻辑以明晰其面目。理论依据要解决“为何做”的问题,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因应解决实际问题需要,具有深层次的实质法治、国家治理、检察功能、能动检察的动因和需求。制度定位实际是解决“为何能做”的问题,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依托行政诉讼监督开展,是行政检察职责的组成部分,属于工作机制层面的安排。实践完善要解决“如何做”的问题,实践中已形成类型化的化解模式,还要探索和创新化解范围和方式,以期尽早实现规范化、定型化。     

浅论环境侵害行政补偿制度的构建

环境侵害行政补偿制度是环境侵害救济社会化制度构建的重要内容,目的在于解决在环境侵害事件中责任主体缺位和履行不能情况下受害者的救济问题。在探索环境侵害行政补偿制度的构建准则、基本法律要素等问题的基础上,我国可以通过修改调整《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的方式,尝试推行该项制度。     

行政问责：运行程序与制度模型

行政问责是对政府责任进行全面追究的一种监督机制。在日渐明晰的内涵、要素与功能的基础上,行政问责的规范效应的发挥与制度价值的实现最终有赖于一整套精确完备且有较强操作性的运行程序和制度模型,并实现行政性问责向程序性问责的实质性转变。根据我国现有的制度基础与行政生态,行政问责的制度模型应当包含行政失范行为的发现、政府责任的解释与评估、政府责任的追究以及行政问责的救济等若干运行环节。     

从苏俄检察制度发展看我国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权的存废

长期以来,苏联的经验和模式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和先行示范,检察制度也是其中重要一项。对我国检察制度改革具有重要启示的是,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取消了检察机关对刑事审判的监督,仅保留了检察制度一般监督。通过考察苏俄检察制度的产生、发展、特点、缺陷,对比和分析我国废除检察机关事审判监督权的可行性,可为我国司法体制改革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证资料。     

人民监督员制度与检察听证制度的融合发展及实现路径

人民监督员制度和检察听证制度均是目前检察机关在司法办案中贯彻人民民主全过程的重要制度,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文章从分析二者的关系入手,揭示二者融合发展的必要性,并从提升一线办案检察官的认识、重视人员选任工作、加强兼具规范性和艺术性的流程再造及落细落实以及从诉讼经济原则出发衡平二者关系四个方面,提出融合发展的路径,以期促进其更有效地发挥功能价值。     

我国检察学研究的现状与前瞻

近年来的检察学研究成果突出,回应了理论挑战,适应了实践需求,完善了理论体系。但其存在研究深度不够,以及部门性较强、公允性不足两大问题。中国检察制度建设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检察理论研究面临新的课题。为了保持理论的公允性与说服力,检察学研究应当确立系统思维,坚持谦抑原则;应当超越角色局限,不忘客观义务;应当养成理性思维,尊重司法规律;应当注意分寸把握,恪守真理界限。同时,检察学研究应实现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的双向拓展与改进,应当拓宽视野形成有深度、更大气的检察理论。     

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与民事检察制度的发展

1991年民事诉讼法确定了民事检察制度,但由于法律规定过于原则,民事检察制度的发展十分缓慢。2007年10月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完善了审判监督程序,细化了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明确了再审法院和法院裁定的再审期限。这次修改推动了民事检察制度的发展,但仍未从根本上解决民事检察制度存在的弊端。本文从审判监督程序修改内容及对民事检察工作所带来的影响入手,分析现行民事检察制度的不足,并对我国民事检察制度的发展进行粗浅的法律构想。     

中国检察教育培训的制度演进与时代发展

中国检察教育培训自1978年复建检察机关起,经历了四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中国检察教育培训逐渐走上了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发展的道路,基本构建起了内容全面、体系完备的检察教育培训制度,但也存在着体制机制不健全、保障措施不到位等问题,这与新时代检察工作创新发展的要求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国家检察官学院作为检察教育培训的主阵地,要率先垂范地把握检察教育培训的时代方位,按照“三个一”的总体要求,以“一二三六九”的办学思路为依托,加强政治建设、突出特色亮点、夯实人才队伍和培训课程体系建设。     

中国检察教育培训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经过30余年的发展,中国检察教育培训制度逐步走上了制度化、规范化发展的轨道,检察教育培训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科学化的水平还较低,还存在制度不健全、不完善、机制不科学等问题。完善检察教育培训制度,需要加强检察教育培训的改革创新,积极推进培训体制、运行机制、内容方式、师资队伍和宏观管理改革。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权的发展与完善

民事诉讼法执行检察监督权的宣示既经历了漫长的孵化过程又实现了跳跃性地突破。《民事诉讼法》第14条和第235条规定的执行检察监督使法检两家面临如何构建执行中协同型关系的新问题。执行检察监督权的具体配置将对执行权的运行产生重大影响,必须处理好执行救济与执行检察监督的顺位关系和优位关系,执行检察监督运行中的积极和消极规则,以及执行检察监督范围和监督方式的封闭和开放问题。     

论我国环境行政合同制度的构建

环境行政合同制度的功能和我国政府环境行政管理方式的滞后,说明构建我国环境行政合同制度已经成为必要;环境行政合同制度在我国的初步发展和我国企业环境意识的提高,说明构建我国环境行政合同制度已经具有可行性。我国的环境行政合同制度应主要包括环境行政合同的程序控制、主要内容、责任制度和救济制度等四个方面。     

对当前中国检察制度及检察工作发展的思考

本文从法律监督理论与检察实际工作两方面着手 ,在总结历史及解析理论的基础上 ,提出以程序性法律监督作为中国检察制度的理论基础和工作导向 ,强调检察制度设计与检察制度运行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协调发展 ,试图为有中国特色的检察法律监督制度建设提供一种明确的理解。     

论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行政听证程序是近年来行政法学界研究的热点。本文主要从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现有规定与目标要求的比较着手 ,提出我国行政听证制度发展完善的几点看法 ,认为应扩大行政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 ,丰富其具体形式 ,完善其内容。     

疏漏与补足：环境侵权解纷中进退失据的环境行政调解制度

环境行政调解制度是一种重要的非诉讼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在现实纠纷解决过程中,它比司法调解、人民调解有更大的独立性,实践中也往往成为公民在遭受环境侵害后的首位选择。环境行政调解制度具有效益优势、专门化优势,能直接应对现行法律体系中环境权利法定化状态不足的现状,跟其他类型解纷机制相比也具有比较优势。但是,环境行政调解在实践中并不能令公民满意,它的法律依据和法律效力不足,事实上沦为环境行政处罚的＂前置程序＂,并未成为一种独立的解决环境纠纷的制度类型。因此,我们应当针对其制度缺陷及其内生性缺陷进行相应的制度完善和综合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