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规制的制度变迁——以日本为例

食品公共安全规制的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和自增强特性.在日本,规制者利用过去规制形成的社区规范和共有价值观,成功地根据规制的需要,进行制度设计,积极利用民间自发的制度演化与政府主持的制度演化有机结合,共同推动了日本食品安全规制改革,提高了日本食品安全规制水平,保证了日本国内较高的食品安全水平.本文基于日本食品安全规制的变迁,从制度变迁视角进行研究,认为政府在进行食品安全规制改革时,应切实注意民间自发的制度演化,并充分考虑过去的规制形成的共同认知信念,将共同价值规范内化于社区公众中,从而减少规制变迁的阻力和压力.     

利益博弈与制度变迁:基于制度经济学角度的理论反思——以现阶段农村土地流转为实例的分析

农村土地政策的调整是多方利益博弈与妥协的产物,以诺斯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为我们分析现阶段的农村土地流转提供了理论上的参考,但在实际运作中,还需要进行本土化的修正.传统的"国家--社会"两分法已经不能涵盖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所有变量,需要将相关博弈力量细化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三部分,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实现共荣利益对狭隘利益的遏制.     

观念变迁对农民社会化的推动作用探讨——以农民土地意识为例

农村的社会化进程关系着我国现代化进程、城市化进程的顺利进行。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加速,我国农村居民的社会化程度也在不断提升,成为推动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农民观念的变迁正是推动社会化进程的关键性影响因素,特别是农民土地观念的变迁,使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之中解放出来,寻找土地之外的发展途径,寻找农村之外的发展空间,融入城市,融入二三产业的发展之中。     

大都市区的土地整治应以“三化”同步为导向——以上海市为例

上海市土地整治通过建设设施良田和实施菜田、村庄改造,建立涉地信息综合监管服务平台等,实现了合理配置和利用农用地资源、大幅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在助推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三化同步健康发展方面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该文对上海市土地整治取得的成就进行了归纳总结,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我国半官办社团的制度变迁路径分析——以行业协会为例

半官办社团是介于政府全权控制和组织独立自治之间的一种过渡状态,是政府权力收缩和社会自主能力增强的反映。行业协会等半官办社团在政府机构改革中发挥了作用,但其组织自身的发展仍存在着问题和困难。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并举的制度变迁模式可以为半官办社团的发展提供良性的路径参考。     

社会政策与性别平等--以对中国养老金制度的分析为例

中国实行的许多社会政策对于整体经济的增长和社会发展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一些政策对妇女地位的负面影响常常被忽视,或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本文以养老金制度为例,分析了目前的制度安排对女性人口的影响及主要原因.本文认为,社会政策的形成和实施应当充分考虑社会性别因素,采用更加整合的方法,平衡当前与未来、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我国非遗生养制度的当代变迁——以安顺地戏为例

本文以贵州安顺地戏为例,探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成养育的动力因素和保障机制,考察当今遗产运动和大众旅游情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存续发生的变迁,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人制度进行反思。     

三重语言市场与民族地区语言变迁——以京族聚居区为例

在三重语言市场中,内部和本地语言市场扩张同外部语言市场反蚀形成的双重运动是语言多样性式微的机制。现代社会不断增强的流动性和开放性提供了内部语言市场和本地语言市场弱扩散的机会,同时也使外部语言市场迅速蚕蚀内部和本地语言市场。其中,三大机制形塑了这一双重运动的过程及其结果,分别是作为经济机制的生计模式、作为社会机制的语言功能和作为权力机制的语言政策。随着人的生计模式由传统转向现代,语言功能从以生活需求满足为主转向生活、生产和发展需求满足并重,旨在统一语言以降低全社会交易成本的语言政策赋予了外部语言市场的强反蚀能力。而弱扩散和强反蚀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内部和本地语言市场逐渐被稀释。京族聚居区语言变迁的典型个案说明了三重语言市场在民族地区语言变迁现象中的解释力和应用价值。在民族地区迈向共同富裕的社会景观和统一语言市场的进程中,需要更多创新的政策工具和社会行动来维系多样化的语言景观。     

晚清土地经营制度的选择与博弈分析——以徽州为讨论中心

清中期以后,中国人口一度呈“爆炸”式增长,但社会生产力却停滞不前,使许多地区人地关系日趋紧张。人地矛盾不仅引发了许多相关社会问题,同时也严重阻碍了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徽州地区便是其中的典型。鉴于此,文章以徽州地区为例,对租户、佃主的关系以及双方在佃权选择上的博弈进行建模分析,希冀借此探寻解决人地问题的出路并提出相关见解。     

不可忽视城市低保制度在基层实践中的问题——以某资源枯竭型城市的一个社区为例

近些年来,城市低保制度在缓冲改革冲击,保障社会稳定上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随着低保制度覆盖面的扩大,其在基层的实践中也产生了诸多问题,并影响着低保制度的进一步推进和其正功能的有效发挥。低保制度在基层的实践形态究竟如何?其发生偏差的根源到底何在?在基层的实践中怎样不断完善低保制度?亟待关注城市低保在基层的实践。     

基层清单法问责制度创新的成就与限度——以浙江省Y区“清单法”为例

对基层公权力施加有效问责是地方党委和政府实现有效领导的重要方式。以规范基层公权力运行为目标的清单法有助于厘清政府、社会与公民的权责边界,为公职人员和普通公民提供双向保护;在不干涉原有行政职能的前提下,为行政工作的规范开展提供制度保障。清单法问责制度的设计以“增益性确权”为理念,制度的落实以“谋求共识”为导向,制度的推广则呈现“渐进动员”的特征。然而,基层问责制度创新也应避免落入文牍主义的陷阱;基层政府需要警惕“改而不变”的困境,对创新效果评定方法的适用性也亟待反思。克服问责制度创新的困难,需要调整以短期目标为导向的绩效考核方式,以多方合作的形式制定科学、有效的绩效评估方法。     

走向选举与协商的复合:改革开放以来基层民主的变迁——以历史制度主义为分析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层民主有着清晰的变迁轨迹,但在先前的研究中并未得到很好的理论揭示。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文章认为我国基层民主经历了一种层叠型的制度变迁模式。并且,通过治理导向这一核心的运作机制,选举与协商在基层政治的具体治理样态中实现了复合,锁定了民主政治发展的根本进路:在调整治理主体间关系、吸纳更多的治理资源、完善治理程序的前提下,实现了治理功效的全面提升,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奠定了重要基础。     

农村民族地区大力推进刑事和解制度的法律研究——以贵州农村苗族地区为例

刑事和解作为目前刑事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共同热点,其研究已呈如火如荼之式。然而,地处边远、经济落后、资源匮乏、传统民俗习惯深远的农村民族地区,由于受到历史传统的影响,更具大力推进刑事和解的社会环境。因此,扩大法律的适用范围,在农村民族地区推进刑事和解尤显必要。     

我国公安机关犯罪侦查制度的改革与创新——以我国轻罪刑事政策的理论与实践为视角

为了实践轻罪刑事政策的基本要求和顺应刑罚轻缓化的世界潮流,需要对我国公安机关犯罪侦查制度进行完善,完善的重点应当包括：第一,取消刑事立案程序而代之以立案登记制度;第二,构建我国侦查阶段的轻罪处分制度;第三,对我国轻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一般不羁押原则＂;第四,将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作为我国轻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主要强制措施。     

完善重庆市排污权交易的制度设计——以三峡库区重点移民区县为例

2010年6月,市委三届七次全会作出《关于做好当前民生工作的决定》,提出了我市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的工作。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是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的一票否决指标。而排污权交易则是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的一个重要途径。重庆是主要污染物排放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的     

政党制度与政治稳定的关系分析——以德国和泰国的政党制度为例

从政党制度与政治稳定的相关概念出发,通过对德国和泰国的政党制度发展历程进行考察与分析,说明了在发达国家,政党数量的多寡与政治稳定没有关系。然而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一党制及一党独大制可能导致社会动乱,也有可能导致社会稳定,但是多党制必然导致不稳定。     

警察制度的确立与现代国家的成长——以欧洲国家为例

现代国家的成长过程既是暴力的垄断过程,又是国家理性的成长过程,是一系列权力、程序、机制、知识、微观制度的复杂综合。现代国家对治理术的掌握与灵活运用是垄断暴力的基础条件。欧洲国家警察制度的确立表明:警察要例行和日常地介入公共生活。警察制度的公共性功能开始逐渐显现,推进了公共管理技能的发展,同时也意味着国家反思性监控能力的提高。国家对暴力的逐步垄断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广泛的国内和平在西欧国家出现了。国家对暴力工具的逐步垄断,是影响现代性发展的独立变量。     

择偶标准变迁与阶层间的封闭性——以1949年以来择偶标准变迁为例

自1949年以来,学术界公认我国社会大众的择偶标准发生了变迁。但是如果我们将各个时期择偶标准与社会阶层划分标准进行对比就会发现,各个时期我国社会成员的择偶标准与社会阶层划分的标准相重合,择偶标准在绝对变化的背后隐藏着相对的不变律——阶层内婚姻。社会成员择偶标准变与不变的实质是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阶层内婚既是阶层封闭性的体现,又是促进阶层间走向封闭的重要推动力量,从而使得婚姻与择偶成为一种社会阶层间的封闭机制。在社会快速转型的大背景下,划分阶层标准的快速变迁既遮蔽了择偶与婚姻不变的规律又使得其作为阶层间封闭机制的功能发生扭曲,但是如果我们结合考虑快速转型期的特殊性,仍会发现这种不变的规律与机制。     

制度视角下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与启示——以江苏省江阴市为例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制度建设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保障。为了探索苏南发达地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经验与启示,通过对江阴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实践的调查与分析,发现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形成生态文明建设“硬约束”必须要从加强生态法治建设、建立健全监管体系和严格落实生态责任三方面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