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现代性思想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及其现实意义

最早起源于西方的现代性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在带来理性的光明、生产力的爆发的同时也衍生了一系列问题。马克思在其论述中虽然没有直接使用“现代性”一词，但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洞察无不体现着现代性思想。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人民以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为旨归，结合中国实际创造出了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丰富和发展了现代性理论，开辟了现代化的新境界，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可供选择的现代化路径。     

比较法的现代性歧途

<正> 这个文本的题目会让敏感的读者产生某种警惕——因为它可以被解读为“比较法的现代性出现了歧途”抑或“比较法的歧途归咎于其现代性”,而这似乎表明作者打算对比较法的现代性予以谴责。在读者中立即有一些人开始骚动不安——后现代主义和狼来了！ 对于那些较不熟悉“现代性”(modernity)、“后现代”(postmodern)这些术语的读者而言(尤其是那些研究像法律这种最具现代性品质的事物的人士,这种陌生是相当正常的),则会产生一些疑问——你们所讲的“现代性”到底是指什么?比较法与它有什么关联?读者们更多的追问还会产生——“现代(化)”不就意味着文明、发达和进步,你们为什么还要谴责它?(略带责备口吻的)你们又企图标新立异些什么?     

刑法理论的现代性问题

现代刑法理论自启蒙以来,经历过两次深刻的危机。第一次危机以刑事古典学派与刑事实证学派的理论交锋为表现形式,冲突的焦点集中在刑法与价值的关系问题;第二次危机突出表现为后现代法学对现代法学的理性原则和主体性原则的全面颠覆。通过对两次理论危机的梳理,作者初步探讨了不同时期刑法现代性问题的不同表现及其产生的理论根源,指出刑法现代性问题的实质是刑法理论内部现代性因素特别是理性因素矛盾运动的结果。     

政府理性的演进逻辑及其现代性思考

政府理性与政府行动的价值取向及政府所选择的行政模式有关。政府理性是伴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和公共行政模式的转变而逐渐具备现代性的。政府理性在寻找现代性的过程中曾一度被市场理性淹没,又在管理主义之风盛行之下将自身的价值理性迷失,最后在与社会及公民形成的互动治理网络中通过公共协商的方式找到了现代性。现代政府的理性是公共理性。     

现代性观念与现代法治——一个诊断分析

本文分析了现代性观念、现代法治以及两者在当下中国语境中的相互关系。本文认为 ,现代性观念是存在问题的 ,它遮蔽了社会历史变化的相当重要的复杂性、多样性 ,容易使人们对社会的建设方案出现片面的、直线的、纯粹的理解 ,容易使人们对社会建设方案的“他者”要素视而不见。尽管“现代法治”作为观念在当下中国是极具积极意义的 ,而且 ,对法治现代化的总体建设方案大加批评也是徒劳无益的 ,但是 ,在“现代性观念”操纵下的“现代法治”观念 ,依然需要我们对之作出某些“诊断式”的分析说明。“现代性观念”和“现代法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合谋”关系 ,对此应该保持必要的警惕。对“现代性观念”和“现代法治”进行诊断式的分析 ,并不是反对现代化和现代法治在中国当下语境中的推进 ,在某种意义上 ,这种分析是为了更好地促进现代化和现代法治在中国有益健康的展开。     

现代性与中国现代监狱制度构建论

以市场经济为制度维度的中国现代监狱制度构建,是现代性的反思与重新架构.它必须在一定的内源和外源动力和动力机制下,以继承和移植为途径,以演化为模式.同样,现代性并不排斥中国特色.中国现代监狱制度将是表征和彰显现代文明、法治、公正和权利的监狱制度.     

中国司法现代化的演进逻辑与发展路径

中国司法建设百余年历程可归结为“现代性司法的中国化”与“中国性司法的现代化”两个基本命题,并在当下融合于迈向“以审判工作现代化服务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土自主性现代司法模式。对于中国司法现代化的逻辑阐释及发展理路,可从达玛什卡司法程序类型理论寻找灵感。立足于现代司法的多样化特征,达玛什卡提出了一个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程序类型理论,并可引申出多元现代性视野下司法现代化存在多种选择的命题,这可以在理论上为“现代司法的中国模式”提供支撑。同时,摒弃去情境化的普遍主义,基于权力组织结构和国家形态对司法程序某种程度的决定性塑造作用,达玛什卡“重新找回国家”,深刻阐释了司法现代化的主体性逻辑与政治生态学命题。无论“现代性司法的中国化”,抑或“中国性司法的现代化”,都应充分关注程序改革与作为制度背景的中国司法生态特别是政治生态的契合性。未来司法建设应在中国性与现代性之间进行反思平衡,既要深入推进司法领域中国性价值与范畴的现代阐释,也要充分关注现代性价值与范畴在司法领域的中国表达。     

现代性：中国法治化的生成支点

中国的法治化建设是在复杂的境遇与多种压力下进行的浩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其中,后现代思潮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一种理论。后现代理论本质上是后工业社会的产物,因而有其特定的生成环境。对中国法治建设而言,最缺乏的是现代性,而不是后现代,而且应当警觉中国前现代法律化与西方后现代法学思潮的畸形杂交对中国法治化的消极影响。现代性应当是中国法治化必须记取的基本前提和必须围绕的一个中心。     

计划经济新传统与现代性——兼论中国法的现代性问题的四个共时性矛盾

中国"三次法律革命"的历史意蕴在于第三次法律革命实质上意味着我们放弃了计划经济时代对西方非主流现代性的诉求,这实质上给我们带来了有别于"古典传统"的一种新传统,即国家主义的"计划经济新传统",这种"新传统"与现代性是矛盾的,此矛盾是中国法的现代性问题的最显著特征。主流论者对此的回避不仅有悖于现代性的理性精神,也事实上造成了"中国"的缺位。中国法的现代性问题"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实质上具化为四种共时性的矛盾:古典传统与现代性的矛盾、"计划经济新传统"与现代性的矛盾、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矛盾,以及第一现代性与第二现代性的矛盾。     

略论中国赠与法律传统及其现代转型

中国赠与法律传统是以互惠原则为主轴展开的。互惠原则既有情感亲睦功能,又有促进和维系统治秩序的功能,是中国赠与法律传统的内在原则,其作用范围遍及社会各领域。现代赠与法制的样式是“理性”、“祛魅”等现代性因素影响法律发展的表现,但在现代赠与法制中,互惠原则的基本精神仍在延续。     

略论时代思潮对清末小说批评的影响

晚清是中国从传统向现代嬗变的转型期.这个时代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为了救亡图存、振兴中华,中国人开始大规模地向西方学习.于是,西学大量涌入中国,西方的影响笼罩中国.在这种背景下,清末的小说批评同样深受西学及其在中国形成的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清末许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来自西方的新的思想观念和思想方法,来解读中国的传统小说,正是这种影响的表征.     

政策增长与法律空洞化——以经济法为例的观察

当前我国法律的空洞化现象严重。法律空洞化是指立法风格简略、粗犷,法律的完整性、周延性、精确性和普适性不足,没有实质内容,可操作性差,从而导致法律的控制力不足,法律仅剩一个空壳甚至连外壳都没有的现象。法律的空洞化问题,实质上是法律与政策的关系问题。法律工具主义是法律空洞化现象产生的思想根源。但从时代背景看,法律与政策的关系则是一个纠结在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间的一个复杂性问题。鉴于法律的空洞化和"政策之治"产生的诸多弊端,我国当前应加快向"法律主治"的转型。为此,要正确认识法律与政策的关系,坚守法律的目的价值观,树立法律精细化的理念,加强对行政机关的政策制定的法律控制,规范法律解释活动。     

论当代中华民族精神

当代中华民族精神乃是由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全人类精神和马克思主义精神这三股精神融汇而成 ,经由邓小平理论融为一体。它具有强大的凝聚力、生命力和创造力。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特征是传统与现代的统一、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统一、革新与渐进的统一。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内涵表现为 :求新的批判精神、求实的科学精神和求善求美的人格精神     

个人与国家之间:当代法文化的价值观

法文化的价值问题属于“法统”范畴,它是任何时代的法文化必然具备的一个核心问题.当代中国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研究当代法文化之价值问题的一个理论前提,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可以解读出与法文化的价值问题息息相关的概念组合,这就是个人和国家的关系.当代法文化之“法统”既不应该是单纯的个人主义,也不是单纯的国家主义,而必然是个人与国家的有机统一,但要统一于具体语境之中,就需要引入实践智慧的概念.当代法文化的“法统”所依据的理性基础是关系理性,这种理性形态在传统中国法文化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都有良好的思想支撑.     

党性教育视阈下三线精神的时代价值与实践路径

三线精神是民族精神、奋斗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源于上世纪60-80年代,是党和国家以巩固国防和充实备战为目标,在西北、西南地区开展的以工业和交通业为主的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而形成的一种精神。三线精神既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精神的传承创新,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宝贵财富。其历久弥新的历史价值和时代精神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进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对提升新时代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具有重要价值。     

视域融合的法哲学的现实分析

在现代法哲学的范式里,作为法律解释者的主体和作为法律文本的客体是分离的,这种二元结构使法律的权威得到了保证。而有的法哲学家认为,主体和客体之间只有相互沟通,才能防止一种价值压制另一种价值,所以视域融合的法哲学应当有更大的生存空间。但在我国目前的语境下,这种法哲学却可能使法律的王国支离破碎并削弱人们对法律的信仰,或许我们需要的是现代性而非后现代性的法律。     

现代性、经济法理念与经济法治——科学发展观语境下的解析与重塑

现代性代表着一种时代意识、理性、进步观念和反思精神,现代性运动的历史变革引起了经济法及其理念的勃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引起市场经济现代性的进一步嬗变,促使了经济法理念的张扬。在市场经济现代性追求和变革的背景下推进中国经济法治进程,就要以现代经济法理念为指导,培育民众,尤其是政府的经济法治信仰,奠定经济法治形成与发展的思想基础,提高经济法律的运用水平,促进良好的经济法治秩序的形成。     

中华民族精神与服务型政府文化建设

在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当前,随着政府职能由“全能型”转向“服务型,”塑造服务型政府文化成为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政府文化作为一种文明形态,首先具有民族特点,建设服务型政府文化需要民族精神。     

‘We,the European People . . .’—Relâche?

Abstract:  The failure of the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treaty has not been taken seriously by the European constitutionalists. It is regarded as a kind of accident which will be repaired in due course. The article is a plea for a reopening of the debate on Europeanness. Europe cannot and should not be a 'superstate'; nor can it be a kind of revival of the European nation state which is threatened by globalisation. Even less can it be a community of post-national deliberators as Jürgen Habermas would have it. Europe should be constructed as an entity of its own which responds to the heterarchical relational logic of fragmentation which characterises post-modernity and globalisation of which it is a part. It cannot be its counterpart. Europe does not need a 'constitution', and it does not need a 'people' either.